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外逃的特点：

　　一是从案件性质分析，涉嫌贪污、挪用公款犯罪的嫌疑人占了绝大多数；

　　二是从发案单位分析，发生在金融机构、国有企事业单位中职务犯罪案件的嫌疑人潜逃境外者居多，且涉案金额巨大，他们主要是利用经手和管理巨额资金及金融监管中存在的漏洞，采取内外勾结的手段，将其监管的巨额资金提现，或者分批转汇境外后潜逃；

　　三是从出逃地区分析，潜逃境外的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比较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区和边境地区；

　　四是从逃往的国家和地区分析，犯罪嫌疑人潜逃境外的目的地主要集中于北美、澳大利亚、东南亚地区；

　　五是潜逃境外的犯罪嫌疑人往往经过长期准备，并将大量赃款转移境外之后再实施外逃。［详细］

贪官外逃路线：

　　涉案金额相对小、身份级别相对低的，大多就近逃到我国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蒙古、俄罗斯等；

　　案值大、身份高的贪官大多逃往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

　　一些弄不到直接去西方国家证件的，先龟缩在非洲、拉美、东欧的小国，伺机过渡；

　　有相当多的外逃者利用香港中转，再逃到其他国家。［详细］

贪官屡屡成功外逃的秘密：

　　贪官怎么都能在关键时刻成功外逃？不是他们嗅觉格外灵敏，而是信息特别灵通。而能够适时为贪官提供可靠情报的人，即便不是要害部门工作的要害人物，自然也绝不是一无所知的等闲之辈；即便不是情同手足，也属狐朋狗友。贪官外逃，恰如“放鼠保器”。只是这“器”大多是有“瑕疵”的罢了。道理明摆着，放跑了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嫌疑人，一方面，可以使出逃者免遭惩罚、逍遥法外，另一方面，又免得“拔出萝卜带出泥”，起到保护少数与之有“关联”贪官平安的作用。这无疑是贪官屡屡成功外逃的秘密之所在。［详细］

　　一是建立多部门合作和联络工作机制，通过公安、检察、外交、金融、司法等部门的协作，建立多部门协作机制，开展全方位缉捕外逃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的工作，如利用我国现已建立的反洗钱联席会议机制，与国际反洗钱组织建立固定联系机制；

　　二是积极拓展国际司法合作空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开展司法协助活动，召开亚欧总检察长会议、承办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一次年会及会员代表大会；

　　三是与外国职能部门加强个案合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已与75个外国司法、检察机关签署了83个合作协议或合作谅解备忘录，司法协助内容已发展为相互派员取证、刑事诉讼移管、引渡等多个方面；

　　四是充分发挥地区性组织国际刑事司法中的作用，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代表与我国检察等部门就追诉贪污贿赂犯罪过程中的司法协助、遣返、引渡等协助事项，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交流与磋商，并建立了稳定的联络机制。［详细］

案例

信用保障号码切断贪腐“后路”

　　在许多发达国家，公民的身份证号码、社会保险号码、银行账户号码、纳税号码和驾驶证号码，是同一个号码或各号码间相互关联。政府对其实行严密的交叉网络管理。这不仅能准确反映公民的基本情况，更重要的是还能敦促公民重承诺、守法律、讲信誉。一旦所有金融机构采用信用保障号码作为账号中可以检索到的字段，实现全国联网，则有助于将公职人员的收支状况置于纪检、监察机关和全社会的监控之下，腐败分子一有问题，将逃不出“黑名单”。［详细］

如何拿掉“贪官外逃”这块“免死金牌”？

　　或许对我国来说，为了能追回逃往发达国家的外逃贪官，承认“死刑犯不引渡”条款确实算得上是一个“务实”的选择。但是，如果贪官逃出国门、有了“引渡条约”的掣肘，我们就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家贼”便宜占尽、性命无虞，这对于没逃掉的那些贪官、对于其他刑事犯罪分子，都将是极不公平的，也必将损害中国刑法的权威和公信力。因此，“死刑犯不引渡”的“副作用”也是不容回避的。引渡条约中如此“明确的条款”，实际上已经对中国现行法律关于死刑制度的规定造成了冲击。［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