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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思想年谱·1978年 

  1月7日  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团。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说: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只手,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力争用右手争取和平方式,用右手大概要力量大一点,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我们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什么灵活性。要说灵活性,就是我们可以等。

  1月26日-31日  访问缅甸。三十日在会见仰光华侨代表时说:建国以来国家对海外侨胞是非常关心的。当然,十一二年来也受到“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侨务机构没有了,过去有个华侨事务委员会,后来没有了。对海外侨胞没有一个机构管,你们理所当然地会遇到一些困难,有些问题本应解决的而没有解决。现在“四人帮”被粉碎了,过去毛主席、周总理制定的方针政策,不管是对国内的或对国外的,包括侨务政策,应该恢复的正在恢复起来。现在又重新建立一个侨务工作机构,叫华侨事务领导小组,由你们都很熟悉的廖承志同志负责。华侨事务的重要政策是鼓励侨胞自愿加入住在国国籍。考虑到亚洲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华侨比较多,住在国比较注意这个问题,鼓励华侨自愿加入住在国国籍,这对我们国家与住在国的关系有好处。但也总有人不愿意加入住在国国籍,愿意保留中国国籍,我们不能强迫。我们政策的另一面,就是保护侨胞的正当权利,鼓励华侨与住在国人民搞好关系,这是我国发展与住在国友好关系的重要一环。

  1月31日-2月3日  出访尼泊尔前,途经成都作短暂停留。二月一日,在听取中共四川省委汇报工作时指出: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真正解决下乡知识青年问题,归根到底是城市工业发展。重工业发展以后,是不是开辟一些就业门路,比如轻工业、服务行业,都可以用一些人。资本主义国家服务行业可以用很多人,我们用的人很少。又比如发展旅游事业,可以用很多人。对多余人员的出路要多想些办法,只能靠自己多开辟门路。全国都要研究有什么门路容纳这些劳动力的问题。工厂里要培养科技人员。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科技人员和工人的比例开始为一比八,后来科学技术发展了,倒过来为八比一。我曾经讲过,可能有两个问题拖我们的后腿。一是农业,搞粮食可不容易;二是工业管理水平,我们不会管理。关于领导班子问题,总的政策是,过去“四人帮”要打倒的一批老家伙,现在还得请他们回来。老家伙的任务,首先是找接班人,接班人不能是坐火箭上来的干部。找接班人,要有自觉性。

  2月10日  在教育部党组《关于请调教材编辑出版干部的报告》上批示:“编好教材是提高教学的关键,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

  3月2日  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小组会上讲话。指出:要恢复和发扬我们行之有效的政策,恢复和发扬毛主席创立的一套好作风。目标就是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不是比资本主义优越吗?不优越叫什么社会主义。“四人帮”不讲生产。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讲生产行吗?共产主义是什么?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就要物质极大丰富。所以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才能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然,就始终处于挨打的地位。光喊口号没有用。他还指出:现在有两个问题要注意,一个是农业。农业不发展,不能实现粮食年产量八亿斤的目标不行,不然还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再一个拖后腿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不会管理。技术落后,管理技术水平低,在工业上是个很突出的问题。你讲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就要比人家管理得更好。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很重要。管理好不好大不一样。这确实要有专家,要一批一批地把外行变成内行,把半内行变成全内行。这不能弄虚作假。抓科学技术,教育很重要。这不仅是科学院的事,而且是全民的事,从娃娃起就要培养。在谈到风气问题时他说:现在不是都在讲作风吗?所谓作风,第一就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态度。对待事情没有实事求是的作风行吗?没有埋头苦干的精神行吗?没有艰苦朴素行吗?现在要发扬这些作风,这是保证实现四个现代化很重要的问题。军队好是作风好。比如过去打仗,宁可少报战功也不多报。谎报战功要杀头。你看这简单吗?这是非常重要的。要老老实实,不能弄虚作假,自己欺骗自己。

  3月8日  在同教育部负责人谈教育部起草的文件草稿时说:揭批“四人帮”语言要简练一些,有些内容报上已经讲了很多,不要再讲了。向前看的东西应该多一些,包括方针、政策、办法。要重点突出,有些什么问题,要真正抓到要害,抓到点子上。同科技相比,教育的政策问题更多。民主这一点要反映出来。基本思想是要彻底解放思想,首先从教育部开始。

  3月15日  为军事科学院题词:“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发展我国军事科学。”

  3月18日  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他说:“四人帮”肆意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那种情景,一去不复返了,在我们面前展现了光明灿烂的前景。他强调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在这篇讲话中,他着重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认识问题。他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三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在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他指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第二个问题,关于建设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他说:一个重要问题是对又红又专要有正确的理解。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红的表现。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第三个问题,在科学技术部门的各个研究所中,怎样实现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他说:能不能把我国的科学技术尽快地搞上去,关键在于我们党是不是善于领导科学技术工作。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工作作风都应该有相应的转变。在科技部门中要实现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同时是通过科学研究计划来领导,还必须做好后勤保证工作。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科学技术的业务领导工作,应当放手让所长、副所长分工去做。对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必须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是我们少犯错误、做好工作所必需的,是我们科研机构实行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3月28日  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谈话。在谈到按劳分配问题时说: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篇文章我看了,写得好,说明了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根据这个原则,评定职工工资级别时,主要是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总之,只能是按劳,不能是按政,也不能是按资格。现在小学教员的工资太低,要提高。有些教得很好的小学教员,工资可以评为特级。要实行考核制度。考核必须是严格的、全面的,而且是经常的。各行各业都要这样做。要有奖有罚,奖罚分明。奖金制度、稿费制度也要恢复。总的目的,就是鼓励大家上进。在谈到如何使城市容纳更多的劳动力问题时,他指出:这里有一个城市结构的问题,有一个在城市里开辟新的领域的问题。要研究一下,使我们的城市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现在搞上山下乡,这不是长期的办法。他还指出: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就是管理问题。实际上我们不懂得管理。什么事情要发展,首先想到的就是增加人。每个部门都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搞管理,应当有定额,有责任制,有考核,可是这些东西我们都不讲究,实际上没人管。在谈到社会科学院的工作时,他说:赞成增加新的研究所。什么事情总得有个庙,有了庙,立了菩萨,就可以动起来了。有些翻译人员,有专门知识的人,年龄都很大了,不赶快给他们立个庙,过些年就没法抓了。党史也是一样,现在还有些老人,再过几年,老人没有了,很多事情就没办法再了解。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

