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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坚守二十年:记新疆阿克陶县库斯拉甫乡党委书记师延林

记者  戴  岚  李章军  纪雅林

2009年11月23日08:42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今年8月,师延林(左一)带领村民一起修筑防洪堤。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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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延林,新疆阿克陶县库斯拉甫乡党委书记。28岁起,从县委机要室来到山乡,先后在阿克陶县最偏远穷困的三个山区乡任职,一待20年;条件艰苦,环境险恶,他挺直腰杆,认准一条死理:只要肯琢磨,办法一定比困难多;从不熟到融入,他像红柳贴着大地一样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结果;在恰尔隆乡14年,坐遍了每一户人家的土炕,走过的山路加起来有10万公里,被牧民们称为“长征书记”。他认为,被老百姓信赖,就是幸福。 

  

  向西,一直向西。

  出乌鲁木齐,越过天山山脉,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进入昆仑山的怀抱,库斯拉甫映入眼帘。

  47岁的师延林,是这儿的党委书记。

  冬日,晨曦攀过山顶,大喇叭里传出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的早新闻节目。3500多人的小乡开始苏醒。

  师延林穿衣、推门,在乡政府的院子里踱步。从山下带来的小黑狗多多,和往常一样,围着脚边跳来跳去。此时的库斯拉甫就像一部徐徐展开的电影,一幕幕镜头变换不休。

  这是师延林20年来极普通的一个早晨。20年来,他先后在阿克陶县最偏远的三个山区乡任职,不论条件艰苦,还是环境险恶。

  大山见证坚守,岁月记住忠诚。

  (一)担  当

  “我听组织的。”这么多年,师延林最不擅长“讨价还价”

  今天的库斯拉甫,宁静、欢快、祥和。

  3年前,说起这里就让人摇头。点灯没有电、外出没有路、通讯没线路。百姓穷苦,社情复杂。

  2006年12月25日,一场反恐“灭鼠”行动把默默无闻的库斯拉甫推向了风口浪尖——30多名恐怖分子在这里一网被擒。他们在深山进行恐怖训练,伺机进行破坏活动,看重的就是库斯拉甫复杂的地形和环境。

  谁能够、谁愿意当这个“问题乡”的党委书记?“灭鼠”行动之后,这是个让人挠头的难题。

  县里的领导想到了师延林。当时师延林已在两个山区乡工作了17年,在乡党委书记里也算老同志。此时的他,正在条件相对稍好、离县城也较近的克孜勒陶乡任职,很多事情在做,很多想法要落实。

  2007年3月,县委书记金平钰找他谈话,师延林懵了:“怎么是我?”有几分钟,他的大脑一片空白。上山这么多年了,怎么非但不回调,还要往更远、更苦、更难开展工作的地方派?

  不过,金平钰的话很有说服力:你精通维语、柯尔克孜语;在山区乡时间长,熟悉情况;政治立场坚定,有经验、能吃苦……金平钰最后说,“你是我老同学,我最了解。于公于私,我不选你选谁?”

  师延林沉默片刻,点了头:“我听组织的。”

  库斯拉甫,离县城330公里,山高路差,开车至少要跑七八个小时。谁不愿离县城、离妻儿近些,工作生活条件好些?可是组织这么信任,还有什么可推辞的?这么多年了,师延林最不擅长“讨价还价”。

  1990年11月,28岁的师延林就因为老领导的一句话:“小伙子,你年轻,应该到基层锻炼锻炼,那里才是真正干事的地方”,便一卷行李,从县委机要室来到偏远的恰尔隆乡当乡长助理。

  正是初冬季节,爬上运粮的大货车,翻越海拔3800米的冰达坂,怀揣壮志的师延林颠簸一天到了恰尔隆,放下行李左右转转,一下子心凉了半截。

  这里比自己所能想象的更苦:想吃水,要到几公里以外的河里挑;没食堂,吃饭只能自己做或到老乡家凑合;要取暖,乡政府没有一块煤;对外联系,乡里只有一台很难转接通的摇把子电话;想看书报,几个月才能收着一次。

  还有,全乡就自己一个汉族人,语言不通,无法交流,就连跟老乡要一块馕,都要比划半天。

  孤单,寂寞,想念亲人;没电,缺水,生活不习惯。白天有事做还好,夜深人静时,陪伴师延林的只有一台巴掌大的“春雷”牌收音机。心里被孤独苦闷撕咬得受不了的时候,他会一个人面对空旷的山谷,敞开喉咙大吼几声。

