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省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各界别委员代表座谈会上,汪洋书记说:“要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允许他讲错话!”报道说,汪洋书记的话音刚落,全场掌声雷动。这当然不是偶然的,逻辑上看,这也该是当前端正会风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汪洋书记提出的这“三讲三不讲”中,应该如何本是泾渭分明、决不存在任何模糊界限的,然而在现实中,我们却听到了太多的套话、空话和照本宣科的话。是一些领导同志不会讲真话、实话、有感而发的话了吗?好像不是。因为,有不少领导同志在退下来之后,讲话立即与先前判若两人,对问题的实质往往也能一针见血了。那些胆子大一点儿的,在“快退休了”的时候,也可以对一些现象进行痛陈。比如某年的某位副部长,对他所分管的领域就连续发出“炮击”,一时间令人刮目相看。这就可见,一些领导同志未必是不会说真话,而是觉得时机不对,担心因为说真话而影响了个人的仕途吧。退休了,或者快退休了,没什么仕途可言了,也就觉得没什么可怕了。这种“屁股指挥脑袋”式的讲话,正是顾及了讲真话的后果,导致先前在讲话方面存在着两面性,口里讲的与心里想的,并不是一回事,生动地体现了成语所说的口是心非。
因为套话、空话和照本宣科的话讲得太多,一些领导同志已经成了南宋大儒朱熹所批评的“能言鹦鹉”。朱熹说,他那个时代的士大夫不少都是“能言鹦鹉”,让说什么就说什么,极端的,“叫他说廉,直是会说廉；叫他说义,直是会说义。及至做来,只是不仁不义”。这一段话,见于南宋罗大经所著的《鹤林玉露》,听上去却好像是今天说的一样。不知道该钦佩古人对事物规律的洞察,还是该悲叹今人的不大长进,存心要增添注脚。既然是鹦鹉学舌,那么上面提倡什么、强调什么,下面往往就吆喝什么；不过,只是经过了一番精心的“穿靴戴帽”而已,嘴里叨咕的来来回回还是那一套,空空荡荡之余,也根本不解其意。汪洋书记举过一个例子,现在有的干部嘴里把解放思想当成口号来喊,而一谈到具体工作,就说不如你给我两个项目吧。很显然,这就是惯于讲套话、空话和照本宣科的话带来的一个典型结果。
领导同志是不是讲真话、实话、有感而发的话,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其个人思想解放与否的衡量标准；而一旦讲了不准确的话或者错话,但没有“授人以柄,成为炒作的题材”,可以成为体制机制成熟与否的衡量标准。实际上,为广东科学发展进行的思想解放学习讨论,讲真话、实话等等未必很需要勇气,毕竟不像为百姓“鼓咙胡”的彭德怀、对三门峡大坝等国家工程独投反对票的水利专家黄万里那样要承受多大风险,他们那种“讲真话”很需要勇气,因为他们所讲的问题不是“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而是众人都能预见到讲真话的可能后果,纷纷“缩头”之时。所以,在当前的思想解放中,领导同志根本用不着噤若寒蝉；另一方面,套话、空话和照本宣科的话讲得太多,无疑与解放思想完全南辕北辙。
汪洋书记关于“三讲三不讲”的这一番话,既戳中了当前一些领导同志讲话的要害,也开出了治疗的药方。我们担心的是,包括媒体在内无论怎样“允许”,只怕一些领导同志已经没有了讲真话、实话、有感而发的话的本能。然而,现阶段这可能是一个难度颇高的要求,长远来看却是必然的要求!
汪洋：让领导讲真话、讲实话 须允许他讲错话
“要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允许他讲错话！”
“领导同志也不是圣人，作为领导同志讲话，既然要允许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错误的话，这种场合有感而发的发言就不是指示。那些在大会上照稿讲的发言才是指示，因为那是认真研究过的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