  3月30日  在会见泰国总理江萨时说:粉碎“四人帮”后,我们重新整顿了侨务政策。这个政策被“四人帮”破坏了,造成了混乱,他们把所有华侨的海外关系都视为敌对关系,这反过来影响到中国境内的归侨,华侨在国内的亲属也受到压制。所以要整顿恢复我们的一贯政策。我们侨务政策的要点,第一条,就是鼓励华侨自愿选择住在国的国籍。华侨多的国家对华侨很有戒心,我们了解这一点,所以把鼓励华侨选择当地国籍作为重要的侨务政策。加入了住在国国籍的人,就是住在国的人,应该对所在国尽到他们自己的责任。第二条,我们也不能强迫愿意保留中国国籍的人加入住在国国籍。我们要求保留中国籍的人要为住在国的发展和两国友谊做出贡献,遵守住在国的法律。理所当然的,中国要保护他们的合法权利,这也是国际惯例。第三条,我们历来不赞成双重国籍。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一贯政策。

  4月13日  在同教育部负责人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文件时说:我们发展的领域要很好研究一下。我国土地少,人口多,从总的发展来看,工业需要的劳动力不会超过现在。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减少而不是增加劳动力。开辟什么领域,哪些方面会增加,要研究。现在商业点少了。许多服务行业尽管自动化了,人也不够。科学研究人员,包括企业中的,至少是成千百万的增加。大学生人数要大量增加。大学生的比例也有个结构问题,要研究。我们还有很多领域没有开辟,比如旅游事业,就业的路宽得很。要研究一下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肯定有些我们是不要的,但是为工农业服务的,有些领域我们现在是没有的。研究社会结构,开辟什么新的领域,与教育很有关系。培养人,中心是把基础打好,然后干哪一行都行。建筑业肯定要大发展。钢铁、建筑是我们的支柱。我们现在的结构是工农业技术落后的结构,现代化以后,这个结构肯定就不行了,构成比例肯定要变化。生产率提高了,就逼着我们改变结构的比例,实际上是农业工业化了。

  4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文件。发言说:人民大学要培养经济管理、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人才。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实际上是清理过去教育的问题,把一些带政策性、方针性的问题肯定下来,看看教育有些什么特殊问题需要研究。教育经费的使用,要很好地讨论一下方针和原则,更多注意用到重点和提高方面。为了早出人才,师资、钱、材料都要用到重点和提高上。宁肯有一部分放慢一点,宁肯牺牲某一方面,也要用到重点上、提高上,不是平均用到普及上。大学要多花一点钱,解决青黄不接问题,解决提高问题。中学现在数量不少,质量不高。要装备好北大、清华。我们要有规划,要适合现代化。现在师资缺乏,非走电化教学这条路不可。

  4月22日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针对“四人帮”反对学生以学习科学文化为主,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的谬论,指出:学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的地方,人才的标准是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学生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这不仅不排斥学习科学文化,相反,应该越加自觉、刻苦。我们要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但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而且首先要提高中小学教育的质量,按照中小学生所能接受的程度,用先进的科学知识充实中小学的教育内容。考试是检查学习情况和教学效果的一种重要方法,要认真研究、试验、改进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他还指出:“四人帮”不仅造成教育质量惊人下降,而且严重损害了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学校要大力加强革命秩序和革命纪律,造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革命化。革命的理想,共产主义的品德,要从小开始培养。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国民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培养训练专门家和劳动后备军,也应该有与之相适应的周密计划。不但要看到近期的需要,而且必须预见到远期的需要;不但要依据生产建设发展的要求,而且必须充分估计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讲话最后提出,要尊重教师的劳动,提高教师的质量。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要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但学生应该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要研究教师首先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制度。要采取适当的措施,鼓励人们终身从事教育事业。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4月30日  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谈话。指出:资产阶级权利问题,要好好研究一下,从理论上讲清楚,澄清“四人帮”制造的混乱。工资级别一定要有,而且定级一定要以技术为主。工人的工资不一定是八级,还可以考虑多几级。总之,八级工资制需要做些改革。还有行政人员的工资级别,也有一个改革问题。奖金一定要搞,问题是怎么搞得更合理。要把农业发展起来,需要很多方面配合起来搞。现在我们一些同志的脑子里,总以为只要有了农业机械化就行了。其实,搞现代化农业,需要各方面的配合,交通运输要配合上去,化学工业要配合上去,电力、水利事业要配合上去,等等。畜牧业要发展。农产品增加了,就跟着发展各种农产品的现代化加工工业。从科学方面来说,要发展农业,需要有生物学的发展,气象学的发展,土壤学的发展,遗传学的发展。总之,农业要工业化才行。我们现在有些搞农业的人,实际上还不知道什么是现代化农业,不知道我们究竟应当怎样搞现代化农业。在谈到开辟新的行业问题时说:旅游业可以大大发展,算是一个新行业。最大的行业,还是建筑业。为人民日常生活服务的行业都应当发展。饮食业发展了,就可以减少家庭劳动。足球也可以发展,也是一个行业嘛。可以组织一些国际比赛,既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又增加了收入。

