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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场地震”牵出贪腐县委书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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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约撰稿 周瑞南 |
| 2008年05月14日14:10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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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为县委书记，从一名党培育多年的国家干部到阶下囚，原浙江省开化县委书记王金良贪腐事发后，在看守所里写下了5000多字的忏悔书。
为儿子的前途、妻子的物欲疯狂敛财，最终让这位曾经清廉的“好官”的美好前程断送了。
日前，备受社会关注的原浙江省开化县委书记王金良受贿案，经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宣判：因非法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1000余万元，这位曾经风光一时的“王书记”获刑12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万元。
上虞案引发“官场地震”
王金良的人生履历应该说是一帆风顺的。1962年12月出生于浙江诸暨，从1993年7月起任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主任；1996年3月任嵊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1997年12月任绍兴市委组织部副部长；2006年7月起任中共开化县委书记。
31岁就晋升为副处级领导干部的他，曾担任过绍兴市主要领导的秘书，仕途一路走来颇为顺利。尤其在绍兴担任组织部副部长的9年多时间里，呼风唤雨。
王金良案发于上虞“官场地震”。2006年下半年，上虞市原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严永泰、上虞市原副市长张吉太、上虞市原市委书记任其良等相继“落马”。随着检察机关的调查深入，王金良受贿案也浮出了水面。
王金良最后一次以县委书记身份露面是2007年8月3日，他带队前往农村进行农民用水调研。8月6日，他被省纪委“双规”，8月25日，被移送检察机关立案侦查，9月12日，开化县人大常委会接受王金良辞去开化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9月30日被嘉兴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王金良受贿基本上是在担任绍兴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时候。在别人的眼中，他是“关键性人物”之一。为了拉近与他的距离，并借他手中的权力“通关”，一些人绞尽了脑汁。“朋友”、“小兄弟”、亲戚，王金良生活在前呼后拥的感觉里，渐渐飘飘然。
贪欲由小变大
杭某是这起贿赂案的“重磅手”，系浙江某建设集团董事长。从2001年起，每年春节都会以拜年的名义，为“王部”送上礼金。从开始的几千元到后来的上万元，王金良一步步走向腐败的深渊。
2002年杭某在绍兴开发了一处楼盘，向王金良夫妇发出了看房的“邀请”。两人看中了一套，面积183平方米，总价约115万元。2003年的夏天，要付首付款的前一天，杭某提着一个纸礼袋登门拜访。当时王金良不在家，杭某将纸袋交给了王的妻子余某，说：“这30万元给你们，拿去把房款付掉。”余某见这么一大笔钱，起初推辞，杭某又说了：“这是我自己的钱，你们只管拿去放心地用，没问题的。”余某又假意推辞了一番，便收下了。
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2004年上半年，王金良准备装修新房子。一天早上，杭某又提着一个纸礼袋子来了。王金良正在家里吃早饭，杭某进来后与王金良打了个招呼，就径直往他家里面的客厅走，于是余某跟了过去。杭某把纸袋放在地上，对余某说：“这20万元是给你们装修的钱，装修的事你们自己搞，我就不参与了。”这次余某比上次自然多了，只推辞了一下，就心安理得地收下了。据余某后来交代：“毕竟是这么大的一笔钱，收下后，心里也多少有点不踏实，有时也想过要退，但只是说说，没有实际行动。”
据王金良自己交代，仅杭某一人就送给他现金人民币近51万元、美元4000元、英镑1000元。
另一个行贿人物，也始终是王金良的常客。绍兴市某工程设备安装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某，2000年与王金良结识，其后两家人走得很近，关系也相当密切。
周某总是在适当的时机给王金良以万为单位的“红包”，春节给孩子“压岁”、平日里的小节日，周某的红包总会不期而至。
2004年初王金良母亲去世，周某赶到王金良诸暨老家，送上5001元钱的礼金。2004年上半年，王家准备装修新房。那时周家刚搬了新房，王金良妻子要去周家“借点经验”。周某家的实木沙发吸引了王妻，后来这套价值4万元的家具就进了王家。
