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新闻>>党报早读>>热点·视点·观点
跳出“贫困陷阱”的中国面临新挑战

经济热点:我们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记者   龚  雯   杜海涛   崔  鹏
2011年07月25日08:20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字号 】 打印 留言 社区 手机点评 纠错  E-mail推荐: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后,发展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人民图片

  核心提示

  GDP接近40万亿元,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人均GDP约44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然而,经济快增、国力变强的背后,一个现实正在逼近:转型中凸显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使跳出“贫困陷阱”的中国在“十二五”面临一个新挑战——“中等收入陷阱”。

  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敏感期。这一阶段,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发展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会不会深陷其中?中国能不能越过这道坎?

  

  经济风险——

  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效益不断递减,比较优势正在弱化,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纵观全球,一国遭遇“中等收入陷阱”,首先源于经济风险诱因,即经济高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原有的增长机制失灵,最终中断经济起飞甚至出现倒退。

  中国站上中等收入国家台阶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等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效益不断递减,发展的比较优势正在弱化,这很可能成为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直接诱因。

  经济增长是“双刃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以劳动力富裕、用工成本低、能源资源价格便宜等比较优势,积极吸引外资,面向国际市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但也带来代价高、消耗大、收益低、失衡严重等问题。

  ——制造业大而不强,缺少核心竞争力。

  我国三产比重过低,产业结构亟须优化。许多行业都集中在加工组装领域,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一些规模很大的加工厂,其实只是“生产车间”,在研发、技术、专利、标准制定和品牌、销售、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往往是“人家说了算”。由于产业缺“芯”,自主创新能力弱,关键技术靠国外,大量产业利润只能拱手让给外方,造成沿海众多加工制造企业“工厂大了,员工多了,工资却涨不上去”。美国《财富》发布的2011年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中,中国内地占61席,但制造企业占比低。

  ——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逐渐减弱。

  近两年,“用工荒”频现于东南沿海,并向中西部扩散,农民工中的青壮年比例明显下降,劳动力供求关系开始朝着“刘易斯拐点”发生全面性、趋势性变化。随着用工成本增加,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正在减少,并影响到中国经贸的国际竞争力。

  ——过于倚重投资驱动,环境压力增大。

  我国近30多年走了一条典型的高强度投入、外延式发展道路,追求超高速增长,各方面绷得太紧,直接带来了资源透支、产能过剩、排放过量、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201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9.5%,一次性能源消耗达32.5亿吨标准煤,能耗强度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5倍。电力、钢铁、有色等8个行业单位产品平均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

  ——需求结构不平衡,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

  任何一个高收入国家都是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导的“消费型社会”。而我国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收入主体结构中,天平不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政府和企业在获得高收入增长的条件下,将较多资金用于投资。分配失衡制约着消费能力,居民消费较难扩大。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说,2001至2010年,我国投资率从36.5%升到48.6%,消费率则从61.4%降到47.4%,其中居民消费率从45.3%降到33.8%,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甚至低于“金砖国家”的巴西、印度。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纷纷调整战略,鼓励增加高技术产品出口;越南、孟加拉等发展中国家利用比我更低廉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加快向美欧等市场输出劳动密集型产品。过度依赖外需的中国经济结构正遭受美欧的“压”和新兴经济体的“挤”,传统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加大了我国走近“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社会风险——

  社会事业与经济建设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民生改善明显滞后 

  “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大诱因是社会风险,即没有实现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导致一系列民生问题和社会矛盾,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使发展大跌跟头。

  一些国家的教训值得深思:在迈进中等收入阶段后,就业、住房、社保等问题凸显,社会负面因子不断累积,发展一步步掉进“陷阱”而不能自拔。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社会正碰到类似的挑战。近年来,由于社会事业与经济建设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民生改善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百姓普遍感觉“国强民不富”、“幸福指数不够高”。

  ——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拉大。

  从全世界看,收入差距过大虽不是用来判断是否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但它加剧了不平衡,导致的社会问题很可能引发一国落入“陷阱”。拉美一些国家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基尼系数仍高达0.6以上,占其人口1%的富人拥有全部社会财富的逾50%,而20%的贫困家庭仅拥有2.5%的社会财富,这正是有的国家迟迟未能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一个原因。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2000年起,我国基尼系数越过0.4的警戒线,2006年曾达到0.49,之后虽有所下降,但目前仍近0.5。不同人群间收入差距的鸿沟加宽,“马太效应”愈加明显。财富向资本集中,收入分配向高收入者倾斜,普通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钱包”鼓得很慢,这种差距在通胀状况下更显分明。为求经济增速一高再高,各项投入仍倾向于“物”而不是“人”,对民生的支出有限。仇官、仇富、仇不公等情绪出现,社会矛盾触点密、燃点低,群体性事件增多。

  ——城市发展贵族化,形成城乡“新二元结构”。

  眼下,中国大城市华灯璀璨、高楼林立,可是,城市化一味求大求洋求快,“城市病”越来越严重,房价高、就业难、看病贵以及教育、养老、生活环境、食品安全等问题突出,面临“城市化陷阱”。

  资料显示,在西欧、北欧一些国家,政府财政的50%用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美国用于社保的政府财政也约占30%。在我国,财政用于社保的比重只有15%左右,标准低、覆盖面小,跟不上城市化进程,广大农村的社保领域存在“制度空白”。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认为,我国城镇化率是“虚高”,实际上仍有10%—12%住在城镇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并未充分享受到城镇的公共服务和社保。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说,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告,全国城镇人口比例达49.6%,但如果以户籍为标准,起码有1亿多生活在城里的人没有真正城市化,而是“被城市化”了。许多进城打工者实现了职业转换、地域转移,却未能实现身份的转变。一些农民多年在城里打工,举家进城却扎不下根,城市内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即户籍市民与无户籍农民工。

  ——阶层固化苗头显现,向上流动的路变窄。

  中国社科院社会所发布的研究报告称,我国中间层只占人口的23%,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比重。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在城市人口中,本地人、外地人,体制内、体制外,户籍、出身……不同标准给人们贴上不同的标签,不同人群“被进入”不同的发展通道,人群结构“代际分化”,底、中、上的阶层分野正在加剧。

  “知识改变命运”,在近年的就业压力面前,这句话被打上问号。昂贵的学费、“毕业即失业”等因素使一部分学生放弃高考,知名高校的贫困家庭学生特别是农村学生比例持续下降。穷家、农家孩子考上大学、毕业后找到理想工作,需要比其他同龄人更大的付出,却不一定能有同样的机会。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说,社会结构固化、人员流动性不足,阻碍了资源要素特别是“人”这一最核心要素的合理配置,造成动态上的不平等,限制了人的发展,长此以往,将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甚至增长停滞。

  不补上社会建设“短腿”,不还清民生欠账,不实现“国强民更富”,中国就很容易掉进“陷阱”,很难走好现代化的“后半程”。

  正视风险——

  我国发展中的失衡风险仍然可防可控,但由“中”到“高”比由“低”到“中”难度更大

  “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社会等多种风险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那么,该怎样看待我国面临的相关风险?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分析,长期以来,在“加快发展”大思路下,我国沿袭“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模式,映射到社会、政治和生态领域,就产生收入分配不公、城乡分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腐败滋生等种种问题,一定程度上与有些国家落入“陷阱”前的状况相似,这是中国跨越“陷阱”不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