  5月7日  在会见马达加斯加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时说: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资本家拿来为资本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国家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再加一条,那就是我们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我们的口号是少说空话,多做工作。在谈到中国的对外政策时说: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称霸。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实现四化,永不称霸》。

  5月13日  同解放军总参谋部负责人谈话。指出:军队的状况,还是一九七五年讲的,就是五个字:肿、散、骄、奢、惰。总参的“肿”是很严重的。我可以肯定,这么庞大的指挥机构,指挥战争是要打败仗的。要解决一个“肿”。机构臃肿、庞大、重复,不好。人员减少了,指挥才灵便。目标是指挥系统的现代化。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因为它与军队现代化密切相关,如不解决,装备技术现代化是实现不了的。

  5月21日  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对布热津斯基说的卡特总统表示美国已经下了决心准备同中国积极讨论美中关系问题说:很高兴听到卡特总统的这个口信。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观点都是明确的,问题就是下决心。如果卡特总统是下了这个决心,事情就好办。我们双方随时可以签订关系正常化的文件。过去我们也说过,对自己国家统一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够不关心,不急于解决呢?我们很希望能早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历来阐明的就是三项条件,即断交、撤军、废约。这三项条件都涉及台湾问题。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涉及到主权问题。关系正常化问题对两国来说,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当然我们历来说,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其他方面,主要是国际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合作的余地。有许多问题我们可以共同探讨,不少问题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你们要表示你们的希望,这可以;但我们也要表示我们的立场,即中国人民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5月28日  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总统特使扎伊贝克时说:在工业方面,我们二十八年还是搞了些基础。但技术落后,管理水平低,就现有设备能力来说,由于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低,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过去“四人帮”干扰,就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连世界是个什么样子都不清楚。如果说六十年代前半期我们同世界技术上的发展有些差距,但不很大,那末近十多年则拉得很大。现在提出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这当然有很多重要的条件作为根据,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吸引过来,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当然,这不是简单的吸收外国技术,吸引了先进技术,自己还要有所创造。这是件很重要的工作。现在我们提出这个目标是有根据的,不是讲空话。有信心,但也不容易,有好多新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要解决。我们现在还要学习,要善于学习,在科学事业上来不得一点虚假。

  5月30日  同胡乔木等谈准备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的内容,提出要着重讲关于真理标准问题。  注【一九七八年五月十日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六十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十一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由此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的大讨论。】他说:我这次会议的总结发言,准备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讲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着重讲第一个问题。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思想、哲学、理论、方法的概括。它同各种机会主义思想都是完全对立的,包括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左”的右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要把这个意思写进去。这是毛主席经常讲的也是讲得最多的道理,列宁也讲得很多。我们讲要继承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培育的优良传统,首先就是实事求是。归根到底,这是涉及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不但军队有这个问题,现在我们的外贸、管理、经济政策,都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很多事情都不敢搞。现在的国际条件对我们很有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它们自身的利益出发,它们有很多困难,资金没有出路,可是他们借钱给我们,我们又不干,非常蠢。现在东方有四个小老虎:一个是南朝鲜,一个是台湾,一个是香港,一个是新加坡。它们的经济发展很快,对外贸易增长很快。它们都能把经济发展得那么快,我们难道就不能吗?我们的脑子里还都是些老东西,不会研究现在的问题,不从现在的实际出发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天天讲四个现代化,讲来讲去都会是空的。

  6月2日  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毛泽东同志历来坚持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从部队存在的问题和实际情况来看,最重要的,就是要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对军队来说,由长期的战争环境转入和平环境,这是个最大的不同。我们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根本的内容没有变,我们的优良传统也还是那一些,但是,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我们讲实事求是,讲新的发展时期,讲新的历史条件,就要讲破和立。破,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就是要深入揭批“四人帮”,要联系揭批林彪,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揭批“四人帮”,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立,就是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揭批林彪、“四人帮”必须联系实际,搞好各方面的整顿。当前调整好整顿好领导班子是个关键。要放手发动群众,揭露矛盾,搞清是非,整掉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还必须把派性整掉、搞臭。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以身作则非常重要。治军要严,首先对领导班子要严,对高级干部要严。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群众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我们的干部,要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为榜样,用实际行动搞好传帮带。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6月5日  在会见日本广播协会代表团时说:我们的电化教育才开始,我们这方面不发达。在人民中拥有的电视机数量比较少,要加强这方面的发展。我们现在要解决教育问题,电化教育是一个重要手段。“四人帮”的干扰在工农业上有破坏、损失,但最大的损失在科学教育方面,这方面耽误了十一二年的时间。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不抓紧科学教育不行,科学教育不采用现代化的方法也不行,电化教育这个手段是重要的措施之一。当然,这项工作根据我们现有条件开始做了,我们要采取措施加快步伐。

  6月7日  会见泰国记者访华团。在回答中国向西方开放是否担心会受到西方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影响时说:不担心这个问题。毛主席过去说过,他开始读孔夫子的书,以后学的是资本主义,但他终究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归根到底,要看我们的事情搞得好不好。如果人民都知道我们自己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那末,什么影响也不怕。至于有些人,就是没有外国人来,他也会受影响的。人们的眼界开阔些好,这样鉴别是非的能力只能增强,不会减弱。

  6月10日  在同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会谈时说:衡量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使我们自己发展起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要能够随着自己的发展,对人类做更多的贡献。我们相信,经过一段努力,我们自己发展后,可以更多地尽到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支持不结盟运动。我们认为不结盟运动同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没有矛盾。

