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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政治要通过改革实现 核心是建制衡机制 |
| ——专家解析《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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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04月03日13:58 来源：瞭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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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就是要通过改革来实现，改革肯定是要有一个计划的，没有计划没有方案更是什么都干不了
在北京万圣书园等主要书店，《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正排在新书推荐的首位，不时有读者向店员直呼其名地询问、购买。而在两周前，这本成稿于2006年12月初，在去年10月十七大召开期间就已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印刷出版的书，还很难在书店找到。这本被外界评价为勾画了中国“政治改革具体路线，包括限制中共的权力、扩大公民、记者、宗教信徒和人大代表的权利等”的报告，共366页，由一章总论和十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组成，明确回答了在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应“改什么、怎么改”。十个研究报告涉及当下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方面面，包括中共执政能力建设、人大制度的改善、政协体制改革、立法民主化、行政体制的改革、财政预算改革、中央与地方关系、司法体制以及民间组织与宗教等。书中肯定了过去30年中国所采取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建议未来一段时间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锁定在“那些阻碍经济协调运行、市场有序发展、社会充分发育的政治体制部分”。
同时，《攻坚》一书认为，中国经济政治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从低水平民主法制化程度转向较高水平的政治民主，“至少需要60年左右的时间”，并给出一个完成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三步走”方案，提到从2021年到2040年，进一步完善第二阶段形成的民主政治制度框架，形成一个“中等发达的成熟的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就此，本刊记者专访了本书总撰稿、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和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
有趣的是，周天勇是一位研究经济的学者，他认为用经济学思维来研究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考虑能不能操作，代价多大，有没有风险，有没有不确定性”，这份研究报告的目标函数，正是“一定要朝民主与法制国家前进，又能不付出国家不安全不统一的代价”。
报告更注重可行性
《瞭望东方周刊》：中央党校的身份比较特殊，作为党校教授，你们撰写的这部报告是代表党政部门的声音还是纯粹学者的观点？
王长江：党校的对象不一样，是广大中高层领导干部，研究时更多考虑了他们的想法和报告的可行性。和一般纯理论研究者做出来的不一样，后者是从理论上建立一种模式，讲应然。我们还要讲实然，和现实贴得比较近。中国现在这种体制下，改革靠谁来推动，得靠手中掌握着权力的人。我们研究的起点认识是，不愿意推动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毕竟是少数。基于这一点，我们更多从他们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我们还没有得到决策层关于这本书的反馈。
《瞭望东方周刊》：媒体报道时直接把你们的30年政治时间表作为大标题，你觉得时间表是本书的最大成果吗？如果不是，你怎么概括本书的最主要成果？
王长江：不觉得。最大成果主要是回答了在现有条件下能不能搞民主的问题。至于怎么搞，只是提供了一种思路，别人也可以从不同的逻辑框架思考，我们只是设计时参考进来的因素多一些，力求增强其可行性。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我国政治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王长江：抽象一点，方向就是民主，也是所有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如果搞了半天，还是不民主，比较集中，导致权力失控，这是最要命的。大家都认为权力是人民的，关键怎么是人民的。权力运行起来，必须解决如何既有活力，又能实现老百姓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在受约束和有效使用两者之间做一个科学的权衡。
《瞭望东方周刊》：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关系是怎样的？
王长江：根本的还是人民民主。民主的前提是利益，有利益才有民主。党内民主是借用了民主的概念，讲的是让党内各种意见和建议充分表达，让党更有代表性，让更多的党员参与到决定党的事务中去。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还是人民民主。
政府内部决策、执行、监督三分离是一种误读
《瞭望东方周刊》：如今，人们都在谈可问责的政府，而各级政府现在还是向上负责多于向下负责。对于这个方面的扭转是政府改革的方向吗？
周天勇：对，政府问责机制的建立一定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来问责政府，而不是上级问责下级。上级问责也是一种方式，必要时这两种问责方式都可以存在。
《瞭望东方周刊》：你前面介绍说这个报告里所有的方案都是为实现2002－2020年这一阶段的目标来进行描述的？
周天勇：按照轻重缓急，根据改革侧重点的不同又可分为“三个子阶段”---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权力制衡机制建立以及公民社会的成熟。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肯定是重中之重，政府把整个社会管得没有活力，没有创造力，没有创业动力，就业困难，这样是非常可怕的。行政体制怎么改？行政机构作为一个切入点，还得人大制约它，同时也要考虑与行政体制改革相关的其他方面的改革，要不改来改去还是改不动，或者改不好。其实行政体制改革和其他改革是相关的，核心还是要建立起人大和政府之间的制衡关系。比如说立法，重大事情是人民代表大会来决定，但现在很多收费审查权力都来自于部门立法，我们行政体制改革很关键的一个就是立法要从政府逐步转到人大。这也牵涉到权力制衡机制的建立，比如说把人大代表从几千人变为几百人，人大代表专职化，这个没有一段时间，马上变是不可能的，但政府的一部分立法权交到人大是可以较快做到的。最重要的是财政预算制度，现在很多政府部门自己收钱自己花钱，政府许多机构都成了税务部，我觉得要把这条废掉。
《瞭望东方周刊》：行政权力要有效率，就一定是自上而下的，最好只有一个中心，在这个意义上，行政权力内部的制衡是没有多大意义的。那么请介绍一下你们报告中所说的权力制衡指的是什么。
周天勇：所谓的政府内部决策、执行、监督三分离，是对十七大二中全会的一个误读。成立一个交通部，难道还要成立一个交通决策委员会吗？再成立一个交通监管委员会，一个部变成三个，机构比原来还大了。行政体制改革不应是政府内部决策、执行、监督分开，而是行政体制要在决策、执行、监督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下进行改革，更多要交给人大政协。
但是政府内部还是免不了会有执行过程的决策，不可能大方向定了，小的具体问题决策起来还要拿到人大。还有政府对企业的监督、对市场的监管，这个大概也不能拿到人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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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常雪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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