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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政治家的胸怀和手法处理突发事件：评《习仲勋主政广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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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党史出版社 吴江 |
| 2007年12月05日09:58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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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重要关头处理好重大突发事件，经受住非凡的考验，对于领导干部特别是为政一方的高级领导干部来说，是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一环。在这方面，最近出版的《习仲勋主政广东》一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案例和经验，对当前的工作有资政育人的效用。
习仲勋是老一辈的革命家，为党和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主政广东是在1978年春至1980年底，时间虽然不长，却正是处在历史大转折时期，也正是广东拨乱反正、由乱到治、由闭塞萧条到奋起腾飞的转折时期。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可以说大事、难事、突发事件不断，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顺应和引领历史潮流，完成伟大的转折，正是对高级领导干部能否称得上是政治家的一种考验。在中央的领导下，习仲勋以其远大见识、为民情怀和高明手法，带领全省人民，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基本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赋予广东特殊政策，允许试办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取得了显著成绩。这其中，他带领各级干部解决“偷渡外逃”这一重大而复杂的突发性事件，在书中的记述既典型又具体，是体现习仲勋政治家风范的一个缩影。
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广东发生了群体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风潮。事态之猛烈、之严重，是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1978年下半年，广东偷渡外逃之风迅速刮起，来势猛烈，按地区说，最严重的是惠阳、汕头、佛山以及广州，最严重的县是宝安（现深圳）。偷渡的不光是农民，还有干部、职工，甚至十几岁的中小学生也结伴偷渡。据统计，仅8月份，全省就发现偷渡外逃者6700多人，逃出1800多人。习仲勋和省委对这股势头极为关注，紧急部署进行遏制，到12月份有所平息。但这只是大潮到来之前的预警。1979年春节过后，风潮再起，人数更多，涉面更广，势头更猛。1979年1至5月，全省偷渡外逃人数高达12万人，逃出近3万人。大量人员外逃，造成严重后果：很多地方基层组织瘫痪，无人种地、无人收割，学校停课，商店停业，医疗站关门。香港的舆论界反应强烈，诬我“政局不稳”、对局势“失去了控制”，国际影响很不好。外逃还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偷渡者络绎不绝，收容站人满为患，社会治安受到严重威胁。1978－1979年，全国上下一派经济复苏，出现了由乱转治的早春气象，而广东却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件，引起了中央的关注。这对主政广东不久的习仲勋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习仲勋在处理这次突发风潮的过程中，有哪些执政理念，又采取了什么手法呢？
第一是面对纷繁复杂的局面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说来容易做来难。局势突发，势如洪水，怎么保持清醒的认识呢？习仲勋一方面对下深入调查研究，全面准确地了解情况，这是制定正确对策的基础；另一方面，对上吃透中央解决问题的意见精神，把握全局，大盘不乱，这是制定正确对策的保证。
1978年7月，在偷渡之风初起时，习仲勋就轻车简从，到问题严重的宝安考察。他下车伊始，不是先听各级负责人汇报，而是让他们陪同到处看看，了解实情。就是在这次考察中，在独特的中英街上，他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宝安这边冷落萧条，心里感到很难受，对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说：解放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正是这种强烈而鲜明的感性认识，让习仲勋对问题的根源有了明确的认识：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当前主要问题是旧框框多，许多本来正确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他对方苞关于搞小额贸易、过境耕作的请示当场拍板：“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也是在这次考察中，习仲勋了解到被抓回来的人安置在收容站，他不顾天黑，坚持到附近的一家收容站去，有了直观印象，为后来解决收容站问题打下了基础。可以说，这次考察对习仲勋触动很大，使他真正看到老百姓对改革开放、提高生活水平的强烈渴望以及发展经济的紧迫性。这种触动对于他后来把握大局、制定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广东偷渡外逃问题，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1979年6月上旬，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京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专门研究解决制止偷渡外逃的问题。会上，中央领导提出了正确的方向和方针政策。会后下发的指示中提出了刹住这股风的几点意见：一、广东各级党委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二、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教育工作，使反外逃的意义深入人心。三、切实安排好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四、加强边防管理，做好防堵工作，省军区抽调兵力布防重点地区。五、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偷渡外逃人员，绝大多数是群众，也有少数坏人，要区别对待。这几条意见统揽全局，既有大方向，又有具体措施，同时注意到定性的问题，对不同人区别对待，便于下面掌握政策。有了这样的指示，广东的干部就有了主心骨。习仲勋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吃透中央的精神，严格执行。比如，中央的第一条意见就是三个统一，而具体到执行的过程中，确有思想认识不统一的情况。在珠三角地区反偷渡工作会议上，一些部队同志认为外逃是政治原因，是和社会主义制度不一致，有对立思想；而地方同志则认为外逃主要是由于经济原因。认识的分歧必然影响到行动的统一。在讨论中，习仲勋体现了政治家的风度，他仔细听取双方的意见后，最后的结论简练而鲜明，他认为：主要原因是经济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如果把偷渡看成是政治上的原因，就会把大批农民推到对立面去，这是不对的，要教育，要怪我们没有教育好农民，要怪我们没有制定好的政策维护他们的利益。习仲勋的讲话紧紧扣住中央意见的精神，旗帜鲜明又平和讲理，让有不同意见的人容易接受。会议很好地起到了统一思想的作用。
