邱炯　绘

　　平均每年１个到２个项目“入遗”的“中国速度”，在许多人眼里是骄人的成绩。７月５日，国家文物局负责人和有关专家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速度”可喜可贺。但他们同时提醒，世界遗产没有终身制，如保护不善，即使被列入名录也将被“清扫出库”。“为了不让‘申遗’变成‘损遗’，当前亟须警惕三大误区。”

　　误区一：重申报，轻保护

　　【现象】“重申报，轻保护”愈演愈烈，是我国遗产保护目前存在的核心问题。近５年来，各地申遗热情持续高涨，“申遗”成为一些地方干部工作日志里的大事要事。１００多个预备项目正急不可耐地等待在“申遗”的门槛外，“申遗”主管部门依旧门庭若市，众多不在编的“后起之秀”还在削尖脑袋试图挤进“预备役队伍”乃至“正规军”。就在“申遗”以及世界遗产大会成为１３亿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词的同时，高速公路从长城上飞快碾过，平遥古城的部分墙体在风雨中坍塌，小桥流水的周庄充溢着猪肘子味，三江并流处布下了“天罗地网”，包括“三江并流”在内的６处遗产地在三十一届世遗大会上受到世界遗产专家委员会的检测……

　　这种特有的现象被解读为“中国式申遗”，其特征有二：一方面不遗余力大造声势，不计成本地将申报项目进行包装；另一方面却是对“申遗”成功的项目漫不经心，人为破坏现象日趋严重。

　　【点评】世界遗产研究专家吕舟：“申遗”前后的极大反差，不只是少数干部追求政绩的表现，而且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心态。遗产地丰厚的经济回报，使人们趋之若鹜――只要打上世界遗产的标签，随之而来的是享有全球知名度，迅速跻身于“国际旅游热点”。至于花费多少钱，会不会导致环境破坏、文物快速毁灭，也许并不在考虑之列。

　　我国于１９８１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初衷是以“申遗”促保护。２６年来，这一“初衷”成了学者的“高谈阔论”和一厢情愿。在一些地方，“申遗”者为了争夺准入证做出应景式的保护和承诺。“申遗”成功后，应景式的保护没有了，承诺也化为乌有。在“世界遗产”的金字招牌下，旅游业急速发展，门票收入越来越高，遗产保护的承诺却弃之脑后。

　　误区二：重利用，轻管理

　　【现象】安徽黄山在“申遗”成功后，旅游收入由每年数百万元增至两亿元；洛阳龙门石窟“入遗”前每年门票收入１０００万元，“入遗”第二年就达到２７００万元；去年刚刚“申遗”成功的殷墟，一年之内门票收入暴涨一倍，还不算其他附加产品的消费、不时来自联合国组织的经济资助等等。“申遗”成功后可能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让一些正在寻找经济发展突破口的地方看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及“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八字方针的可能性。于是，一些地方掀起轰轰烈烈的改造运动：遗产地周围大造宾馆、度假村等旅游服务设施；老城区集体翻新，原住民全部搬出，历史文化名城成为几条旅游仿古街。

　　【点评】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当世界遗产吸引越来越多的目光和脚步时，它的服务成本以数量级上升，仅靠国家那点钱难以维系生存，必须依靠自身经营。但世界遗产有别于一般经济资源。无论是保护还是展示，都具有很高的知识性和专业性，世界遗产要在科学管理的前提下，加以合理利用。这个科学管理的前提是，坚持世界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可持续传承的原则。

　　许多地方把世界遗产的年久失修等同于寿终正寝，借维修、整治名义进行大拆大建，完全违背世界遗产保护的真实性原则，抛弃了千百年来积累的历史文化价值。支配这种短视行为的动机还是“利诱”――世界遗产修复要投入，拆旧建新能获利！竭泽而渔的开发和改造，给世界遗产的长远持续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

　　误区三：重小我，轻大局

　　【现象】条块分割，体制不顺，成为我国遗产管理的掣肘。自然遗产中央一级管理单位是建设部，文化遗产“最高长官”是国家文物局，主要的权力根据属地管理原则都下放到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管理往往局限性很大，从自身利益考虑得较多。此外，许多世界遗产地，国家每年几乎没有拨款，需要自筹自支，有的风景区连起码的厕所都盖不了，只好用门票收入补贴管理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