  6月23日  在视察清华大学时,同教育部几位负责人谈话指出:学校要办成学校,学校要按学校的要求办。我赞成增大派遣留学生的数量,派出去主要学习自然科学。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请教育部研究一下,在这方面多花些钱是值得的。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现在我们迈的步子大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大学水平,一方面派人出去学习,这样可以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究竟办得如何。留学生管理制度也要改变一下,不要看得死死的。留学生可以住在学校,也可以住在外国朋友家里。暑假还可以让他们回来一下,了解国内情况。教育部要有一个专管留学生的班子,可以到留学生较多的国家去看看,经常了解留学生的状况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6月25日  在一封有关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注【一九三六年,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报请中共中央批准,指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对此,中共中央早已作过结论,没有当作问题。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康生、江青等人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于一九六七年三月将簿一波等六十一人定为“叛徒集团”。这是一起重大的错案。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为这一错案作了彻底平反。】的申诉材料上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

  7月11日  在听取全国民兵工作会议筹备工作情况汇报时讲话。指出:民兵应该做好本职工作,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要大多。民兵都是青壮年,应该成为生产的骨干、主力军。要搞好战备,就要成为生产的骨干力量,这是统一的。我们是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相结合,就是人民战争。民兵就是要提到战略地位。

  7月17日  在会见英国詹金森爵士时说:我们的战略是毛泽东主席制定的。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就是人民战争。过去是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三结合,现在是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搞人民战争并不是不要军队现代化。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了要建立强大的陆军、海军和空军,提出军队的现代化。现在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就包括国防现代化,这是毛主席的思想。西方报刊说我们不要军队现代化,那是不了解情况。条件不同,人民战争的表现形式也不同。装备的改进,使人民战争更有力量。

  7月21日  同中宣部负责人谈话。就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7月22日  同胡耀邦谈话。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8月6日  会见奥地利中国研究会代表团。在谈到中国人口问题时说:这个事情也有一个习惯的势力,特别是农村。中国历史上就以多子多孙为幸福。我们建国以后就提出了人口问题。现在,我们国务院、各级地方政府有专门的机构管这个事情,包括宣传。我们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节制生育的药品、手术都是免费提供。这个事情我们搞了很多年了,所以现在有一点成绩,但还要努力,还要做很多工作,特别是说服工作,这个事情搞命令主义是不行的。如果能够做到不再增长,这就了不起了。但是,下这样决心的人不算很多,这同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有关。人口增长过快并不反映经济发达,而是反映经济落后,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是发展中的国家。在回答关于中国吸收外国技术、设备和资金的问题时说:吸收外国的技术,一般采取过去很多国家采取的方式,实行国际交往,吸收外国好的东西来发展自己。用银行贷款的方式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购买我们需要的设备和技术。用其他方式也可以。

  同日  在会见利比亚总人民代表大会总秘书处成员贾卢德时说:资本主义要消灭,这是一个很长期的斗争。各国的发展阶段不同,消灭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8月10日  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在谈到即将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说:条约的中心内容实际就是反对霸权主义。反霸是不针对第三国的,但有一条,谁搞霸权就反对谁。我们自己如果搞霸权,那就自己反对自己。我们坚持反霸有四条理由。一、日美关系是重要的。美国不会反对。二、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约束。中国现在没有资格称霸,但起码东南亚有些人担心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以后是否会称霸。我们再三说,中国永远不称霸,如果称霸,那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变了质。条约里写上反霸条款,体现了中国长久的国家政策。三、对日本也是一个约束。这对改变日本的形象有好处。四、对日本解决北方四岛问题有好处。中日之间并不是没有任何问题,比如钓鱼岛问题,大陆架问题。这样的问题,现在不要牵进去,可以摆在一边,以后从容地讨论,慢慢地商量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这一代找不到办法,下一代、再下一代会找到办法的。十二日,邓小平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字仪式。

  8月19日  同文化部负责人谈话。在谈到理论问题时说:理论问题涉及到文化部没有?主要是由两篇文章引起的。我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有人反对,说是反毛主席的,帽子可大啦。另一篇是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我看了,先念同志也看了,提过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要让人说话。现在刚刚讲了一下,就说是针对毛主席的,那怎么行呢?我说过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有人反对。问题是从“两个凡是”来的,那时我还没有出来工作。我讲过那不是毛泽东思想,如果毛主席在世也一定反对这种提法。我们做事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要认真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毛主席没有讲过的话多得很呢。我们不要下通知,划禁区。能够讲问题,能够想问题就好。要敢于正视现实,敢于提问题,想问题,这样才能够很好地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四个现代化服务。文化领域必须解决读物问题,要有书给人看。现在文化生活太贫乏了,这怎么行呢?体育也应该活跃起来。文化部的任务是很重的。现在电影不多,读物很少。我这里摆了一些文化大革命以来出的小说,干巴巴的读不下去,写作水平不行,思想艺术水平谈不上,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电影也是这样,题材单调,像这样的电影我就不看,这种电影看了使人讨厌。文艺队伍要扩大,现在不是大了,是小了。要培养人才,发现新作者,要使他们开眼界。我们要重视开辟各种行业,不能一提行业总是上山下乡,行业道路越走越窄。上山下乡一年国家要拿出十几个亿,还要同农民争口粮,结果还不是都跑回来了?我们要开辟很多行业,开辟为工业、农业服务的行业。文化也是一门行业,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是为劳动者服务的行业。随着生产的发展,精神方面的需要就增大了。最近,我赞成要使一亿拿工资的人有一半都能够拿到八十元以上,相当七八级工的工资。这样,消费需要就不同了。这些人要看戏,看电影,要艺术品装潢他们的家。他们柜子里要有东西放,需要书,需要花。这样反过来就会刺激其他行业发展。人们要吃好的,就会刺激饮食行业。归根到底,理论问题是关系到能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我们要敢于想问题,提问题,敢于理论联系实际。有人怪得很,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提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政治工作问题,有人也反对,说这和华主席讲的“新时期”不一样,唱对台戏。有的人就是不敢想问题,不能从“四人帮”的框子里脱出来。作品不敢写恋爱,怎么能没有恋爱呢?看来文化部的队伍,经过整顿以后是有希望的。文化要发展,肯定会出现新人物。