正是因为习仲勋对下深入调查研究，情况摸得清，看得准；对上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意见精神，才做到了在纷繁复杂的情况面前有主心骨，有清醒的认识。这样，在处理重大突发问题过程中，能够做到遇事冷静镇定，应对有条不紊，分析准确全面。
第二是具体执行过程中措施到位，深入细致。
重大突发性事件往往新发问题多，临时变化快，光有正确的应对方向和方针还不够，需要领导干部在执行组织决定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有效的具体措施，保证正确方针的贯彻落实。同时，在执行操作中，要不怕繁难，深入一线，随时掌握新情况、新动向，保证应对及时得当。习仲勋作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
他准确分析了外逃原因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措施：要治标和治本并举。所谓治本，就是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思想上树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爱国、爱党；加强基层建设，使之成为坚强的阵地。这既是处理外逃风潮的大计，也可以说是建设国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大计。不过，面对汹涌的外逃偷渡风潮，能否拿出治标的措施似乎更迫在眉睫，也更牵动人心。习仲勋谈到治标，提出了三项意见：一是要在边沿大力搞好堵截、收容工作，坚决打击煽动、组织、策划外逃的坏人。二是大力开展宣传攻势，造革命舆论。三是节节设防，分工把口，做好堵截工作。一线、二线由部队负责，但地方要派人协助，当向导，三线由民兵负责，但部队要派出干部加强指导。说到底，在短期内要刹住外逃风，堵是最重要的方法。而谁去堵、怎么堵这些细节问题，就成了能否解决好问题的关键。习仲勋在这些重要的问题上给出了具体指导，特别是一、二、三线的布置，使堵截力量有了梯次，有了分工，形成网络。部队、地方、民兵在三条线上处于什么位置，负担什么责任，有什么协同的任务，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让具体执行的人心中有数。
在解决问题的整个过程中，习仲勋不但身先士卒，深入一线，还命令各级党组织一把手也都亲自抓反偷渡工作，领导干部分片包干，齐抓共管。在各地党政军民的密切配合下，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努力，有效遏制了偷渡外逃的高发势头，外逃人员逐月减少，11月份，全省下降到只有近百人偷渡。
第三是要胸揣人民利益，关心人民疾苦，关注干部困难。
在处理重大突发性事件中，往往是措施力度大，行动超常规，处理不当，很可能伤害群众的利益。所以，越是紧急突发，越要心中想到人民利益。曾经做过统战和信访工作负责人的习仲勋，对人民的意见和疾苦很关心，从不当作小事。
随着大量偷渡外逃人员被堵截抓获，对他们的处置工作凸显出来。大批群众偷渡外逃，给收容遣送工作带来很大困难。1979年1－6月，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数超过10万，比上年全年总数增加一倍。收容站人满为患，也发生了很多问题。一方面，收容站对偷渡人员缺少宣传教育工作，只是简单地收容、遣送，期间还有殴打、搜身、罚款的行为，遣送回乡后，还有各种处罚、批斗；另一方面，收容站条件差，有时一些被收容人员没有饭吃，饮用水供应不足，受伤人员不能及时医治。遣送途中经常发生偷渡人员逃跑、群众抢人乃至抢夺押运人员武器的恶性事件。押运人员也曾采用手铐和绳捆的办法，造成不好的影响。习仲勋比较早地察觉这方面问题。1978年夏考察宝安，他就提出了“人抓了放在哪里”的问题。在临时收容站，他亲自做偷渡人员的思想工作。1979年夏，国家民政部副部长刘景范在视察深圳时，又向他提出了收容站条件恶劣，处理不当的问题，更加引起了他的重视。习仲勋得到情况反映后，立即召集省委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他严肃批评说：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总归还是自己人。你们要把他们统统放走。 他还说：要加强收容站对偷渡者的宣传教育工作。不要抓了就送走，连几句开导的话都不说。外逃者多的县，应派人来收容站接人，并负责教育。但是，不要歧视、虐待外逃者。这年7月，习仲勋在给国务院领导的制止群众偷渡外逃问题的报告中，没有遮掩收容工作的严重问题，据实上报。
由于地方一把手高度重视，一些人的错误观念有所改变，收容站的条件和管理方法有所改善，外逃人员的对立情绪大为缓解。可以看到，在处理收容遣送的问题上，习仲勋较早地把“和谐”的理念贯穿其中，注意从政策层面上消除不稳定因素，抓小、抓早，防止矛盾激化。由于处理及时得当，没有使收容遣送中的问题进一步扩大，终于没有酿成群众前方偷渡外逃，后方对立闹事的严重局面。
关心群众，也包括关心基层干部，了解他们的苦衷，解决他们的困难。基层干部奋战在第一线，困难大，委屈多，真正关心他们，帮助支持他们，才能赢得他们的心，形成合力。在工作出现问题的时候，习仲勋更多地是自己承担责任，不委过，不迁怒。中央对广东外逃之风关注后，他不向下推卸责任，而是多次在各种场合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他说：“责任要由省委来负，对下面支持、撑腰不够。”“我们不能怪下面，更不能对下面的同志有什么批评，这个责任省委完全承担了。”遇到不利局面，作为领导能体察实情，勇于自省，解脱下面的干部。这既是习仲勋高尚品格的反映，也是他高超领导艺术的体现。
以上是以解决偷渡外逃事件为案例，剖析了习仲勋在处理重大突发事件中表现出来的远大见识、为民情怀和高明手法。在这本书中，类似的事件和案例不止于此，对于当今的领导干部，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习仲勋主政广东》的作者是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的专家，书中引用了大量档案资料，翔实可信，使这本书具有了党史研究和资政育人的双重价值。
【《习仲勋主政广东》简介】
《习仲勋主政广东》编委会编著
ISBN：978-7-80199-752-4
定价：40.00元
开本：16
出版时间：2007年7月
本书实事求是地回顾了习仲勋同志在广东两年多的工作历程，领导全省人民基本上完成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的工作，并试办经济特区，大胆实践、开拓创新，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取得了显著成绩。这是习仲勋同志一生中为党、国家和民族做出的重大贡献之一，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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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王新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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