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敢於斗爭、善於斗爭的政黨。斗爭精神是支撐我們黨勇於攻堅克難、善於應對挑戰的強大精神力量。作為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和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同志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依靠頑強的斗爭精神,運用精湛的斗爭藝術,帶領黨和人民克服了前進路上層出不窮的風險挑戰,不斷奪取新的重大勝利。重溫鄧小平這種大無畏的斗爭氣概和卓越的斗爭藝術,對於我們在新時代堅定斗爭意志、發揚斗爭精神、增強斗爭本領,依靠頑強斗爭打開事業發展新天地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頑強的斗爭精神是鄧小平在長期革命生涯中一以貫之的鮮明品格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指出:“鄧小平同志的一生,是光輝的一生、戰斗的一生、偉大的一生,他對黨、對人民、對國家、對民族、對世界作出了突出貢獻,功勛彪炳史冊、永勵后人。”作為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公認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領導人,鄧小平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始終把自己的命運與黨和人民的命運緊緊相連,同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歷史進程緊緊相連。在這一過程中,他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置個人利害榮辱安危於度外,在重大原則和關系人民切身利益的問題上,始終敢於斗爭、毫不退縮。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鄧小平在強大的敵人面前,在大是大非問題上,總是敢於斗爭、敢於勝利。在法國勤工儉學期間,面對以曾琦、李璜為首的“國家主義派”散布的反對中國共產黨、反對實行國共合作的錯誤言論,鄧小平就在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赤光》上發表多篇言辭潑辣、戰斗性強的揭露文章,同他們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斗爭。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后,鄧小平依然保持著旺盛的斗志,在共產黨員學生與國民黨右派學生的斗爭中總是沖鋒在前,經常同國民黨右派學生進行激烈辯論,批駁他們的錯誤觀點。
土地革命戰爭期間,鄧小平領導發動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創建左右江革命根據地,領導廣大軍民進行了創造紅色政權的艱苦斗爭。進入中央蘇區后,面對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的錯誤領導,擔任會昌中心縣委書記的鄧小平以巨大的勇氣進行旗幟鮮明的抵制,始終堅定擁護、執行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即便被打成了所謂的“毛派頭子”和“江西羅明路線”的代表人物,受到錯誤的批判和不公正的處分,他也依然堅持真理、堅守原則,沒有絲毫的妥協讓步。
抗日戰爭期間,擔任129師政委的鄧小平,同師長劉伯承一道,率部立馬太行山區,在嚴峻的環境中與日寇周旋,創造性地提出了“敵進我進”的對敵方略,組織部隊堅決果敢地深入敵佔區,面對優勢敵人敢於出擊,給侵華日軍以沉重打擊,成功開辟了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
解放戰爭期間,劉伯承、鄧小平率領晉冀魯豫野戰軍在無后方依托的情況下,克服幾十萬敵軍圍追堵截,率部千裡躍進大別山,揭開我軍戰略進攻的序幕,充分展現出共產黨人壓倒一切敵人的氣勢以及敢於迎難而上、決不退縮的立場和態度。
(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鄧小平在事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關鍵時刻,總是挺身而出、敢字當頭。在中蘇論戰期間,鄧小平作為中方主帥之一,多次率團同蘇共進行談判。面對蘇共以勢壓人、強加於人的“老子黨”作風,鄧小平毫不畏懼,總是針鋒相對地予以駁斥,同蘇聯的大黨、大國主義進行了堅決斗爭,有力維護了中國共產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尊嚴和地位,有力維護了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獨立自主的權利。
在1975年整頓期間,面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嚴重混亂局面,第二次復出的鄧小平不顧困難重重的處境,大刀闊斧開展全面整頓。面對“四人幫”的干擾和破壞,鄧小平充分發揮“鋼鐵公司”本色,敢字當頭,同他們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在鄧小平的領導下,1975年整頓在短時間就取得了顯著成效,黨和國家的政治、經濟形勢有了明顯好轉。不久他再次被錯誤撤職、批判,然而鄧小平在整頓中表現出來的敢於斗爭、勇敢無畏的領導魄力和政治風骨,贏得了黨心、軍心、民心,為粉碎“四人幫”奠定了廣泛的群眾基礎。
