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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你妈妈是王岚――直面“风暴眼”中的女反贪局局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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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01月08日08:46 来源：四川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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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各种光环笼罩，自己反而心慌慌的，有时候会产生幻觉：如果现在检察院不要我了，真不知道去哪找饭碗。我教育孩子最多的话就是，别人问你妈是不是王岚，要坚决说不是；别人问你妈是不是检察院的，要坚决说不是。”
●“派出所长、教导员，刑警干警、看守所长、狱医、法官、检察官的案子都办了。办完案子回过头来看，心里有点苍凉，这关系着政法队伍的形象、公信力啊！”
●“面具”戴久了后，有时也想找个人说话，但翻遍了电话本也不知道该打给谁。
1月4日，果城南充。四川日报新闻《纵深》记者直面王岚。她娓娓讲述“风暴眼”中的反贪工作和一名女反贪局局长的百味人生。
苗条的身材透着干练，“娃娃脸”上荡着和蔼笑容，眼睛炯炯有神，仿佛能洞察一切。“我们不谈案子。”刚落座，这位以直爽著称的反贪局长就给记者设限。“所有案子都是集体智慧完成的。”因为低调，记者采访她殊为不易。“很理解公众对反贪的高度期望值。但老实说，反贪，一路走得坚决但也很难，难处鲜为人知。”一整天的对话，讲到动情处，这位名反贪局长眼含热泪。
她难得接受媒体采访，讲述“风暴眼”中的反贪.....
半夜会突然惊醒，醒了就通宵睡不着
川报《纵深》（以下简称《纵深》）：在全省乃至全国，直接办案的女反贪局长不多。为什么选择这行？
王岚（以下简称王）：天生不喜欢交际。在我眼里，检察院清廉，是一个很正义、很肃静的地方，符合我的个性。
《纵深》：压力大吗？
王：作为一名反贪战线的指挥者，成败都在决策间。有时明知道风险大，一旦决策了，也不敢对任何人说，怕动摇军心。那时候最是孤独。委屈，压力，威胁，都要去面对。
《纵深》：威胁来自哪些方面？
王：威胁信，还有打到家里的恐吓电话。第一次收到信，信上写着“你要送某某上法庭，小心你自己！”很紧张，来回反复想，也怕出事。后来慢慢麻木了，就平静地把信撕了，丢到垃圾桶。有时家里电话响了，一直没人吭声。
《纵深》：没查过电话？
王：也想过，但转念一想也没必要，别人要报复你，查了又怎么样呢？从小到大，我教育孩子最多的话就是：别人问你妈是不是王岚，要坚决说不是；别人问你妈是不是检察院的，要坚决说不是。
《纵深》：特殊的职业特性决定的？
王：是呀。有时也产生怀疑，觉得这工作里外都不是人。办不出案子，立案率低，你抬不起头；办了案子，揪出一个往往就是“拔出萝卜带出泥”，得罪一大片。如果是一个单位，那就基本得罪了与那个单位有关的人。反贪干警面对的压力，绝不是单一的，有时候排山倒海地袭来。
《纵深》：压力大时怎么排遣？
王：这种压力没办法排遣。有时半夜会突然惊醒，醒了就通宵睡不着。“面具”戴久了后，有时也想找个人说话，但翻遍了电话本也不知道该打给谁。打给男的吧，怕引起误会，打给女的，又怕口风不严泄了密。如果保密工作没做好，走漏了风声，案子就可能前功尽弃，白干了。
最怕办司法队伍的案件，办完后心头有点苍凉
《纵深》：在你所办的案子中，被人提得最多的有两件，其中一件是梁维东案件。
王：梁维东案是我所办的第一个异地办理的案子，禁毒大队长充当毒犯“保护伞”。前期初查，获得的仅仅是几个污点证人的间接证言，由于对当地关系网不清楚，外围查起来很困难。很多人都说，成案的可能性太小，只能寄望于审讯突破。
《纵深》：突破不了，会有怎样的后果？
王：突破不了，就意味着案子很可能就化了。这样的后果肯定不堪设想。当时，省院一名副检察长亲自到南充指挥查办，他大胆决策：先拘人。但如果突破不了，拘错了怎么办？后面会发生啥情况，谁都不敢想。办案组审了8个小时，梁维东始终不吭声。
《纵深》：那怎么办呢？
