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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怎样形成的 ┈┈┈┈┈┈┈┈┈┈┈┈┈┈┈┈┈┈┈┈┈┈┈┈┈┈┈┈┈┈┈┈┈┈┈┈┈┈┈┈
在1960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注释中,认为1928年春,毛泽东在井冈山为工农革命军规定了“三项纪律”;1928年夏,又提出了“六项注意”,到了1929年以后,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种说法与实际情况是有出入的。
“三项纪律”颁布的时间是1927年10月23日,而不是“1928年春”,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毛泽东听说南昌起义余部在广东东江失败,湖南又无立足之地,便于1927年10月23日率部到达荆竹山,荆竹山坐落在湖南、江西两省的交界,山上长满了各种竹子,又以荆竹居多,所以被称为“荆竹山”。也就是在这一天,毛泽东决定把井冈山作为革命根据地。为了能使工农革命军上山后与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防止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发生,在部队出发前,毛泽东在荆竹山村前“雷打石”处向部队讲话,第一次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全文]
周恩来与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
提起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年参加这部史诗创作和演出的文艺工作者们不约而同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周总理是《东方红》的总导演!”今天,当我们打开历史案卷,重新审视这部史诗诞生的那段历程时发现,周恩来为《东方红》所耗费的心血,及其包含的意义,是远非一般纯粹艺术上的“总导演”这个职衔所能容纳得了的。
上海一部大歌舞启发了周恩来的灵感,他心中开始酝酿一个鸿篇巨制的大创作。
1964年7月,周恩来受陈毅邀请前来上海,观赏第五届“上海之春”开幕式演出过的音乐舞蹈史诗《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全文]
“苏州五老”之一――王伯祥的晚年生活 ┈┈┈┈┈┈┈┈┈┈┈┈┈┈┈┈┈┈┈┈┈┈┈┈┈┈┈┈┈┈┈┈┈┈┈┈┈┈┈┈
王伯祥1890年生于苏州,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出版家。解放后,他先在开明书店工作,后应郑振铎之邀,担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研究所后改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王伯祥也便成了那儿的二级研究员。在此期间,他选注了《史记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一再重印,受到广泛好评;完成了《增订李太白年谱》,为选注《唐诗选》做准备工作;并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断句复校,促使这一关系重大的清代书籍重新公开面世;还参加其他许多有意义的文化工作,此处不一一列举。
建国以来,王伯祥深为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气象所鼓舞,他本人也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被推为中国史学会理事,先后任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革”中,王伯祥并没有受到多少冲击。[全文]
《苦菜花》《江姐》的问世――记司令员级的导演刘亚楼 ┈┈┈┈┈┈┈┈┈┈┈┈┈┈┈┈┈┈┈┈┈┈┈┈┈┈┈┈┈┈┈┈┈┈┈┈┈┈┈┈ 空政文工团经常到中南海演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都曾给予文工团很多关怀。当然,最直接的关怀还是来自刘亚楼,他把文工团看成是他的另一支部队。空政文工团正是在这种关怀中逐渐成长起来,在三军直至全国取得了赫赫声名。
开国上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对文艺的喜好和看重,早在红军时期就已显山露水。他的部队中有不少文艺人才,他对这些文艺人才也特别爱护。1934年春,在中央红军开展的“红军青年冲锋季”竞赛活动中,他还带头唱歌演戏,屡屡受到总政治部的表扬。[全文]
学者余冠英长者风范 ┈┈┈┈┈┈┈┈┈┈┈┈┈┈┈┈┈┈┈┈┈┈┈┈┈┈┈┈┈┈┈┈┈┈┈┈┈┈┈┈
1975年春天,毛泽东主席的视力有所下降,看书要看三十六磅大字本,一批大字本的书,就是专为毛泽东印制出来的;毛泽东爱读书,但视力不行,读起来是很吃力的,于是想到听,这才有了录音录像的工作。毛泽东喜欢看传统戏,就在这年春天,各地方的传统剧目,便陆续调到北京来,经过几天彩排,然后进行录像,印唱词及加注释,连同录像带一起送给中央办公厅,这就是录像组的任务。
一天是1975年5月23日,地点是北京市委第四招待所(即市委党校)二号楼。过道里传来一阵脚步声,打破了平日大楼的寂静。我出门一看,是文研所的人来了,其中一位长者,高高的个头,花白的头发,白皙的脸上带着癜斑,露出慈祥的笑容。复旦同学沙予见到我,忙过来打招呼,回头向我介绍这位长者:“他就是余冠英先生,我们文研所副所长。”[全文]
陈独秀早期国防思想浅论 ┈┈┈┈┈┈┈┈┈┈┈┈┈┈┈┈┈┈┈┈┈┈┈┈┈┈┈┈┈┈┈┈┈┈┈┈┈┈┈┈
陈独秀是中华民族最先觉醒的优秀分子之一,他积极宣传国内国际形势,呼唤国民觉悟,号召建设一个拥有强大国防的国家,对于国防建设和国民的国防观念教育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看法,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唤醒爱国主义精神,复兴国民意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撞开,整个中华大地处在一片暮霭之中。陈独秀尖锐地指出:“今日中国,人心涣散,感情智识,两无可言。唯其无情,故视公共安危,不关己身之喜戚,是谓之无爱国心……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爱国心是一个国家立国的根本,如果中国人再不惊醒,则各国将来瓜分中国,其惨状必不堪设想![全文]
李汉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 李汉俊是中共一大13名代表之一,中共一大就是由他积极召集,并在他哥哥李书城家里召开的,如今位于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当时被称为“李公馆”。一大召开后不久,陈独秀由广州回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局工作。可李汉俊与陈独秀、张国焘政见不和,还同张国焘产生了矛盾,书生味十足的李汉俊一气之下离开了上海,去了武汉,从此便脱离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将其“开除”出党。可3年之后,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大屠杀仍然没有放过他,1927年12月17日,他在被抓捕仅几个小时后就被枪决。
历史已过去了70多年,李汉俊也慢慢为人们所淡忘,但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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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渡江侦察记》诞生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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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渡江战役,人们眼前一定会出现在被敌人炮火激起的冲天浪柱中行进的帆船,以及南京总统府上那面随着青天白日旗跌落而冉冉升起的红旗。但很少有人知道,渡江战役发起之前,我三野九兵团二十军派出的一个侦察部队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敌人心腹地带,他们在江南敌后有声有色的活动和卓有成效的侦察,为“百万雄师过大江”做出了独特贡献。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当年渡江战役前这一幕后故事,195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决定将其搬上银幕,并组成了以汤晓丹为导演的创作班子。[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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