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督查组日前在云南省强调：各地在推行乡镇机构改革试点工作中，必须按照中央要求，确保乡镇机构编制和财政供养人员在"十一五"期间只减不增。（4月15日新华社）
官僚机构反复膨胀，一直是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无法解决的社会难题。也许是民族基因使然，这一官场痼疾伴随人民共和国延续了50多年，而今依旧难以根除。因此，中央要求乡镇编制只减不增，意义重大。
政府机构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需要，目的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效、廉洁的政府体系。这方面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改革力度呈现出"梯次下降"状态，越往下改革难度越大，一些地方机构、冗员越改越多，甚至还出现了"馒头办"、"墙体办"之类没事找事"办"的机构。机构臃肿和人员膨胀在某种程度上讲已到了极限，财政成为"吃饭型"的财政，财政再分配的其它职能大受制约，严重影响许多重要的投入。另外，行政机构的过度膨胀，财政供养人员的过度增长，不仅"吃掉"了农村改革的众多成果，而且给推进农村改革设置了障碍。
历史上曾有警醒世人的“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典故。“十羊九牧”，官民比例失调，导致社会百病垢出，贻害无穷。南宋的史尧弼在痛骂冗官为"天下之大害"的同时，还列举了“害”之所在：一是旷职，二是耗财，三是跑官，四是虐民(《莲峰集》卷4《冗官策》)。简而言之：冗官造成冗费，冗费又造成了百姓负担沉重和财政入不敷出。
因此，减官才是优化政府职能的根本出路。同时，缩减财政供养人员，应当引入“定量分析”，在全国总人口中，行政官员、事业人员应占百分之几，应有一个尺度，该裁的人员、机构坚决裁撤。对留岗人员也不能"一改定终身"，应建立岗位竞争、有进有出、活水长流的新机制；同时，机构编制缺乏有效的制约因素，是历次机构改革成果不能巩固，人员减而复增的一个直接原因，因此，立法机构也应尽快出台《编制法》，将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管理纳入法制轨道，并设置隶属人大的编制委员会，对机构人员管理依法进行有效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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