  9月8日—13日  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朝鲜参加朝鲜国庆三十周年活动。十二日,在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谈到战争与和平问题时指出:我们希望二十二年不打仗,我们就可以实现四个现代化。在谈到引进技术发展经济问题时说: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9月13日—20日  从朝鲜访问归来,在东北地区和天津市视察工作。

  9月15日  在哈尔滨听取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说: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一件事人多了,转圈子。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

  9月16日  在长春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从实际出发,把实践经验加以概括。不论搞农业,搞工业,搞科学研究,搞现代化,都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学大庆、学大寨要实事求是,学他们的基本经验,如大寨的苦干精神、科学态度。大寨有些东西不能学,也不可能学。比如评工记分,它一年搞一次,全国其他人民公社、大队就不可能这样做。取消集贸市场也不能学。自留地完全取消也不能学。小自由完全没有了,也不能学。全国调整农业经济政策,好多地方要恢复小自由,这也是实事求是。所有在一个县工作、在一个公社工作的同志,都要根据一个县、一个公社的条件,在大队工作的同志也要根据一个大队的条件,搞好工作。要鼓励哪怕是一个生产大队、一个生产队很好地思考,根据自己的条件思考怎样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高总产量,还有技术方面、多种经营方面,哪些该搞的还没有搞,怎么搞。这样,发展就快了。多少年来,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的脑筋开动得也不够,这些年来思想僵化了。企业管理,过去是苏联那一套,没有跳出那个圈子。那时候,苏联企业管理水平比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得多,后来我们学了那个东西,有了那个东西比没有好。但现在连那个落后的东西也丢掉了,一片混乱。现在要使所有的人开动脑筋,哪怕管理一个街道工厂,也要自己开动脑筋,敢于思考怎么样使生产增加,产品质量提高,成本降低,原材料消耗少,产品价格不断降低。不管大中小企业,搞得好的要奖励,不能搞平均主义,要鼓励先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是毛主席经常讲的。毛主席总是提倡要开动脑筋,开动“机器”。林彪、“四人帮”把我们的思想搞僵化了,思想僵化,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一个小的企业,甚至一个生产队,都应该搞好民主管理。我们的生产队为什么不搞民主?队长不合格就淘汰,社员应该有权利,现在有些干部权力大得很,包办选举,几个人说了算。所以现在农村有霸,出霸王。不管是公社各级领导干部,还是工厂企业的管理干部,都要考核。现在我们的科研机构、学校的考核制度慢慢建立起来了,企业的考核制度也要建立起来,要真正搞按劳分配,鼓励向上,鼓励人们努力学习,这对社会主义的极大益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总之,实事求是,开动脑筋,要来一个革命。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这是个大问题。“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他还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生产力总是需要发展的,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9月17日  在沈阳听取中共辽宁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说:全党全国范围的问题,昨天在长春概括地讲了一下,中心讲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恢复毛主席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我们要根据现在的国际国内条件,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千万不要搞“禁区”。“禁区”的害处是使人们思想僵化,不敢根据自己的条件考虑问题。一个公社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一个大队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有一般,也有特殊,大量的是特殊,重要的是要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考虑问题。东北三省情况大体相同,但也都有不同。你们辽宁省几个地委、几个市,每一个都有不同。鞍钢改造以后,必须是按照经济规律来管理。市政府是不是要考虑变成为它服务。马克思主义认为,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怎样高举,一个是怎样发展生产力。我们的思想开始活跃,现在只能说是开始,还心有余悸。要开动脑筋,不开动脑筋,就没有实事求是。不开动脑筋,就不能分析自己的情况,就不能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学大庆有这个问题,学大寨也有这个问题,照搬不行,要教育所有干部开动脑筋,实事求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只凭上级指示或中央发的文件,或省里补发的文件,能解决所有具体问题吗?要提倡、要教育所有的干部独立思考,不合理的东西可以大胆改革,也要给他这个权。所谓考核,第一就是考核这个问题。凡是能够这样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肯定会大有好处。当然也会出现瞎指挥,但总的来说会好一些。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是政治问题,也是思想问题,也是实际问题。

  同日  听取中共沈阳军区常委汇报工作时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批林彪也好,批“四人帮”也好,怎样才叫搞好了,要有几条标准。第一,也是最主要的,是恢复我们军队的传统。我们的传统就是老老实实,说通俗一点,就是不看风使舵,不投机取巧,忠诚老实,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第二,消除派性,根除派性的影响,真正统一了。林彪、“四人帮”把军队搞分裂了,派性侵入到部队,把思想搞乱,把组织搞分裂了。第三,现在军队在地方在人民中的印象改变了,名誉坏了。什么时候地方和老百姓看军队像老八路,像老红军,这样就行了。第四,遵守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五,干部队伍整顿好,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都搞清楚。对搞运动,你们可以研究,什么叫底?永远没有彻底的事。上述问题的解决,也不能只是靠运动,还要靠日常教育,靠干部的领导。通过运动主要是把班子搞好,把作风搞好,有半年时间就可以了。运动不能搞得时间过长,过长就厌倦了。有的不痛不痒,没有个目的,搞成形式主义,这也不行。究竟搞多久,你们研究。也不能一个号令,一天结束。有的单位,搞得差不多了,就可以结束,可以抓训练,可以组织学习科学知识。多学些科学知识,就是转到地方,也便于工作。提拔干部,要注意人的品质,注意思想,宁肯笨点,朴实一点,不要只看他会说会写。一定要注意干部路线。作为运动搞好的标准,就是以上那五条。这是我今天第一次提出来的。

