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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贫困陷阱”的中国面临新挑战

经济热点:我们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记者   龚  雯   杜海涛   崔  鹏
2011年07月25日08:20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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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后,发展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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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

  GDP接近40万亿元,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人均GDP约44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然而,经济快增、国力变强的背后,一个现实正在逼近:转型中凸显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使跳出“贫困陷阱”的中国在“十二五”面临一个新挑战——“中等收入陷阱”。

  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敏感期。这一阶段,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发展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会不会深陷其中?中国能不能越过这道坎?

  

  经济风险——

  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效益不断递减,比较优势正在弱化,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纵观全球,一国遭遇“中等收入陷阱”,首先源于经济风险诱因,即经济高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原有的增长机制失灵,最终中断经济起飞甚至出现倒退。

  中国站上中等收入国家台阶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等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效益不断递减,发展的比较优势正在弱化,这很可能成为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直接诱因。

  经济增长是“双刃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以劳动力富裕、用工成本低、能源资源价格便宜等比较优势,积极吸引外资,面向国际市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但也带来代价高、消耗大、收益低、失衡严重等问题。

  ——制造业大而不强,缺少核心竞争力。

  我国三产比重过低,产业结构亟须优化。许多行业都集中在加工组装领域,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一些规模很大的加工厂,其实只是“生产车间”,在研发、技术、专利、标准制定和品牌、销售、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往往是“人家说了算”。由于产业缺“芯”,自主创新能力弱,关键技术靠国外,大量产业利润只能拱手让给外方,造成沿海众多加工制造企业“工厂大了,员工多了,工资却涨不上去”。美国《财富》发布的2011年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中,中国内地占61席,但制造企业占比低。

  ——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逐渐减弱。

  近两年,“用工荒”频现于东南沿海,并向中西部扩散,农民工中的青壮年比例明显下降,劳动力供求关系开始朝着“刘易斯拐点”发生全面性、趋势性变化。随着用工成本增加,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正在减少,并影响到中国经贸的国际竞争力。

  ——过于倚重投资驱动,环境压力增大。

  我国近30多年走了一条典型的高强度投入、外延式发展道路,追求超高速增长,各方面绷得太紧,直接带来了资源透支、产能过剩、排放过量、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201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9.5%,一次性能源消耗达32.5亿吨标准煤,能耗强度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5倍。电力、钢铁、有色等8个行业单位产品平均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

  ——需求结构不平衡,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

  任何一个高收入国家都是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导的“消费型社会”。而我国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收入主体结构中,天平不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政府和企业在获得高收入增长的条件下,将较多资金用于投资。分配失衡制约着消费能力,居民消费较难扩大。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说,2001至2010年,我国投资率从36.5%升到48.6%,消费率则从61.4%降到47.4%,其中居民消费率从45.3%降到33.8%,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甚至低于“金砖国家”的巴西、印度。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纷纷调整战略,鼓励增加高技术产品出口;越南、孟加拉等发展中国家利用比我更低廉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加快向美欧等市场输出劳动密集型产品。过度依赖外需的中国经济结构正遭受美欧的“压”和新兴经济体的“挤”,传统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加大了我国走近“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社会风险——

  社会事业与经济建设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民生改善明显滞后 

  “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大诱因是社会风险,即没有实现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导致一系列民生问题和社会矛盾,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使发展大跌跟头。

  一些国家的教训值得深思:在迈进中等收入阶段后,就业、住房、社保等问题凸显,社会负面因子不断累积,发展一步步掉进“陷阱”而不能自拔。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社会正碰到类似的挑战。近年来,由于社会事业与经济建设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民生改善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百姓普遍感觉“国强民不富”、“幸福指数不够高”。

  ——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拉大。

  从全世界看,收入差距过大虽不是用来判断是否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但它加剧了不平衡,导致的社会问题很可能引发一国落入“陷阱”。拉美一些国家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基尼系数仍高达0.6以上,占其人口1%的富人拥有全部社会财富的逾50%,而20%的贫困家庭仅拥有2.5%的社会财富,这正是有的国家迟迟未能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一个原因。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2000年起,我国基尼系数越过0.4的警戒线,2006年曾达到0.49,之后虽有所下降,但目前仍近0.5。不同人群间收入差距的鸿沟加宽,“马太效应”愈加明显。财富向资本集中,收入分配向高收入者倾斜,普通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钱包”鼓得很慢,这种差距在通胀状况下更显分明。为求经济增速一高再高,各项投入仍倾向于“物”而不是“人”,对民生的支出有限。仇官、仇富、仇不公等情绪出现,社会矛盾触点密、燃点低,群体性事件增多。