  要被这些困难压倒吗?请求老领导把自己尽快调走吗?倔强的师延林选择了“不”,挺直腰杆,直面现实。

  不论20年前还是现在,不论在恰尔隆还是去库斯拉甫,这个自幼丧母、很小就自己赚学费、照顾弟妹的汉子认准一条死理:只要肯琢磨,办法一定比困难多。

  (二)融  入

  “像红柳贴着大地,根才能扎得更深。”师延林明白,真正走进大山,只有俯身下去,受得艰辛

  都说基层认干不认说。可到了这里的边疆山区乡,你想要 “干”,还得先学会“说”。

  师延林工作的三个乡,都是以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为主,恰尔隆和克孜勒陶更是典型的柯族乡。刚到恰尔隆时,粗通维语的师延林,跟这些土生土长的柯族乡民根本无法交流,更别提开展工作了。

  师延林给自己定了第一个任务:先过语言关。

  从此,柯族牧民的毡房里多了一个汉族干部的身影。师延林和牧民们一起啃硬邦邦的粗面馕,一起喝热腾腾的酥油茶,一起骑马骑牦牛翻达坂,走遍了恰尔隆乡的角角落落,坐遍了每一户人家的土炕,一边探民情,一边学语言。

  两年多过去,师延林已经能操一口流利的柯尔克孜语和农牧民拉家常了,还喜欢用柯尔克孜语唱动听的歌曲。《发黄的树叶》、《生活在同一蓝天下》,都是他在毡房里跟牧民大哥学的。

  听师延林唱歌,悠扬的旋律中能感受到苍凉的西域风情与发自肺腑的感情。不认识他的人,常误以为他就是大山里土生土长的柯尔克孜人。

  大山里缺少蔬菜,杏干煮面条、酸奶疙瘩煮糊糊是牧民的家常便饭。刚开始,师延林硬着头皮往下咽。时间久了习惯了,不管吃什么,他都和牧民们吃得一样香。

  渐渐地,恰尔隆的乡亲不再把师延林当外人。听他说一口标准的柯尔克孜语,看他跟自己一样黑红的脸庞,闻闻他身上毡房里的气息,当地干部和农牧民似乎忘记了,他是一名县里来的干部。

  1992年,在阿克陶县乡镇党委、政府换届选举中,农牧民不管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规定,非要选师延林当乡长,“你跟我们说一样的话,吃一样的饭,天天为我们做事,怎么就不能选?”师延林只好挨个找乡人大代表做工作,让他们选合适的柯族干部当乡长。之后,他在恰尔隆乡副乡长、党委副书记位置上工作了7年,1998年被任命为乡党委书记。

  在恰尔隆乡一待14年,师延林认识每一位村民,乡亲们也都认识他,结交的民族朋友数不清。谁家里办喜事丧事,只要通知师延林,无论多偏远的地方,他一定会去。喜庆的婚礼上,他和大家一起,伴着库姆孜(柯尔克孜族乐器)载歌载舞。今年10月,恰尔隆乡的吐尔地巴伊·西力普女儿出嫁,师延林还专程从库斯拉甫驱车46公里参加。

  常年奔波在山间地头,师延林的车上、马背上总备着干馕,渴了就喝口渠沟的水,饿了就啃一口馕。有人计算过,在恰尔隆14年间,他走过的山路加起来有10万公里,“长征书记”的称呼在牧民中不胫而走。

  师延林说,在山区当干部要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寂寞和艰辛,要有大山一样的坚强脊梁,才能挺得住;要像红柳一样贴着大地生长,根才能扎得深。

  2003年,师延林调任克孜勒陶乡。恰尔隆的乡亲赶到乡政府,拉着他的手,依依不舍,很多人流泪。

  师延林也哭了,值了。

  (三)坚  守

  “如果待都待不住,能给乡亲们做什么事?”守卫大山的师延林,农牧民称他“看得见的书记”

  那些连住在乡政府附近的农牧民都不认得的“走读”干部,师延林最看不上。“待都待不住,能给乡亲们做什么事?”

  农牧民们对师延林有个称呼:“看得见的书记”。

  在恰尔隆的时候,乡政府离县城200多公里,路是季节性的。夏天常被洪水冲毁,冬天大雪封山,与世隔绝,一连两三个月不回家,对师延林是平常事。一进家门,妻子才知道他回来了;一出家门,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下次回来是何时。即使路好,师延林一个月也回不了一趟家。好几个春节,都是家人上山陪他过的。

  “我们乡干部,没有真正的休息日。”到库斯拉甫走马上任,师延林更感到了肩上的压力。第一件事就是必须熟悉民情。师延林下乡整整“泡”了两个月,奔波在库斯拉甫103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把全乡4个村9个村民小组900户人,家家访了个遍。

  精通语言、熟悉习俗帮了师延林大忙。少数民族干部,能够清晰地知道他的意图;而他,也能掌握农牧民微妙的心态。很快,干部群众有什么想法,就都愿意找他们的“师书记”唠唠了。

