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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红军谢滋群：为毛主席进延安“打前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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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红军第四军驻扎在江西兴国县。就在那时，谢滋群当上了红军，分配到红四军二纵队司令部当传令兵，他的班长是当时只有18岁的杨得志。当年7月底，红军攻打长沙。守城的敌军顽固抵抗，我军屡攻不下，传令班的同志昼夜都在炮火硝烟中奔走传令。
一天夜里，杨得志命令谢滋群去33团传送司令部的命令。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谢滋群找不到团部，心里非常着急，只好转回去向杨得志报告。杨得志一听急了，鼓励谢滋群再去一趟，并再次告诉他去33团该往哪儿走。谢滋群摸着黑，照班长说的方位走，穿过枪林弹雨，终于把信送到了33团首长手里。回报时，杨得志班长很高兴，司令员曾士峨对谢滋群说：“小鬼，你做得不错！”[全文]
围绕湘剧《园丁之歌》的尖锐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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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丁之歌》是湖南省1972年专业文艺团体创作节目会演中涌现出的一出反映比较好的戏。这出戏最早是长沙市碧湘街完小创作的，原来是花鼓戏，剧名为《好教师》，经长沙市湘剧团柳仲甫执笔改编后，参加了省里的会演。
《园丁之歌》一剧主要讲述了主人公青年教师俞英，采用循循善诱、耐心引导的方法，帮助一个学生克服缺点，变得爱学习、守纪律、懂礼貌，而且使另一个青年教师方觉也认识和改正了自己对待学生的错误态度和方法，树立了正确的教育思想的故事。大家看了以后，都认为这是配合当时教育革命较紧、体现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好戏。一位老工人看后说，有俞英这样的好老师，我们送孩子上学就放心了。[全文]
父亲周扬和母亲吴淑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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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益阳，为纪念母亲百岁冥寿。老一辈人过生日，兴的是农历。母亲诞生于丁未年正月十八，到今天整岁百年。纪念即回忆。母亲在这个世界上只活了35年。她去世的时候我15岁，二弟11岁，三弟7岁。
父亲诞生于丁未年十月初二，比母亲小八个多月，都是1907年出生。他们相识于外婆家。家中设有私塾。延聘的姚老师牵线搭桥，为这对两情相悦的人两全其美。尔后母亲伴父亲长沙读书，后来在上海从事地下文化工作。文化而在地下，是因为“四·一二”大屠杀那年，父亲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坚定信念，显示出那一特殊历史时期年轻人中有志者的无畏气概；他的文化生涯，也就在那血雨腥风中昂然起步。他所接触的新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支配着他一定要推翻地狱般旧中国，有着九死不悔的决心；他要用他文化的智慧参与呼唤国运的未来，挽民族危亡于既倒。[全文]
电影《红色娘子军》诞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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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红色娘子军》是著名导演谢晋的成名作，该影片以缜密独特的导演构思、娴熟冷静的镜头技巧以及曲折的故事情节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部电影是如何诞生的呢？本文就此作一披露，以飨读者。
1957年广州中南军区创作研究室专业作家梁信被打成右派，并被勒令转业。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几乎使这位十一岁就参军，有着几十年军龄的老战士一时难以承受。在那段灰暗的日子里，他想起了自已在海南琼崖所度过的难忘岁月。在一股不可抑制的情绪驱使下，梁信放下了手中的一摊子不愉快的事，直奔海南而去。尽管好多年没来海南了，但这里的一切依然是那么的熟悉，在这里他又见到了闻名全国的红色娘子军连的老战士，见到了昔日的战友，见到了分别多年的老乡们。久别重逢，大家谈笑风生。[全文]
为民讲真话 雷宇：百姓要为他建“六公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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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宇是敢讲真话的人，历来心直口快，不管对谁，较起“真”来“寸步不让”；他为自己勾勒的个性特征是“我从不盲从，不随波逐流，总有自己的主见，并且不服输。”1980年7月2日晚，雷宇曾就物价改革问题与华国锋争辩起来。雷宇说：我国有个方针叫做物价基本稳定，总的说没有错。但如果过分强调物价基本稳定，也会走向反面。物价总是稳定在一个水平上，就会像个大锅盖，把很多问题都盖住了。不下决心、看准机会、创造条件，迈出物价改革这一步，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经济工作这盘棋还是很难活起来。华国锋说：你站着说话不知腰痛。意思是你不当家，不知道物价改革牵一发动全身。雷宇说：这些我都懂。但也不能认为它有风险，就裹足不前，连试都不敢试啊！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最后，是任仲夷出来解围，他说：华主席呀，雷宇同志是我们当中思想比较解放的，请你不要见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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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与鲁迅的学生、著名作家萧军的世纪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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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6月，萧军携妻女到达延安，定居在“延安文协”窑洞里。从1941年7月起，萧军和毛泽东来往信件频繁，有时还直接到杨家岭毛泽东家去拜访。
1942年的一天，萧军去毛泽东家串门时，见到毛泽东正与人谈话，此人身材高大、体魄健壮、前额宽广。毛泽东一见萧军，立即微笑着介绍说：“这位是彭真同志，他原来的名字叫傅懋恭。”一边说一边在一小张宣纸上写了“傅懋恭”三个字递给了萧军，又向彭真说：“这位是作家萧军，东北人，就是写《八月的乡村》的田军。”彭真早就看过《八月的乡村》，对萧军也有所耳闻，他紧紧握了握萧军的手，自我介绍说自己有许多化名，“彭真”是他在1937年参加全国党代会之后正式对外使用的名字。[全文]
建国后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定的艰辛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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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建国初期，是指党史上通常所说的前七年，即1949至1956年。在这一时期，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定存在着两重性，即一方面认为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或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从世界观问题出发认为其是资产阶级的。这种认识的两重性，有时交织在一起，有时则是某一方面占据了明显的主导地位。
新中国建立前后，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就有过论述。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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