(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鄧小平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在風雲變幻的國際舞台上,總是敢闖敢試、不信邪、不怕鬼。“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面對“兩個凡是”的錯誤思想,鄧小平又一次表現出了極強的斗爭精神。在黨和國家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他率先沖破“左”的束縛,旗幟鮮明反對“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領導和支持開展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推動各方面的撥亂反正,號召全黨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向前看。在他指導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提法,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實現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在領導中國推進改革開放的實踐中,鄧小平把敢於斗爭的精神進一步發展成為敢闖敢試、敢為人先的精神。他反復告誡全黨同志,改革開放要大膽地試、大膽地闖。他鼓勵廣大干部和群眾“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做“勇於思考、勇於探索、勇於創新的闖將”。在改革開放的每一個關鍵時刻,鄧小平都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講了許多新話,為黨和國家事業掌舵領航、指明方向。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指出:“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准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
在推進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鄧小平突出強調要對錯誤思想傾向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他敢於頂住全盤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思潮,明確提出“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領導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正確評價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為黨和國家發展確定了正確方向。當社會上出現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時,他旗幟鮮明反對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理直氣壯地提出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大背景下,1989年春夏之交我國發生嚴重政治風波。危急時刻,鄧小平領導黨和人民旗幟鮮明反對動亂,堅決捍衛社會主義國家政權,使黨和國家經受住了險風惡浪的嚴峻考驗,確保了紅色江山穩固。鄧小平振聾發聵地告誡人們:“中國的社會主義是變不了的。中國肯定要沿著自己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走到底。誰也壓不垮我們。”
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在復雜的國際環境裡進行的,面對西方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壓力,鄧小平以戰略家的宏大氣魄和堅定意志,在涉及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民族尊嚴的重要原則問題上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斗爭。鄧小平在多個場合反復強調,一定要維護我們獨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在國際局勢劇變、西方對我實施“制裁”的嚴峻考驗面前,鄧小平明確表示“中國永遠不會接受別人干涉內政”,強調“要頂住這股逆流,旗幟要鮮明”。這些話語擲地有聲、字字千鈞,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壓不垮的偉大愛國者的形象,充分展現了中國人民不怕孤立、不畏強暴的錚錚鐵骨。也正因為有了這種頑強的斗爭精神,社會主義的中國毅然頂住了壓力,沖破了所謂的“制裁”,巍然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二、精湛的斗爭藝術是鄧小平在應對風險挑戰時克敵制勝的法寶
要戰勝風險挑戰,不僅要敢於斗爭,而且還要善於斗爭。作為有著豐富革命經歷和遠見卓識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鄧小平在各種重大斗爭中,注重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熟練掌握和巧妙運用各種策略方法,始終牢牢掌握斗爭主動權,展現出極其精湛的斗爭藝術。
