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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关注高校思政课调整
王晶晶
2006年08月10日14:58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复旦大学校园中的毛主席像,在高校中政治学习是重要的课程 CFP/图


  这是一本暗红色封面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概论》教材,里面囊括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概论三个部分,从去年开始,本科一年级的小陈,就开始攻读这门新课程。

  在中央决定对高校思想政治课改革的背景下,根据教育部安排,2005年部分高校试行“05方案”,一批大学率先调整了自己的课程。

  今年9月1日,这一调整推向全国,高校本科生必修的思想政治课调整为四门。至少500万大学本科新生,将在新教材的指引下,进行政治学习。

  新的调整中,将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整合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而以前分列的“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则整合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另两门思想政治课,则分别名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这已经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校第3次对思想政治课进行大的调整。

  这一调整,在胡锦涛总书记的关注下进行,他曾对此作出重要批示。

  惊动中南海的高校思想政治课

  “总书记批示本身,就表明了对大学思想政治课状况的关切”。

  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程恩富回忆,事情起于2004年春节后,一家媒体以内参形式,将《关于高校公共理论课教学情况的调研报告》送至中央领导。

  此前,中共中央已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这一工程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

  胡锦涛总书记批示调研报告后,中宣部、教育部为此组织了专题调研,并酝酿高校的思想政治课调整。

  当此关口,2005年7月15日,刘国光教授批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引发了学界及网络上的“马经西经”之争。这一争论再次通过内参上报高层,引起了中南海的关注。

  8月初,教育部科研中心将刘国光的讲话呈报中央。此后,中央领导作出批示,指出“很多观点,值得高度重视”,同时将讲话转给其它有关领导。

  2006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社科院杨圣明委员也曾就高校政治课问题,以提案送交中央领导,希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后备力量的培养”。

  两年时间,在数次事件推动之下,高校思想政治课调整终于拍板。增加了“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内容,强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学习。

  建国后的多次调整

  思想政治课在我国的教育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根据“98方案”规定,思想政治课的学时应占高校本科总学时的8%到10%。事实上,建国后高校思想政治课已经过多次调整。

  1950年教育部颁布指示,规定在大学开设以“新民主主义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该课程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为教材,1953年它被改称为“中国革命史”;而到1961年,它则名之为“中共党史”。

  195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教材,苏联色彩浓厚。1958年大跃进受挫后,毛泽东给中央、省自治区及地县级的领导干部写了一封信,号召“不要头脑发热,要学习理论”。

  “当时学的主要是两本书:一本是中宣部编的《马恩列斯语录》;另一本就是《苏联政治经济学习》教材。”曾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主任,现年72岁的倪大奇教授回忆。

  经过学习和反思,毛泽东提出要从中国国情出发,编写我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材。

  上海市委宣传部组成专门小组编写教材,“我们在班上也参与过教材的讨论。”当时正上大学的倪大奇说。

  一年后,包括复旦大学蒋学模教授在内的四位老师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率先在上海出版。

  1957年初,开始“大鸣大放”,高校政治课全部停开,只设一门“社会主义教育”。课程以毛泽东著作为指导,根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十二个“小题目”逐章展开学习。而到1966年,高等学校停止招生,所有课程停开,政治课也未能幸免。

  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71年,高校复课后,政治课以讲解包括《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在内的四本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为主,教学成了政治运动的附属物,直到文革结束。

  改革开放后的调整

  1980年4月,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的联合通知。高校普遍开设“马列主义理论课”,该课成绩成为学生升级和毕业的依据。

  “当时面临的突出问题是,急需新的政治课教材。”一位研究者说,既要“进一步肃清林彪、‘四人帮’在思想上的流毒”,又急需在理论上重新解释若干重大问题。

  正是在此形势下,1984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院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若干规定”,要求纠正一切轻视马列主义理论课的错误倾向,并着手准备在全国高等院校增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课程。

  1985年,三中全会后第一次高校马列主义理论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胡耀邦委托胡乔木主管此事,中宣部部长邓力群、中宣部理论局局长卢志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胡绳等与会。

  此次会上,中央要求增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后改称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一课程,上海复旦大学成为首个试点,编写过新中国第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蒋学模教授弟子倪大奇,当年曾经参加过《政治经济学》教材讨论的学生,现在成了全国首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教材的编写者。

  不久,由中宣部牵头,厉以宁等9位学者,也集体编写了一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教材,虽然影响很大,但这本教材并未成为全国的惟一版本。1986年到1988年间,各地高校组织编写出版多个教材版本,教育主管部门亦以同意。

  此次调整中还有一个变化,“中共党史”又改称为“中国革命史”,“毕竟中国革命史不仅仅包括党史这一部分,改为中国革命史后还是比较科学的。”倪大奇教授说。

  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还提出,要开设“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课程,后来这一课程演变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但在2006年的调整后,这一课程将不再开设。

  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不久,国家教委印发《关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提出“两课”教学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心内容,要“编成教材,进入课堂”。

  为了使这次改革能够顺利进行,教育部曾组织高校在北京开会讨论,最初的意见是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课程调整为“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一位参加过此次会议的大学教授说,“但这个想法最初贯彻难度比较大。”

  最终的决定是先试行一年,复旦大学再次成为试点,开设了“邓小平理论”课程。

  1998年,此课开始在全国推行。同时,为了加强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中国革命史课也相应调整为毛泽东思想概论。这次的课程调整方案又被称为“98方案”,一直沿用至今,影响了8届大学生。这一方案将于2006年9月1日终止。

  “这次最新的调整,‘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程,事实上将前几代领导核心的思想,都按历史地位,综合放在一起了。”一位政治学研究者这样分析。

  新的调整,或许只意味着拨动了下一次课程调整的倒计时,倪大奇说,马克思主义教学还需不断完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渠道很多,不仅仅局限于高校的政治理论课,其实学时、课程比重都不是重点,关键是要讲实效、讲科学。只学习理论课不代表你就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来源:南方周末
(责编:石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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