  9月18日  在鞍山市听取中共鞍山市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讲话。他说:引进技术改造企业,第一要学会,第二要提高创新。凡是引进的技术设备都应该是现代化的。世界在发展,我们不在技术上前进,不要说超过,赶都赶不上去,那才是真正的爬行主义。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我们改造企业,为了保证应有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要有合格的管理人员和合格的工人。不合格的作编外处理,要组织他们学习,对他们进行培训,开辟新的就业门路。合格的管理人员、合格的工人,应该享受比较高的待遇,真正做到按劳分配。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我们要在技术上、管理上都来个革命,发展生产,增加职工收入。要加大地方的权力,特别是企业的权力。大大小小的干部都要开动机器,不要当懒汉,头脑僵化。以后既要考虑给企业的干部权力,也要对他们进行考核,讲责任制,迫使大家想问题。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这个讲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

  9月20日  在天津听取中共天津市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说:我走了几个地方,一再讲就是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不要当懒汉,从实际出发。大队、小队都有特殊性,不能划框框,不能鼓励懒汉。过去不能碰“禁区”,谁独立思考就好像是同毛主席对着干。实际上毛主席是真正讲实事求是的。我们过去是吃大锅饭,鼓励懒汉,包括思想懒汉,管理水平、生活水平都提不高。现在不能搞平均主义。毛主席讲过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管理人员好的也应该待遇高一点,鼓励大家想办法。不合格的管理人员要刷下来。工资总额、劳动定额不能突破,这样自己调剂的能力是没有的。在谈到引进技术要改革企业管理时说:凡这样的工厂,管理要按人家的方法,这个对我们来说叫革命。

  10月3日  在会见泰国新闻代表团时说:中国这么大,每个省的情况都不同,一个省那么大,各个地区也不同。所以,我们搞农业,主张每个地区独立思考,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搞农业机械化,这个地区的机械同那个地区的机械不同,有它的地区特点,不然就不适用。所以,现在讲解决农业机械化问题同过去的概念不同。

  同日  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谈话。指出:法制确实需要建立和健全。民法、刑法要搞,但都没有搞成。没有法,他就乱搞,确实不行。现在是领导人说的话就叫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违法,这种状况不能继续下去了。他说:这次我在沈阳军区讲,揭批“四人帮”运动总有个底,总不能还搞三年五年吧!要区别一下哪些单位可以结束,有百分之十就算百分之十,这个百分之十结束了,就转入正常工作,否则你搞到什么时候。我们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但是,总不能说什么都是“四人帮”搞的,有些事情还要自己负责。他还说:我曾经问过一些同志,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所说的领袖指的是单数还是多数,我说你们引用可得小心,既然列宁所讲的领袖指的是多数,你们引用时就得符合原意。总之,“领袖”这个词,中国人把它神话了。要把领袖变成人,不要把领袖变成神。按照不正常的方法去做,就会损害毛主席的形象。

  10月9日  同民航总局、旅游总局负责人谈话。在谈到民航的管理工作时说:民航的服务不好,没有竞争能力,要改进一下。业务要大大开展,要按经济的办法来管理经济。要抓利润,利润不是帅也是将嘛。

  1O月10日  在会见联邦德国新闻代表团时说: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同发达国家相比,经济上的差距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是五十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我们不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

  同日  致信华国锋、李先念:“工大祝词,我又考虑了一下,加改了两段,这是比较重要的改动。”邓小平加改的两段为:一是在原稿的“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之后,加写了一段话:“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中央相信,为了四个现代化的利益,全国工人阶级一定会在这些改革中起大公无私的模范先锋作用,各工会组织一定会用深入群众的宣传组织工作积极协助各企业顺利地实现这些改革,为革命和建设的事业作出新的杰出贡献。”一是加写了关于厂长负责制的一段话:“我们的企业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或经理负责制,要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工会要教育全体会员维护企业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领导,维护生产指挥系统的高度权威。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克服现在普遍存在的无人负责现象,才能正常地、有秩序地组织生产。也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增加利润,同时不断地改善职工生活,从而确实保证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

  10月11日  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工人阶级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优异贡献》的致词。指出: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为了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就必须大大加强企业的专业化,大大提高全体职工的技术水平并且认真实行培训和考核,大大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利润率。因此,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工会要教育全体会员维护企业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领导,维护生产指挥系统的高度权威;要教育全体会员积极参加企业的管理;要努力保障工人的福利;要密切联系群众。这个致词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10月14日  在听取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汇报时说:叶剑英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这样好。实事求是这个问题很重要,不仅领导机关要这样,就是一个小企业、一个生产队也要这样。叶帅说,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印发到全国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是常识,也有人不赞成,这样的人还不是太少,甚至连按劳分配也有人说是错的。要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真正做到三不主义。要改变那种看气候、看风向说话的倾向。讲话,错了不要紧,不要怕,这是难免的。过去我们在各个根据地,都是按照中央统一的方针,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去分析和解决问题,结果都搞好了。如果不解放思想,不开动机器,不独立思考,那非垮台不可。实事求是问题涉及四个现代化,涉及党风、民风。我们还是要像大庆那样,提倡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在谈到部队揭批“四人帮”运动问题时说:有几条杠杠作为验收运动的标准是很重要的,不然,要进行到底,底在哪里,摸不着。运动不能老搞下去,到一定时候要转入正常。运动搞久了,容易倦烦,还可能打击面宽了。绝大多数转入正常,少数继续搞。部队的运动要求明年基本结束,集中力量在上半年验收,分批进行,先验收百分之十。