  乡亲们跟他念叨最多的,是往大山外走的难处。想出乡买点东西、看个病,只能搭偶尔路过的汽车,要不就步行56公里到最近的喀群乡坐车,辗转两三天才能到阿克陶县城,花费高还不安全,有些人一辈子都没出过大山。

  乡里根本没钱通班车,怎么办?在县里的帮助下,师延林想方设法与乡里的厂矿企业协商,请他们赞助了两辆中巴车,又前前后后跑了大半年,把班车的运营手续办下来,租给乡里人经营。

  “我们定好规矩,第一年交4万元,第二年交3万元,第三年交2万元,三年后车报废了,刚好再买一辆。”师延林看起来大大咧咧,算盘却打得精,“这样,乡里就一直有班车了,租金我们不动一分。”

  到过库斯拉甫的人才知道,阿克陶是新疆最边远、最穷的地区之一,库斯拉甫又是阿克陶最边远、最穷的乡之一,“天上不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2007年,库斯拉甫人均收入一年只有900元,比阿克陶当年人均年收入1400多元还差了一大截。

  为了让这一方百姓日子好起来,师延林坚持推广小麦、玉米良种,提高种植业收入;组织农牧民外出务工,做好劳务输出;引水进村,每10户就建一个集中供水点;积极联系企业,为农牧民解决冬季取暖问题和上大学的学费问题……

  不到3年,库斯拉甫人均年收入就蹿到1500元,赶上了县里的平均水平。到村里看看,几乎户户有电视,家家有手机,农牧民的日子越过越滋润。

  师延林最津津乐道:3年前,乡里每天杀一只羊还卖不完。现在,每天杀一头牦牛、4只羊还不够卖。

  干部之间、干群之间的冷漠与隔阂也在消散。每年过古尔邦节的时候,为了请汉族同志到家里做客,维族乡亲一大早就去门外守着,捧出家里最好的食物招待尊贵的客人。

  每个月,师延林都带队巡查沟壑山谷。山高路遥,每次巡山回来,同去的干部、民兵都累得不愿动了,他却始终不改亲自带队的习惯。

  每天,只要在乡里,师延林凌晨两点都要出门,检查几个村的民兵巡逻情况。夜深人静,家家闭户,睡梦正甜,这群守卫大山、守卫祖国门户的人却不知疲倦。

  现在的库斯拉甫,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师延林说,苦熬不如苦干,汗水不会白流。

  (四)做  事

  听到农牧民真诚的感谢,“心再累,也会甜”

  师延林每天操心的事很多。村民家的餐桌上有没有肉,双语幼儿园的孩子有没有图画书读,乡里离婚的家庭多了怎么办,甚至地里的庄稼有没有按时浇水,村民的核桃苗有没有做好过冬保暖……

  为了“鼓动”乡民务工,师延林就头疼了一阵子。他与乡里的厂矿企业达成协议,要求85%的工人必须用本地人,来提高农牧民收入。但是当地有不愿给人打工的传统,师延林只好苦口婆心地一家家劝。

  慢慢地,乡民见到了实惠,最多时有300人在矿上干。帕米尔·排依孜就是其中一个,他今年新买了摩托车,专门上下班用。“一个月挣1500元,一年就是一万八!”他乐滋滋地说。

  师延林掰着指头算:“一个人一万八,300人你算算能挣多少?不说别的,前几年谁家有摩托车就不得了,现在全乡974户人,已经有600多辆摩托车了!”

  “师书记总是为我们老百姓考虑,走到哪里就把好事做到哪里。”巴拉提·吾斯曼老人以前是恰尔隆乡的纪委书记,退休后回到老家库斯拉甫,对师延林非常了解。“他每个月的工资都是装身上的,看谁家有困难,就300、500地掏出去,一点都不犹豫。”

  克里木·阿布杜瓦伊提家住英阿瓦提村,生活不宽裕。今年7月,他16岁的女儿热依拉·克里木突发胆囊炎,急着要送医院,家里却拿不出钱。焦急的父亲跑到乡政府,师延林二话没说,从口袋掏出1000元。现在,热依拉已经恢复健康,再见师书记,腼腆的姑娘把一大盘子杏干都捧了出来。

  一位腿有残疾的维吾尔族村民,42岁了,好容易找了个媳妇,打算结婚没钱,也来找师书记。师延林掏出500元,让他给媳妇买两身衣服,好好过日子。

  “这些事琐碎,小得不值一提,可是哪一件我不管都不行。”师延林常常觉得“心累”。

  在很多人看来,师延林管得太宽,是自己找累。一个乡干部,在个穷地方,操这么多心干嘛?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乡党委书记,能力有限,只是凭良心做事,不想走了以后让人戳脊梁骨。”这是师延林掏心窝子的话,“等看到村民的困难解决了,生活过好了,他捧出家里最好的东西,甚至牵出一头羊非要送给我,那时真觉得欣慰,再累都觉得值。”

  师延林做事,不光农牧民看在眼里,干部体会更深。曾任克孜勒陶乡副乡长的汉族干部魏泷说,有时牧民有困难,师延林没带钱,其他干部就不得不垫上,“想发牢骚也不好意思,书记掏得更多!”