王：当时我是主管案侦的副处长，从开始就主审梁维东。他几个小时不开口，我也很着急，但人都是有情的，我就抛开案子本身，和他随意地拉家常，讲他的妻子、孩子，讲毒犯是如何帮他争夺妻子的故事。很快从情感上产生了共鸣。他马上接话说：“我们也要靠这些人。”一旦打开堡垒缺口，便胜算在握。
《纵深》：接到案子后，你们一般从哪儿着手？
王：有句话说得好：“两朵云在同一高度相遇时，才能变成雨。”外围信息量的掌握很重要，包括本人的身体特征、个性弱点、成长经历等，都要全面掌握，然后逐个环节突破。
2006年5月，办大竹县某副县长向法官行贿的案子，法官开口了，副县长却咬了8个月，各路人马都去审了，还撬不开。省院派南充检院出马，我当时心里也没底。对他施加的高压已经够了，但为何不开口？看来只有改变策略了。
进去时，我就叫了一声“县长”，然后不等他回答就单刀直入，从司法腐败说到理解他的迫不得已。我说，你作为一个副县长都去行贿，老百姓怎么看？这个社会怎会有公平正义？激起了他的良知。然后设身处地为他着想，让他争取宽大。他当时就哭了，说，王处长的话捅到他心窝了。
《纵深》：最难办也最不愿意办的是什么案子？
王：派出所长、教导员，刑警干警、看守所长、狱医、法官、检察官的案子。办完案子回过头来看，心里有点苍凉，这关系着政法队伍的形象、公信力啊！案件的发生，对这支队伍损害太大了，特别是徇私枉法的案子，办一件心痛一次。
办案子不是想整人。但我是一名检察官，职责所在。
公众对反贪的期待，远胜于我们办案率的增长
《纵深》：前几年你主办了几个影响很大的案子，如“全国十大渎检案”之一的“东观问题猪肉”案、四川省首例“黑保护伞”等一大批影响大的案件。这两年好像大案少了，是不是意味着贪污贿赂少了？
王：并不是要判多少年，就觉得这个案子大。去年我们全市办了几十件新农村建设中的贪贿案子，最小的1万来元，最大的也才10多万元。但有的大案还不如一个村官的案子影响力大，老百姓亲眼看见检察机关惩办身边的人，化解了民怨。
《纵深》：去年一共办了多少件案子？
王：115件。其中5万元以上、副县级以上的大要案占了65%。
《纵深》：办案越来越多，老百姓的认同感有没有变化？
王：1998年初到法纪处，也就是渎检处的前身。那时候，社会对渎检的认同感不强，觉得不过就是内部一个纪检部门。全市一年才办10多件案子。后来办案越来越多，有许多都直指滥用职权的执法部门。通过办案，越来越多的官员和百姓了解了渎检。
《纵深》：就是说从认同感到期望值的提高，坚定了你们办案的决心？
王：对。老百姓对腐败深恶痛绝，期望值也比较高，所以我们也把矛头指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
有一个人举报单位领导贪污，被打击报复，但那个领导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他报复陷害的认定恰好在关于渎职犯罪主体认定出台之前，检察机关根本拿他没办法。最后我们只好通过大量的证据去为举报人主持公道，结果对打击报复者实施了纪律处分。老百姓说，这社会还是有说理的地方。
事实上，公众对反贪的期待，远胜于我们办案率的增长。
对一个女人来说，情与法的冲突更大
《纵深》：有人说你是惩办职务犯罪的“铁娘子”，你怎么看？
王：这是一种误解。在外界看来，我给人的形象就是办案的，油盐不进。你想想看，一遇到检举，你就得尽可能去查清楚。对谁有情对谁无情？无情或有情，都是在法律框架内的。
《纵深》：对家人、亲朋好友也是如此？
王：说句真话，这么多年，从没为亲戚做过任何事情，家里人也从不过问案子上的事。
那些很久不打电话的，办案时打来，肯定就是说情的。还有，突然莫名其妙打电话请喝茶、请吃饭的，都是不正常的现象。我就把电话号码列入电话簿拒听名单里。一打，手机就占线，直到案子办结才解禁。
经常打电话请我吃饭不去，大家都不请了，我在大家心目中就是六亲不认的形象，也许这是一个悲哀。我从小在北方长大，身边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重情的人。对一个女性来说，情与法的冲突更大。但是作为一名职务犯罪侦查指挥人员，我只能这样。
《纵深》：你们一般根据什么线索来办案？
王：以前主要靠举报，现在不一样了，举报线索明显下降。群众举报意识有了，但方法常常欠妥，往往是多头举报，保密性全没了。所以主要靠自己摸排。某人或某个单位有没有问题，老百姓心中有一杆秤。比如老百姓去办事，遭遇吃拿卡要，这样的反常就有问题。我们往往通过一些反常现象来排查。
《纵深》：今天（注：记者采访的当天）涉案单位上级部门负责人来，为什么是你们请吃饭？