  10月22日-29日  访问日本。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日本。二十三日,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两国批准书互换仪式并致词。二十三日、二十五日,同福田首相进行两次会谈。在会谈中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对中国,对日本,甚至对世界,都是件大事。尽管我们社会制度不同,这没有关系,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形势来说,两国必须搞好关系,扩大一点说,我们两国关系搞好了,对整个国际局势也有重要意义。我相信两国政治家、两国人民都没有低估这个意义。这次由首相阁下决断,园田外相到北京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政治上,总结了我们过去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更进一步肯定了我们两国友好关系要不断地发展。在这次访问中,我们多次讲到两国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发展不是权宜之计,坦率地说,在现在这个动荡的局势中,单就东方来说,中国需要同日本友好,日本也需要同中国友好。他说:条约签订的意义,很可能超过我们原来的预想。阁下谈到全方位和平外交并不是等距离外交,我们很注意这样的说法。我们双方的环境不同,有不同看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比如钓鱼岛问题。就是有一些看法相同的问题,由于各自的环境不同,处理不同,说法也不同,这是不奇怪的。我们有了很好的起点,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以后,还要取得日本的协助。但是中国对日本也不是无所作为的,我们越发展,对贵国的协作方面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互不干涉内政是我们坚定的、一贯的立场,也理解日本不会干涉我们的内政。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他说:我们将在充分尊重台湾的现实的基础上,来解决台湾问题。采用日本方式也是尊重台湾现实的一种表现。美国总希望我们承担义务,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如果这样,反而会成为和平统一台湾的障碍,使之成为不可能。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是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开始的,一直是在邓小平领导和主持下进行的。

  11月5日—14日  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六日,在出席泰国总理江萨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发表讲话,赞扬东盟坚持建立东南亚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主张以及加强东盟组织自身团结的立场。十日,在同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会谈时,阐述了对国际局势的总的看法。指出:世界整个形势趋向紧张、不安宁,其根源是霸权主义争夺的结果。面对战争爆发的危险,各国政治家除注意提高警惕外,应找一条延缓战争爆发的办法,而不能无所作为。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和分析,中国对外政策除发展同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外,就是怎样能够延缓这个战争的爆发,这是我们处理国际事务的根本依据。十二日,在出席李光耀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一贯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凌辱弱国。十四日,在新加坡接见中国驻新加坡机构主要负责人时说:大家要开动脑筋,有的人总认为自己好。要比就要跟国际上比,不要与国内的比。政治要落实到业务,这是检验政治好不好的重要标准。工厂办得好不好,要看它管理好不好,质量、技术好不好。工厂搞好了,集体福利就要多搞一些,工作搞好了,收入就要多一些。当然差别不能太大。十四日,在途经缅甸回国时,同缅甸总统吴奈温会谈。指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

  11月25日  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中共北京市委和团中央几位负责人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和北京市街头大字报的情况。指出: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反映强烈,大家很高兴,热烈拥护,情况是很好的。当然也出现一些问题。我们的工作要跟上去,要积极引导群众,不能和群众对立。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毛主席的旗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旗帜,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现在,有的人提出一些历史问题,有些历史问题要解决,不解决就会使很多人背包袱,不能轻装前进。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件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有些问题可以讲清楚,有些问题一下子不容易讲清楚,硬要去扯,分散党和人民的注意力,不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报上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哪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外国人问我,对毛主席的评价,可不可以像对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我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现在中央的路线,就是安定团结,稳定局势,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上也十分注意我们国内局势是不是能够保持稳定。引进新技术,利用外资,你稳定了,人家才敢和你打交道。安定团结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政治条件,不能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是中央的战略部署,这是大局。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从大局着眼,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不搞什么新运动,不要提中央没有提的什么运动。要引导群众向前看。平反工作,中央和各地都在抓紧处理,都是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的。林彪、“四人帮”破坏造成的一些遗留问题,都可以逐步解决。解决这些问题是为了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稳定局势,把各种积极因素调动起来。

  11月26日  会见日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就国内形势回答了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所提出的问题。在谈到天安门事件问题时指出:过去对天安门事件的评价是不对的,北京市委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是革命行动,这是我们中央批准的,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央表示的态度。  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不久前,《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国际上反响很大。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天安门事件讲的。有错必纠是毛主席历来提倡的。对天安门事件处理错了,当然应该纠正。如果还有别的事情过去处理不正确,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勇于纠正错误,这是有信心的表现。当然,解决这样复杂的问题总要有一个过程,现在时机成熟了。有人有一个错觉,以为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又要乱,其实不会,人民是可以信任的。我们的群众经过“文化大革命”,绝大多数人,包括青年人,辨别是非的能力提高了,关心国家命运,这点是了不起的。过去“四人帮”不让发表不同意见,结果激起了一九七六年清明节人民的义愤。天安门事件确实没有任何组织,完全是群众自发的啊!反映了人民的觉悟水平、政治水平。群众是最希望安定团结的局面。现在不但中央的领导,地方的领导也一样,都一心一意要搞四个现代化。搞四个现代化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是不行的。关于“文化大革命”问题,他说:我们处理这些问题就是要把过去的问题了结一下,使全国人民向前看。所有错案、冤案,人民和干部不满意的事,一起解决。了结了这些问题,大家心情就舒畅了,一心一意向前看,搞四个现代化。对这个问题,可以说我们全党是百分之百的一致。关于自力更生和接受外援的关系,他说:毛主席历来有两句话,自力更生,力争外援。“四人帮”把第二句话丢掉了,而且说,什么东西中国人都能搞出来,吸收外国的东西就是崇洋媚外,所以把事情搞糟了。但是,人们没有理解为什么毛主席强调自力更生?我们长期以来没有条件接收外国的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们搞了二十二年,我们从哪里得到援助啊,谁能给我们援助啊,你不靠自己动手有什么办法?建国以后一九七二年以前,又有什么条件?那时你日本给过我们援助吗?美国能给我们吗?欧洲能给我们吗?我们不强调自力更生怎么办?就是那时,毛主席也是讲两句话,不是一句话。所以,“四人帮”不粉碎,我们就没有这个条件,国际条件有了,国内条件没有。对这个问题要有历史的分析。现在我们的方针是,尽量吸收国际先进经验,引进资金和技术,加速我们的发展。这个方针现在才可能实行,在这方面我们全党全民是一致的。当然,引进外国的技术和资金,这也要量力而行,处理恰当。

