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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军：追访抗战最后亲历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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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小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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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是“七七卢沟桥事变”70周年纪念日。
也就在明天上午，作家方军和摄影家张国通一起，将搀扶29军老兵河南的崔金品(91岁)、赵金典(91岁)、赵新立(88岁)，重庆的张可宗(88岁)，天津的孙敬生(93岁)，南京的李鸿斌(88岁)，北京的吴江平(94岁)、马步先(88岁)、沈甸之(87岁)，完成他们时隔70年之宿愿——重登卢沟桥。他们将在这曾经刀光剑影的卢沟桥上合影留念。方军说，这极有可能是“七七事变”70年来最后一张有9位29军老兵出现的写真。明天，29军老兵在卢沟桥上的合影，将是中国人民纪念“卢沟桥事变”70周年及抗日战争胜利62周年最精彩的照片之一。
1.他的家就像一个小小的抗战展室
从《我认识的鬼子兵》到《最后一批人》，到已经杀青的另两部记述亲历抗日战争老人故事的书稿《战争最后的证言者》和《战祸的记忆》，专事抗日战争纪实文学创作的作家方军有着很深的抗战情结。
这缘于方军的父亲、伯父、叔父兄弟三人都参加过那场历时八年的不能忘却的抗日战争。
方军家的阳台上有一把日军军刀。这把军刀是侵华日军老兵送他的。方军常常联想到很多中国人很可能就是被日本鬼子用这把军刀杀死的。他父亲兄弟三人都是冀中军区的八路军，都是吕正操将军的部下。叔父在与鬼子短兵相接的拼刺刀战斗中牺牲了。伯父是八路军区长，但不幸被汉奸出卖，可他在鬼子面前威武不屈。鬼子问他八路军的粮食藏在哪里，八路军伤员藏在哪里，他不仅不说，反而愤怒地痛斥鬼子穷兵黩武的侵略行为。鬼子们对他无可奈何，便用刺刀强撑开他的嘴，把他的舌头割掉了……
全国解放后，吕正操将军还让方军的父亲回家乡为他伯父立碑纪念。
讲到这里，方军眼眶里噙满泪水，他说，日本军侵略中国15年，杀害我无以数计的无辜百姓，中国人民伤亡达3500多万人，光政府军就牺牲了380万人。在那场持久的波澜壮阔的反侵略战争中，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写下了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英雄诗篇，作为后辈，哪能不感动？岂敢忘记！
到方军的家，感觉那很不像个家，倒很像一个小小的抗战收藏馆或抗战展览室。走进小屋，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幅铜制的卢沟桥照片：桥上堆有国民党29军抗击日军的沙袋，日本鬼子兵举着他们的太阳旗趾高气扬地从桥上通过，占领北平，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方军刻意把这张放大的照片放在电视屏幕前面，给人第一视觉像是电视里的一个镜头。他几乎天天看到这个镜头，看到被日本人叫作“支那事变”的“七七事变”的镜头。方军说，“卢沟桥事变”意义有四点：一，是日本国对中国全面侵略战争的开始；二，是中国人民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的爆发点；四，是日本军国主义走向灭亡的开端。这张由侵华日军在1937年7月拍摄的照片天天提醒他该思考什么，该做什么。
方军家灰白的墙壁上贴满了他采访抗战人物的照片、通信地址、电话号码、采访写作计划和一些单页的书信。地上、桌上和书架上都分门别类地放满了各种抗战资料。其中一大部分，是他为所采访过的300多人建立的档案(每人一个档案袋)。阳台上有20多件抗战纪念品：如日军军刀、军刺、钢盔、饭盒、炮弹壳、军装、帽徽，日本国当时在中国发行的纸币，日本关东军皮帽等等。我问这些抗战物品都是从哪里收藏的，他说，有的是被采访人送给他的，有的是在老百姓家采访时，看到了就花钱买下的。帽徽是美国飞虎队送的。那张“七七事变”的照片就是侵华日军老兵送的。2002年，侵华日军老兵盐谷保芳带3把日军军刀来中国谢罪。当时北京机场不放行，方军找到民航总局领导签字、批准，盐谷保芳才出了机场海关。那3把军刀后来被方军分别送给了中国三个博物馆收藏。这些年，经方军之手，把侵华日军老兵为谢罪带到中国来的日军物品，转送给其它博物馆的抗战物品数十件。其中，军事博物馆21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13件，成都建川博物馆27件，台儿庄抗战纪念馆5件……
2.《我认识的鬼子兵》：贴切反映日本老兵所思所想
1979年，方军复员回到北京。次年他开始了4年的夜大日语学习，毕业后，在日本《读卖新闻》北京分社给日本记者当秘书，1991年赴日本留学……