王：都是我们接待别人。其它很多地方，办一件案子有提成，我们没有。这个大原则我觉得很对，一旦办案掺入了金钱利益，就不那么纯洁了。检察干警都很清贫，又不敢拉赞助，钱物也不能收一分，吃别人的嘴软。我们请别人，既不违纪又便于沟通、配合。
《纵深》：这就是法外有情吗？
王：过去常说法不容情，我觉得应该是法不容私情。现在办案，并不是没有情感，你说一个企业，你不能办一个案就把它整垮了，企业有那么多人要吃饭啊！腐败只是个别人，对普通人来说是无辜的。
《纵深》：办案这么多年，你就没有徇过私情？
王：前两天，我们早已经结案的一家部属企业的纪委书记到南充，千里迢迢地给我带来两包河南大红枣，这是我这么多年收下的唯一与查办过的案件有关的礼物，感动，欣慰。这算私情吧。
针对贪污贿赂新特点，需建立大侦查模式
《纵深》：贪污贿赂犯罪的形式是不是有了新变化？
王：行贿手段变了，由现金到信用卡到股票，现在是低价购买商品、赌博、变相外出旅游等。受贿的方式变了，反侦查能力越来越强。比如我们去银行查存款，都不把钱存到银行了，很多投资搞实体。或者存到外地去，省内根本就查不到。
《纵深》：你们是如何应对的？
王：只能提高侦查能力，改进侦查装备。说实在的，这方面还有很大差距。如现在的取保候审，我们仅仅能做到让嫌疑人在离开当地时向检察机关报告。他是否串供？无法控制。就连监听电话，目前也只能依赖公安机关。设备的落后，加之检察机关没有独立的技侦手段，很多案子办起来很吃力，在打击方面显得薄弱，已经不适应新的犯罪特征了。
《纵深》：就是说，反贪污贿赂的力量需要整合？
王：对。现在许多犯罪结成了庞大的利益共同体，证据要求高，两三个人根本办不下来。最多的一个案子投入了40多人。适应这个新特点，需要突破性的整体联动，构建侦查一体化的大侦查模式。
《纵深》：你觉得反贪最大的责任是什么？
王：通过惩治少部分人，震慑、教育、挽救大多数想以身试法的人。反贪工作接触的是社会经济发展中各个方面，尤其是阴暗面多一些。最早接触到这些阴暗面，就要防止它蔓延扩展开，这是我们的价值，而不是仅仅被动地去查案。
《纵深》：今年打击的重点是什么？
王：2005年重点是打击商业贿赂，2006年重点整顿医药卫生，2007年严查城乡建设。十七大过后，打击重点会放在关乎民生、体现民意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那些问题上，比如教育、住房还有资源治理等。新农村建设的案子也是重点。
如果检察院不要我了，真不知道能去哪儿
《纵深》：当上十七大代表，又获得“中国十大杰出检察官”，感慨一定很多？
王：为全省检察机关赢得这个荣誉，很欣慰。我原本很讨厌“保护伞”三个字，但现在突然觉得，荣誉对我也是“保护伞”，是一种很强大的保护措施，对家人也是。
《纵深》：你最看重哪个荣誉？
王：在渎检处拿的那个“全国十佳渎检处长”。因为很实在，也很沉甸。现在，被各种光环笼罩，自己反而心慌慌的，有时候就会产生幻觉：如果现在检察院不要我了，真不知道去哪儿找饭碗。朋友很少，有时自己像是逆水中的独木小舟。
《纵深》：下一步的路怎么走？
王：记得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宴请时，一位副检察长敬我酒说，喝白酒吧，我们的检察干警，就要像这酒一样纯净。我向他保证，请您放心，我工作中不会掺任何杂质。那一刻就想，既然选择了，就坚定地走下去，不想前面的，也不回头。（记者 张宏平/文）
纵深直面
【对话人物】王岚，40岁，宁夏人。南充市检察院原渎检处处长，2006年起担任该院反贪局局长。
【对话动机】2007年12月27日，王岚荣获“中国十大杰出检察官”称号。她是全省市级检察院唯一的女反贪局局长，曾参与主持和指挥查办了“全国十大渎检案”之一的“东观问题猪肉”案、震惊全国的高考试卷被盗案背后的渎职案，以及四川省首例“黑保护伞”等一大批有影响、有震动的案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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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常雪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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