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国强：加强行政监察工作　促进廉政勤政建设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在全国监察厅（局）长研讨班座谈会上强调，各级监察机关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决策部署，认真开展执法监察、廉政监察和效能监察，在保证政令畅通、维护行政纪律、促进廉政建设、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出应有贡献。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国务院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明确新形势下行政监察的工作思路和主要任务，全面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中央纪委监察部于9月1日至7日在北京举办全国监察厅（局）长研讨班。今天上午，贺国强出席研讨班，认真听取了部分监察厅（局）长的发言，与大家一起就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进行座谈研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何勇主持座谈会。

　　贺国强指出，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恢复重建30周年，要认真总结监察机关恢复组建以来特别是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与监察机关合署办公以来的实践经验，努力把握行政监察工作规律，不断提高行政监察工作的科学性；要全面把握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研究行政监察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推进行政监察工作理念、思路、方法和体制机制创新。

　　贺国强强调，加强执法监察、廉政监察、效能监察，是监察机关的重要职能，各级监察机关要紧密结合新形势新任务，围绕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建设，全面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发挥行政监察的职能作用。要认真开展执法监察，当前特别要加强对中央关于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搞好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等重大决策部署贯彻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行为，确保中央政令畅通；要认真开展廉政监察，加强对贯彻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规范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权力运行、推进政务公开等方面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进一步严明行政纪律、规范权力运行；要认真开展效能监察，围绕优化发展环境、重大公共投资项目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加强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工作效率、管理效益的监察，坚决纠正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推动政府转变职能、改进作风、提高效率。>>详细

案　件　评　说

“一夫二妻”区委书记被网上曝光 半个月成阶下囚

　　区委书记董锋“出事”了。住在他辖区内的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王培荣相信，这与自己的网上举报有关。
　　在互联网上，年过五旬的董锋流传最广的名号是——“一夫二妻”区委书记。
　　8月29日，江苏省徐州市纪委一办案人员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证实，该市泉山区区委书记董锋涉嫌“严重犯罪”，已被正式逮捕。
　　据他介绍，7月接到举报之后“一个星期左右”，市纪委就对董锋采取了行动。8月中旬纪委结束调查，将董锋一案正式移交至市人民检察院。
　　8月31日下午，江苏省副省长、徐州市委书记徐鸣通过秘书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在网上举报之前，董锋已向市领导承认了错误。市委立即安排调查，恰在此时发现了网上举报。网上的帖子促使市委加快对董锋采取措施。市委随后召开常委会，通报了此案。
　　信函实名举报近两月未见答复，网上举报第三天纪委上门调查
　　作为徐州风华园小区业主委员会主任，王培荣最早的维权行为，源自小区的建筑质量问题。8年来，经过一系列引人瞩目的“民告官”诉讼，他成为远近闻名的维权人士，常有人找他帮忙。
　　2006年，董锋之妻睢传侠托人给王培荣发去求助邮件。这对夫妇失和多年，她咨询王培荣“能不能告倒他”，以及是否会遭到报复。
　　2008年年初，睢传侠再次找到王培荣，提供了关于董锋的经济和作风问题的部分证据，决定揭发“禽兽不如”的丈夫。
　　王培荣与习惯躲在暗处的网民不同，他不愿利用互联网的匿名优势。每份材料他都尽量辅以佐证，开头和结尾处着重标出自己的联系电话及电子邮箱。
　　与那些千里迢迢的上访者相比，王培荣又充分利用网络时代的便利。他没有放弃电话、信函等传统方式，同时选择上网这条途径。
　　今年5月11日，王培荣将举报董锋的材料快递至一些纪检机关和领导。“证据很铁”，他告诉记者。>>详细　

●天津一法制干部受贿并介绍贿赂被判刑6年

●首都绿化委前任官员涉贪45万被诉

●新疆以贪污罪公诉多占“房改房”者

●夫妻拍档携手权钱交易 安徽贪官许道明夫妇获刑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刑期翻番十年牢狱能否吓退贪官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并不“年轻”，据专家介绍，这一刑罚至今已有20年历史，它是伴随新中国经济发展而出现的。
　　1988年1月，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首次出现。
　　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是，那一年，商品经济大潮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席卷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也是在那一年，腐败现象开始得到高层的重视。那时，国家工作人员中已出现了个别的财产来源不明的“暴发户”，一些人的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官方资料显示，确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目的，就是要打击新经济形势下，出现在国家公务人员身上的腐败问题。
　　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吸收了这一罪名，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随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不少人发现，不明来源财产的数额越来越庞大，从一开始的几万元、十几万元，逐渐跃升到几十万乃至几百万元。
　　据刑法专家介绍，1993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曾下发一个通知，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差额巨大”的标准确定为5万元。1997年刑法修订后，此罪的立案标准被提高到了10万元。仅仅两年之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又在《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的标准的规定(试行)》中，将立案标准由10万元提高到30万元。
　　立案标准在6年间提升了6倍，5年的量刑标准却“我自岿然不动”。也就是从此时起，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开始在社会上、学界和司法界引起争议。
　　占据主流的一种观点是，对那些贪官来说，同样一笔巨额财产，老实交代了就是“受贿”，罪可至“掉脑袋”，若“实在想不起来了”，就是“来源不明”。>>>详细

“廉政官员”不是“廉政谈话”谈出来的
　　
　　领导干部腐败的“关键时期”确实绝大多都发生在重大节假日、职务变动、个人重要事项和轻微违纪的时期，从这个角度说，在这些“关键时期”之前对当事领导干部适时开开廉政教育谈话会，还有定期给领导干部们上上反腐败专题教育课，确实极有可能对领导干部的职务腐败起一定的预防作用。但问题是，在一些领导干部的价值观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在不少地方领导干部腐败“成灾”的现实语境下，在法律不断强化对腐败的治理但腐败问题却并没有怎么好转的情况下，在一些领导干部的腐败越来越隐蔽的情况下，给领导干部开开廉政谈话会，上上反腐败教育课，真的就能变“廉政”了吗？显然并非如此。

　　其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领导干部整个群体的价值观发生了较大变化，在务实为民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好了些。但显然，还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的公仆意识、服务意识、政绩意识、人才意识、效率意识以及科学决策意识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观念决定思想和行为”，因而，由复杂意识决定的价值观仍旧没有根本改变，他们目光短浅，“官本位”、实用主义倾向严重，靠弄虚作假、瞒上欺下、阿谀奉承、吹吹拍拍，以实现其个人价值。

　　其二，腐败“成灾”的情况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其三，我们注意到，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对于腐败的重视确实显而易见，甚至为此设置了国家预防腐败局，公布了全国反腐举报电话12388，还有诸多类似的法规的日益健全和严格，都在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腐败问题在当前的严重性和顽固性。>>>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