  11月27日  在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听取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的汇报时,作了插话。指出: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的伟大,怎么说也不过分,不是拿语言可以形容得出来的。毛主席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那样要求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讲马克思、列宁写文章就经常自己修改嘛。对毛主席的缺点错误,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在党内还是讲一讲好。外国人问我,对毛主席的评价,可不可以像对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我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

  同日  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在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他说:如果站得高一点看,不管中国政治家或美国政治家,都认为两国关系早点实现正常化好,越早越好。如果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首先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因素的话,我想中美关系正常化,对全球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比中日条约的意义更大。关于中国现在是否也正在考虑对政治制度进行某些改革,比如采用西方那种竞选制度、干部通过选举产生等问题,他说:整个制度我们同西方不一样,你们叫议会制,我们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这个制度不会改变。我们现在制度中存在的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要改变。比如我们最近决定工厂的车间主任、班组长要通过选举的方法产生。工人参加管理的方式要改进,要用经济规律来管理经济。我相信,现在的制度如果搞得好,在某些方面加以适当改革,我们这个制度比你们那个制度做起事来要便利得多。我们过去有些东西是学苏联的,那些东西看来是落后了。关于中国是否采用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形式的问题,他说:国与国的情况有很多不一样,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发展体制。当然,我们要研究他们的经验,但是不能简单地吸收别人的经验,要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决定。根本的一点,是要承认自己落后,承认现在很多方法不对头,需要改,要承认这一点,并且找出适当的方法。关于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他说:中国人民都知道,没有毛泽东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个历史是抹不掉的。毛主席从来就提倡把马列主义的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是照抄照搬某句话。毛主席历来反对本本主义。我们对待毛泽东思想也是一样。你们大概注意到了,我们提倡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因为有些问题毛主席在世时不可能提出。按照马列主义的原理,我们不能要求任何伟大的人物、伟大的领袖每句话在任何时候都是适用的。

  11月28日  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时说:现在中美关系的焦点恐怕不是三个条件问题。美国方面要中国承担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这不行。在实现关系正常化上,我们最大的让步就是允许采取日本方式,美国可在台湾继续投资,继续保持它的经济利益。我们多次讲过,台湾归还中国,实现祖国统一,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将尊重台湾的现实来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社会制度同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当然不同,在解决台湾问题时,会照顾这个特殊问题。

  11月29日  在会见由委员长竹入义胜率领的日本公明党第七次访华团时说:要搞四个现代化,就要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气氛,求得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党内外广大群众心情舒畅。对过去有些事情,群众不满意的,也确实有错的,要按照毛主席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把它纠正过来,把那些冤案、错案了结了。大的就是天安门事件这样的问题,错了就改嘛,改了就完了。对有些人,过去搞得不对的,搞过了的,要改过来,比如对彭德怀同志的评价。这样去引导全党、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奔向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我们现在议的就是怎么样万众一心搞四个现代化,中心议题就是这个。

  11月  对谭震林拟在《红旗》杂志发表的《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一文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是卷入。

  12月1日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部分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的打招呼会议上讲话。指出: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延长时间,这就不利。要以大局为重。清华几个青年贴大字报说:反周民必反,反毛国必乱。这个话水平很高。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是正确的,但后来扩大化了。

  12月初  写出准备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提纲。提纲列了七个方面的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强调: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争论的必要。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特别是近一时期。提出:政治与经济的统一,目前一时期主要反对空头政治。主张:民主选举、民主管理(监督)。权力下放,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产品质量)来调节。三、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指出:解决遗留问题要快,要干净利落,时间不宜长。安定团结十分重要,要大局为重。犯错误的,给机会。总结经验,改了就好。四、克服了官僚主义、人浮于事。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扩大管理人员的权力。党委要善于领导,机构要很小。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干得好的要有物质鼓励。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从引进项目开始,请点专家。七、新的问题。提出:人员考核的标准。多出人员的安置。开辟新的行业。后来邓小平在正式的讲话中将七个问题归纳为四个问题。

  12月13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讲话共分四个问题。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他说: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他说: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他着重讲到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三、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他说,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大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有些事要经过长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说: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在管理方法上,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在管理制度上,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政策。他号召全党同志要善于学习。最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当前大多数干部还要着重抓紧学习经济学、科学技术、管理。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要带头钻研现代化经济建设。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12月13日—15日  同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就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会谈。关于台湾问题,指出: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不要影响中国采取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十六日,中美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政府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建交谈判从一九七八年七月初开始,一直是在邓小平直接领导和主持下进行的。

  12月18日—22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重新评价了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全会还增选出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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