  ——城市发展贵族化,形成城乡“新二元结构”。

  眼下,中国大城市华灯璀璨、高楼林立,可是,城市化一味求大求洋求快,“城市病”越来越严重,房价高、就业难、看病贵以及教育、养老、生活环境、食品安全等问题突出,面临“城市化陷阱”。

  资料显示,在西欧、北欧一些国家,政府财政的50%用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美国用于社保的政府财政也约占30%。在我国,财政用于社保的比重只有15%左右,标准低、覆盖面小,跟不上城市化进程,广大农村的社保领域存在“制度空白”。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认为,我国城镇化率是“虚高”,实际上仍有10%—12%住在城镇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并未充分享受到城镇的公共服务和社保。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说,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告,全国城镇人口比例达49.6%,但如果以户籍为标准,起码有1亿多生活在城里的人没有真正城市化,而是“被城市化”了。许多进城打工者实现了职业转换、地域转移,却未能实现身份的转变。一些农民多年在城里打工,举家进城却扎不下根,城市内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即户籍市民与无户籍农民工。

  ——阶层固化苗头显现,向上流动的路变窄。

  中国社科院社会所发布的研究报告称,我国中间层只占人口的23%,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比重。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在城市人口中,本地人、外地人,体制内、体制外,户籍、出身……不同标准给人们贴上不同的标签,不同人群“被进入”不同的发展通道,人群结构“代际分化”,底、中、上的阶层分野正在加剧。

  “知识改变命运”,在近年的就业压力面前,这句话被打上问号。昂贵的学费、“毕业即失业”等因素使一部分学生放弃高考,知名高校的贫困家庭学生特别是农村学生比例持续下降。穷家、农家孩子考上大学、毕业后找到理想工作,需要比其他同龄人更大的付出,却不一定能有同样的机会。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说,社会结构固化、人员流动性不足,阻碍了资源要素特别是“人”这一最核心要素的合理配置,造成动态上的不平等,限制了人的发展,长此以往,将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甚至增长停滞。

  不补上社会建设“短腿”,不还清民生欠账,不实现“国强民更富”,中国就很容易掉进“陷阱”,很难走好现代化的“后半程”。

  正视风险——

  我国发展中的失衡风险仍然可防可控,但由“中”到“高”比由“低”到“中”难度更大

  “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社会等多种风险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那么,该怎样看待我国面临的相关风险?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分析,长期以来,在“加快发展”大思路下,我国沿袭“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模式,映射到社会、政治和生态领域,就产生收入分配不公、城乡分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腐败滋生等种种问题,一定程度上与有些国家落入“陷阱”前的状况相似,这是中国跨越“陷阱”不得不面对的难关。

  但是,也应看到,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抗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发展中的失衡风险仍然可防、可控——

  与拉美等一些掉进“陷阱”的国家不同,我国政治安定、金融稳定,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具有较强的抵御外部冲击能力,中国经济迎战金融风暴的漂亮答卷就是又一印证;人才总量巨大,资本充足,发展的回旋余地大;“制度红利”还有较大空间,城镇化推进会形成新的“人口红利”;工业化中期的后发优势尚未完全释放。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市场潜力大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仍具备持续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从居民收入看,虽然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但各社会群体的收入水平绝对值普遍增加。国家近年接连出台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组合拳”,消费以每年17%—18%的速度增长,超过GDP增速。未来5年,国内市场“蛋糕”会继续做大,消费潜力将被进一步激发。有机构预测,到2015年,中国消费额占全球比重将从2006年的5.4%上升到14.1%,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消费市场。

  从产业结构看,传统工业的产业集中、改造升级、并购重组都在加快,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景看好,现代服务业有很大拓展空间。特别是目前中国企业研发投入增速明显提高,一批重大项目在技术上“从跟跑到领跑”,自主创新能力有所加强,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从城市化看,“十二五”期间,我国城市化率将以每年增加0.8个百分点的速度加快推进,一系列建设会带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市人口规模增加带来新的消费需求。人力资源素质提升较快,全国每年新毕业的大学生超过600万人,相当于欧洲一些中等规模国家的总人口。劳动者素质走高可以抵消劳动力数量增速放缓对经济的不利影响。

