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西榆林市委的过问之下，高勇为学生助学金追县长签字被拘事件，有了令人欣慰的转折——

　　高勇的停职和行拘处分被撤销；县长、教育局长、公安局长向校长道歉，县长向市委检讨；绥德县领导班子组织学习班，学习十七大报告和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执政为民的论述；市委、市政府组成调查组，对该事件进行调查，并依法追究责任人……

　　短短不到10天，“绥德事件”调查之迅疾，处理之认真，总结之深刻，超过了人们的最初期待。这种拨乱反正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停职、拘留事件对政府的负面影响，给社会舆论一个交待。

　　这是互联网时代，又一起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生动实例——正是因为新闻媒体报道和互联网的广泛转载，因为读者和网民的强烈关注和批评，县长与校长的“公务风波”，才引起上级的“高度重视”，才有了事件的逆转和问题的解决。

　　这也是民主政治进程中，权力与舆论监督关系的现实注解——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媒体的监督，绥德县教育局和公安局的权力边界，就不会受到挑战；行政长官的以权压法、有关部门的滥用职权、某些官员内心深处的特权意识，就不会如此清晰地进入公众视野，更不会被置于法律的程序中处理。

　　因此，令我们欣慰的，不仅是榆林市委对绥德县政府“滥用权力”的严厉批评，更有一级政府对舆论监督的态度。

　　面对舆论，正视问题，及时“施治”，虽让某些官员脸面受损，却维护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依法追究责任人，更是在重申公权不容滥用。在旷日持久的“华南虎事件”之后，绥德的“解决之道”从另一个角度，提出政府该如何回应公众质疑、面对舆论监督。它告诉我们，切实解决群众关切的问题，整顿吏治，才能消除“负面报道”的源头。

　　然而，我们还不能欢呼监督的胜利，在健全的权力运行和监督机制面前，这种事何劳上级市委连夜赶赴绥德过问？这一事件的转折，又怎会如此依赖上级领导的推动？

　　实际上，对舆情的反应，对监督的态度，直接检验着政府“权力”与公众“权利”二者之间的真实关系，因而也最鲜明地体现“执政为民”的现实状况——

　　舆论监督的本质，是公众通过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多种形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如果我们的干部对舆论讳莫如深，对民意置若罔闻，又怎能期望他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这就是我们党提出“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强调“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的原因。有效的监督，是保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也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标志。

　　在处理“绥德事件”之后，榆林市委书记特别感谢“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使榆林的政治文明建设和干部素质整体向前推动”。

　　确实，历史的鸿篇巨制，从来都源于日常的点滴书写；民主政治的时代课题，呼唤更多具体事件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