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共产党，这个曾经在十四国武装侵略中凯歌行进，面对德国法西斯铁蹄不曾弯腰的老党、大党，却在没有外敌的入侵和内部暴乱情况下，“忽喇喇似大厦倾”，突然消亡了。苏共败亡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原因，就是苏共在组织制度上丧失了先进性。

　　我们知道，以列宁为首的俄共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夺取政权后，列宁也为实行民主集中制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列宁逝世后，苏共的体制模式却没有像列宁晚年所希望的那样向民主化方向转变，相反，集中制更进一步发展，最终在苏联党内和国家内形成了一套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

　　这套体制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其一，党的组织行政化，党政融为一体，以党代政，党集中了国家的权力，国家权力机关萎缩；其二，党的权力个人化，斯大林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党和国家权力控制系统失灵，形成个人专权；其三，干部制度委任化，苏联建国初期以委任的方式向各地与各级岗位输送干部的做法沿袭固定下来，党、政、企及群众团体的干部层层由上级委派；其四，个人崇拜普遍化，不仅斯大林被说成“人类最伟大的天才”，是洞察一切、不会犯错误的超人，而且各级领导人也被看成天生具有独特天赋、能作出惟一正确决定并表达群众心愿的人；其五，监督机构无效化，列宁时期，中央监察委员会由代表大会选出，具有监督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权力，斯大林时期把其变成党中央的附属机构，使之失去了原有的性质和监督的权力；其六，党政机关特权化，斯大林上台后，强化了官僚体制，建立了一种盲目服从上级的“等级制度”，还赋予党和国家的各级官员种种特权，在庞大的干部队伍中形成了一个官僚特权阶层。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各届领导人都不同程度地对苏共这套高度集中的体制模式作了一些变革和调整，剔除了其中极端的成分，但都未能摆脱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这一体制模式。戈尔巴乔夫上台时的苏共体制模式，大体还是和上世纪３０年代成型的体制模式一脉相承，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和界限。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彻底抛弃民主集中制，最终导致党在组织上四分五裂、完全瓦解。

　　长期以来形成的高度集中的体制模式给苏联带来了致命的危害。“党的组织行政化”和“党政干部特权化”，使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形成了脱离群众的官僚特权阶层，因而使普通劳动群众无法感受到这些人是在代表他们掌权，反而在“党切实代表人民利益”的宣传下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反差，加深了他们的被欺骗感和对苏共的失望。“国家权力个人化”和“监督机构无效化”，使权力失去了监督，而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改革开始后，以往人为掩盖着的腐败现象被大量揭露，使人们对苏共究竟是否代表人民的利益感到怀疑。“干部制度委任化”，干部可以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造成党群、干群之间的隔阂，因而损害了党的领导的代表性。“个人崇拜普遍化”与“党的权力个人化”相联系，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毫无生机可言，使群众丧失了制约性批评机制，领导人出了问题，也难以及时得到纠正。归纳起来，苏共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官僚特权阶层，使本应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政治代表的共产党的先进性受到严重损害。

　　总之，苏共长期以来无视民主集中制尤其是党内民主建设问题，在苏联党和国家内形成了一套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党内民主空气淡薄，使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压抑、被窒息，因而也使苏共失去了生机和活力，在组织制度和体制上丧失了先进性。这充分说明，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不断完善和发展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各方面的监督，形成科学的决策机制、执行机制、监督机制和自我纠正错误的机制，调动和激发全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始终保持和发展先进性提供科学的制度保障。

　　（作者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

　　《华东新闻》 ( 2006-05-18 第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