  从社会建设看,盖保障房、扩大就业、推动医改、扶贫开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改善民生被摆在更突出的位置,更多的真金白银投向普通居民包括困难群众,社会事业的“短腿”正在变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判断,就中国的增长形态而言,落入拉美、东欧一些国家那种“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小,除非出现重大挫折或反复。不过,在中国经济增长“自然回落”以及回落后转入新增长期的过程中,将会面临特殊的矛盾和问题。

  北京大学教授刘方棫认为,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中国有落入“陷阱”的风险,但“十二五”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若能抓住机遇,发挥优势,统筹应对,是可以有所作为并避开“陷阱”的。

  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指出,对于“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有别国经验可循,但绝无模本可复制,不能以其他国家的轨迹来推断中国的发展走向。

  当然,迈过“陷阱”殊为不易。从全世界看,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是转型的关键期。在这一阶段,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经济增长要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社会发展要由追求效率转向追求公平。一些国家就是因为没有完成好增长动力的转换,加上对社会公平性重视不够,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引发社会动荡,最终掉进了“陷阱”。近几十年来,仅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少数经济体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了向高收入国家的转身。与这些国家相比,拥有13亿多人口的中国由“中”到“高”比先前的由“低”到“中”难度更大、挑战更多。

  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

  化解风险——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主动彻底地转变发展方式

  每个经济体都有“阶段性的成长极限”。中等收入陷阱,犹如一个人的“中年危机”。

  胡鞍钢说,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于能否主动、彻底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低水平、低质量、不可持续的发展转向高水平、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卓元认为,转方式调结构是世界上许多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我国避开“陷阱”、再上台阶的现实选择。要从中等收入国家变为中等发达国家,关键就看今后十年尤其“十二五”是否真正转变了发展方式,而非短期内经济是否保持超高速增长。

  ——跨越“陷阱”,必须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

  在跨越“贫困陷阱”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劳动力、资本、能源等要素驱动,并由此形成过度粗放的发展模式。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要靠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内生增长驱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避免直落“陷阱”,就要在经济层面坚持内需为主,把扩大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一方面提升传统产业,提升劳动力素质,一方面在新兴产业领域抢占先机,增加在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比重,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比较优势的依赖,培育以科技创新为基石的新竞争优势,并力挺民营经济,激发创业、创新、创富的微观动力。

  ——跨越“陷阱”,必须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鼓励“先富”,更须实现“共富”。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认为,应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再分配环节更趋公平,进一步降低基尼系数,藏富于民,着力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政府要在社会保障、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此基础上,壮大中间阶层,多创造低层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机会,让弱势群体不被边缘化,提升全民的幸福指数。在城镇化进程中,积极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进城农民“市民化”。

  ——跨越“陷阱”,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

  消解“中等收入陷阱”的复杂诱因,归根结底靠体制机制改革。一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被大大扭曲,以致在“陷阱”里越陷越深。

  胡鞍钢说:“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越是深化改革的攻坚期,越要用好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在利益格局日益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推动市场化改革的深层次破冰,在经济转型中注重政府转型,最大限度地释放发展活力,拓宽发展空间,为跨越‘陷阱’助跑。”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深化改革不仅需要更大决心和勇气,更需要新思维、新路径。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学会在深水区游泳,就要走出‘GDP情结’,以‘民富优先’为导向来改革。老百姓腰包鼓了,消费旺了,生活质量升级了,各种负面情绪和冲突就会明显减少。”

  ——跨越“陷阱”,必须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所长郑秉文认为,我国在转型中积累的不少问题,比如国企减员增效、税费负担、土地征用和拆迁以及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都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未来几年应立足国情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完善社会服务体系,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让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并将之转化为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强大支持,从而不断化解“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成因和潜在风险。这也是“包容性增长”的题中之义。

  对于由成长期走向成熟期的中国,在庞大的经济总量上再次实现跨越,的确任务艰巨。

  但我们有信心打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

  

  小资料

  中等收入陷阱

  2006年,世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先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它是指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同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问题集中爆发,造成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社会矛盾凸显等。从世界范围看,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早就是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却陆续掉进了“陷阱”,至今仍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有的在中等收入阶段滞留时间已长达四五十年。

(责任编辑: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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