订完沙发，王妻又去一家商店看中了一款三星立式空调，标价是13000元，她觉得价格有点高。于是就给周妻打了电话，叫周妻与这家店老板说一下，是否可以优惠些。过了几天，三星立式空调就来到了王家，又是周妻付的钱。王金良先后11次收受周某贿赂，合人民币6.4余万元、美元4000元。
涉及的行贿人实在是太多了，卷宗里记录王金良贪污的数字密密麻麻。
受贿后的交易
俗话说：“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收取了如此多的贿赂，王金良自然少不了为这些人“帮忙”。王金良手中的权力渐渐成了那些行贿者谋取私利通关的一张“王牌”。
就拿杭某来说，2002年其公司一楼盘的规划许可证还没有批下来，没有许可证，工程不能开工，杭某请“王部长”给有关单位打个招呼。在王金良的直接关心下，杭某的项目得到了顺利审批。
2004年，杭某为一项目的税收问题找到王金良。这个项目的税收可以交到公司注册地上虞，也可以交到工程项目所在地绍兴市本级，杭某希望把税收交到上虞。因为如果交到上虞，他们公司上交的总税款数额大，可以得到上虞市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后来经王金良“打招呼”，此事顺利办成。
2004年，杭某公司的一些原股东对该公司的改制提出异议，认为杭某侵占了他们的股份，到省里去告状。后来，省里把有关信访件转至上虞市政府。杭某为此事请“王部长”帮忙消灾。王便分别给原上虞市委书记任其良和副市长张吉太打了招呼。杭某对后来的处理结果非常满意。
2006年，杭某的公司要申报特级资质，省建设厅和国家建设部都已经同意他的公司去申报，但绍兴市的有关部门却没有把有关基础材料报上去。杭某又找到“王部长”，王金良亲自出面，为杭某的公司成功申报特级资质立下了“汗马功劳”。
张吉太也视王金良为恩人。2002年底，绍兴市开始换届考察，张吉太任上虞市交通局局长，表示要“王部长”多多关心。张吉太由于当时年龄已超过45周岁，而省委规定超过45周岁的一般不再提名为党政班子拟任人选，同时，张吉太获得推荐的票数也不够多，不足以将其列入党政班子的推荐人选名单。但因为“王部长”的极力推荐，张吉太还是坐上了上虞市副市长的“位子”。
2004年，嵊州某房地产公司老板王某，在新昌搞一个房地产项目，遇上一些麻烦，找到王金良，“王部长”打电话到县里，希望能帮帮忙。2005年下半年，王某和别人合伙想在内蒙古开发天然气，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审批，问王金良有没有认识有关系的人，王金良十分热心地为王某搭成了“桥”。2006年，王金良儿子老师的儿媳妇原来在乡镇工作，想调到嵊州市区工作，“王部长”金口一开，这事就成了“小事一桩”。
2005年，浙江某建筑集团董事长王某要批一个园林工程的资质，但被有关部门“卡”住了。王某找到王金良，请“王部长”跟下面“通个气”。王某的公司开户在绍兴市某信用联社，为了其融资方便，王金良出面，为王某建立起了“用得着”的人际关系。
一名任村党支部书记的王某，找王金良办的都是“大事”。2003年，他们村为了造综合楼和营业用房、道路等问题与开发商发生矛盾，后来，事情又诉至法院。王某知道“王部长”有“路子”，就请他帮个忙，亲自关注此案的进展情况。2007年，嵊州市联合查处商业贿赂问题，查到了王某在招投标中的“猫儿腻”，王某就打电话向王金良“求救”。后经王金良的“努力”，王某说：“有关部门没有找我的麻烦。”
在行贿者的眼中，没有“王部长”摆不平的事，只要请“王部长”出面打个招呼，什么事都好办。
迟来的忏悔
在看守所内，王金良写下了5000多字的《我对犯罪行为的思想认识》，他用了5个“非常对不起”来表达自己的忏悔心情：我非常对不起组织对我多年的培养；非常对不起关心帮助教育过我的领导和同事；非常对不起组织工作这一神圣的工作岗位；非常对不起开化人民；非常对不起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儿子。这5个对不起，是发自内心的愧疚，是和着泪水写下的心声，在高墙内，他是真的明白了，只是这个醒悟来得太晚了。
他分析自己的犯罪原因时认为：“一是自傲心理作怪。参加工作以来，仕途坦荡，总认为自己过得硬，于是，对理想信念不及时检验，对言论行为不自觉检查，收了人家的钱还觉得自己比人家要清廉，自我感觉良好；二是侥幸心理作祟。受贿后也曾心里不安，犯错后也有机会纠偏。但总认为送钱的人是朋友，不会出事，没想到是所谓最靠得住的朋友把我推入犯罪深渊；三是攀比心理作用。总认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既辛苦，又清苦，收入与某些单位相比差距很大，部门分配的利益差，使自己产生心理落差。当与一些企业界朋友交往时，就产生了帮他们一点忙、收一点好处费无所谓的态度；四是自慰心理作恶。参加工作后，很少有领导批评自己，平时只是自己监督人家，没有人监督自己。久而久之，便自以为自己没问题，借职务之便给人办点事收点好处也无关紧要。在这种自我安慰心理作恶下，对自己要求松了，标准低了。”
办案检察官指出：除了他自己分析的上述原因外，还有两个因素不可忽视：一是过多地为儿子的前途考虑。他希望将来把儿子送到国外学习，于是便将敛财当作一件事来做，为儿子积累足够的资金；二是没把家眷管好。余某不但没为王金良把关，反而参与收受贿赂，其中多数财物是通过余某收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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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杨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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