在日本，他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一天，他在一个工厂里打工，一名叫小林勇的老头问他是哪里人，方军回答从北京来的。小林勇说，他l938年在北平五国饭店门口，无缘无故地打了当时的北平市副市长两个大嘴巴。可是，北平副市长还笑着给他鞠躬。小林勇说，当时他们是占领军，占领北平后志得意满，经常坐洋车四处游玩，耀武扬威。直到现在，他还会用中文喊：“洋车！——来！”
这是方军遇见的第一个侵华日军“鬼子兵”。后来，小林勇又给方军介绍了一些侵华日军老兵。经历6年的千辛万苦和艰难曲折的采访，方军先后采访了20多位原侵华日军老兵。这些侵华的老兵有的也反思到自己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也忏悔也认罪，有时也有意或无意地向方军讲一些他们过去在中国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一般人听了也可能当耳旁风过去了，但方军很敏感，那些故事激愤了他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热忱……他决心把那些侵华老鬼子们自述的侵华事实成文公布于众，于是便有了l995年他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我认识的鬼子兵》和当年在日本一杂志上发表的第二篇文章《在华作战老兵和来自中国留学生的对话》。
《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出版后在中国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日本学者普遍反映：在中国，反映抗日的书籍很多，但《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很贴切地反映了我们日本老人的生存状态和所思所想。
有位叫宫永正风的侵华日军老兵来信，说：“1945年，我还是中学生，就被征集入伍。那时的日本如同强弩之末、如日薄西山。《我认识的鬼子兵》把我们写得太善良了。不好。当时，我们在北京门头沟抓住抗日分子，把他们捆在树上，切开他们的肚子，让脏体流出来……我们希望震慑其他的中国人，可是，事与愿违。”那封日本老兵的来信，作为战争博物馆应该有的“人证、物证、口述史”资料，方军赠给了成都建川博物馆收藏。
有位日本学者读了日文版《我认识的鬼子兵》，有点不相信老鬼子兵会谢罪，有次方军到日本演讲，他就很怀疑地问方军：“参加过战争的人能和你谈那么多心理上的活动吗？”这时，有位叫伊桥彰一的侵华日军老兵站起来替方军回答说：“我今年81岁了，1938年至1945年参加侵华战争，担当过下级军官。战争中，我们当然杀害过无数中国人，我们日本国应该就战争的罪行给中国人民谢罪。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也使我们日本国民遭受了苦难。战争的发动者是罪恶的根源，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战争的苦难，正是由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亲身体验的，不管是加害一方，还是受害一方。日本战败，我被苏联军队俘虏。我1960年从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回国，才知道我全家在美军对东京的大空袭中，被全部炸死了。”
那位日本学者听了侵华日军老兵伊桥彰一的回答，马上坐下了。
抗战时期，在关东军医院中有位叫胜间靖子的，她是日军中的实习护士。1945年苏军打到哈尔滨时，满大街都跑着苏军的战车，震耳欲聋。她亲眼看见，老护士接到日军命令，急急忙忙给日本伤兵注射死亡药物，不让伤兵们落到苏军手里。
胜间靖子现已80多岁。她回日本后在一所学校教中文。她读了日文版《我认识的鬼子兵》后又推荐给她的学生们读。她连续8年带她的学生们到北京卢沟桥、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地参观，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教育她的学生为日中友好做积极、扎实的工作。
日本学生们在卢沟桥上问胜间老师和方军：日本是一个只有37万平方公里的岛国，为什么敢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侵略一个960万平方公里大的中国呢？
方军回答男女学生们说，日本是东方最先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国家，而中国长期闭关锁国，造成政府长期衰弱腐败，百姓生活困苦，国家四分五裂。抗战时期，中国腐败集团的利益居然高于国家、民族的利益，所以才有“先安内，再攘外”的国策。那时的中国还出现了4大伪政府，它们是东北的溥仪，内蒙古的德王，华北的殷汝耕和南京的汪精卫。还有300多万伪军，充当了侵华日军的帮凶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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