  农牧民对师延林还有个称呼:“搬石头的书记”。山区的很多河流,冬天水少,就像温顺的绵羊,到了夏天却格外凶猛,每年洪水都会冲毁乡里的简易公路,需要重修防洪堤、重新垫路。

  从山上流下来的雪水寒得刺骨,师延林扛着几十斤的石头,趟着齐腰深的水,一天连续干十来个小时是常有的事,饿了啃口馕,渴了捧口水。村民说,没见过这样不要命的书记。

  别人问师延林:“这样干,你咋想的?”师延林反问:“有啥不行的?要是你干干净净站在高处,村民会服你吗?”

  (五)幸  福

  “为老百姓做事,被他们信赖,是更大的幸福”

  幸福,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仅仅让自己的小日子幸福,还是为了让更多人幸福,师延林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

  1990年,师延林上山的时候,儿子师勇3岁;2009年,儿子大学都毕业了,师延林却在更边远的山上。这20年,独自撑起这个小家的,是师延林的妻子,赵金香。

  师延林的工资总是装在身上,妻子从没要过。他记得清楚,20年只给过妻子三次工资:一次岳母生病;一次回农场看老父亲;还有一次,是今年为妻子换掉用了5年、修都没法修的手机。

  2003年,师延林接手克孜勒陶,发现乡里仅剩145块2毛钱。这点钱够干啥?刚来又不好意思向组织伸手,他就瞒着妻子,把家里两万元存折取出来,先垫在了乡里。妻子发现存折不见了,偷偷问过师延林乡里的同事,就等着他“坦白”。结果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都没动静。直到妻子忍不住问起,师延林才承认。

  面对妻子,师延林嘴上不说什么,心里总是愧疚太多。

  赵金香当了25年的小学教师,她身体不好,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几次晕倒在课堂上。以前住平房,冬天要生炉子取暖,学校每年发两吨煤。指望不上丈夫,小山一样的煤堆,是赵金香一点一点弄回家的。

  师延林上山10年,妻子想,该回来了吧;上山15年,又想这下快了吧;现在上山20年了,妻子却说,不指望了,我拿他没办法。

  2007年,得知丈夫要去库斯拉甫,赵金香哭了三天。日盼夜盼,结果师延林还往更边远、更艰苦的地方去,她不理解,“你不为我考虑,也该为自己的身体考虑,40多岁的人了,一两个月难得回趟家,回县城要在路上颠簸七八个小时,你还吃得消吗?”哭也哭了,怨也怨了,妻子还是默默为师延林收拾行囊,还是有空就带着儿子上山去看他。

  汉族干部杨国庆是赵金香的同学,也在乡里和师延林共事过4年,两家是20多年的朋友。他记得,2005年8月,赵金香和师勇趁着暑假来乡里看师延林,正赶上克孜勒陶河发洪水,师延林带着乡干部修补防洪堤,妻儿来了也顾不上休息。儿子师勇看不下去,也跳到水里,和大家一样憋着劲背石头补堤,忙了一整天。那年,师勇还是个高中生,18岁。

  还有一次,妻子和师延林去牧民家参加完婚礼回来,已近子夜。过一座木桥时,妻子不慎踩空,掉到三四米深的水里,被冲了30多米远,救上来头破血流,昏迷不醒。师延林吓得魂飞魄散,现在还拍着胸脯后怕:要是出什么事,这辈子就再没有补偿机会了。

  直到今天,师延林也没想过,什么时候能回县城,像其他人一样陪着妻子逛逛街、买买菜,晚饭以后散散步。他说,把这种幸福放在退休以后吧。

  “我这20年,就是忙忙碌碌为农牧民做些琐碎的事。而且,也不只我师延林一个,周围很多人都像我一样,这么多年默默无闻地走过来,我还要求什么呢?”

  20年来,师延林有过抱怨,发过牢骚,却从来不曾向组织提过,要回来。他知道,自己离不开贫穷却淳朴的乡亲,离不开贫瘠却雄伟的大山,离不开微小却值得坚守的事业。

  他说:“和家人在一起是幸福,为老百姓办了好事、有了工作成绩是一种更大的幸福。你做的事越多,老百姓对你越信赖,感受到的幸福感就越强,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

  这就是一名共产党人的幸福观,一个基层干部20年的坚守心曲。

(责编:高巍(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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