(一)緊抓關鍵、推動全局。鄧小平精湛的斗爭藝術,首先表現在他善於從紛繁復雜的諸多問題中,迅速而准確地抓住重點問題和關鍵環節,以點帶面實現戰略突破,以“妙棋一著”帶動“全盤皆活”,力求斗爭效果最大化。比如,在1975年整頓中,面對各條戰線問題成堆的現狀,鄧小平在經濟整頓工作中首先抓了影響全局的工交戰線的整頓,在工交戰線中又將當時阻塞嚴重,影響全國經濟流通、危及工業生產和人民生活的鐵路運輸部門作為整頓重點。這一決策找准要害症結,使整頓工作有了抓手和突破口,帶動了全局。在具體實踐上,鄧小平也注意抓關鍵環節。鐵路整頓中他先從問題最為嚴重的徐州鐵路分局入手,把調整領導班子作為“牛鼻子”,果斷清除制造混亂的派性人物,選拔一批敢於斗爭的干部進入領導班子,依靠他們放手開展工作,很快打開局面。
(二)柔中寓剛、剛柔並濟。鄧小平精湛的斗爭藝術,還表現在他在斗爭中既有堅定的原則性,又在策略問題上靈活機動,剛與柔相得益彰。比如,在處理中美關系問題上,鄧小平既堅持反對霸權主義的原則立場,又採取務實靈活的外交手段,剛柔並濟、對症下藥。他始終把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作為處理中美關系的首要原則,在台灣、西藏等涉及中國主權、領土完整的重大原則問題上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另一方面他又強調對美斗爭要有理有利有節、斗而不破,主張通過平等對話和協商來解決中美之間的分歧。這種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融為一體的高超斗爭藝術,最大限度地維護了我國的國家利益。
(三)實事求是、因事制宜。在斗爭中鄧小平一貫把“按照實際情況決定工作方針”作為自己觀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自覺根據事物的現實狀況和發展趨勢,及時調整斗爭方向,真正做到因事制宜。比如,在反對“左”和右的錯誤傾向問題上,鄧小平一方面用極大的精力領導我們黨深入地開展了反對“左”的斗爭,但當社會上出現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時,他又及時提出要對右的傾向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這種根據不同形勢側重反對不同錯誤傾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做法,堅持了實事求是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原則,有效防止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為我們及時撥正航向,保証黨和國家在思想上、政治上始終沿著正確道路前進發揮了重要作用。
(四)把握火候、講究分寸。鄧小平在斗爭中善於根據客觀實際和自身需要,准確把控事物發展的火候或時機,適時掌握工作的進退、快慢,調整工作節奏,以爭取主動。在領導實現中蘇關系正常化的過程中,鄧小平冷靜地提醒全黨不要急於求成、過於主動,以免損害中國的國家利益。當國際局勢發生重要變化后,鄧小平又敏銳地抓住時機,有計劃有步驟地推進中蘇關系正常化進程。1989年5月,鄧小平在北京與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舉行會晤,正式宣布實現中蘇關系正常化。在接待戈爾巴喬夫時,鄧小平明確指出,見面時“隻握手,不擁抱”,目的在於用握手這種適度的禮節,向全世界表明中蘇兩國不會走過去結盟的老路,而是要構建一種睦鄰友好的正常國家關系,兩國關系由此掀開嶄新一頁。
(五)既要斗爭、又要團結。鄧小平精湛的斗爭藝術還表現在他常常將斗爭作為手段,而以團結作為斗爭的歸宿,辯証地掌握斗爭和團結的關系,以斗爭求團結。鄧小平提出,“批評的武器一定不能丟”,但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達到新的團結”。為此,他強調在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時要實行說服教育為主的方針,採取討論、批評和自我批評、說理的方式,採取與人為善的態度,達到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通過這種方法,既弄清思想,又團結同志,充分體現了鄧小平以斗爭求團結的藝術,對於解決錯誤思想認識問題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三、對新時代繼續發揚斗爭精神的重要啟示
斗爭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鮮明的政治品質。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鬆鬆、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要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挑戰,沒有斗爭精神不行。”新征程上,我們必須始終牢記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務必敢於斗爭、善於斗爭”的時代號召,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准備經受風急浪高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在這方面,鄧小平所展現出來的頑強斗爭精神和精湛斗爭藝術,為廣大黨員干部依靠頑強斗爭打開事業發展新天地提供了重要借鑒和啟示。
(一)學習鄧小平敢字當頭的斗爭精神,堅定斗爭意志。敢字當頭,是鄧小平鮮明的個人特質,也是他頑強斗爭精神的最好體現。敢字當頭,就是要求廣大黨員特別是黨員干部越是在矛盾和問題集中尖銳的地方,越是面臨形勢和情況嚴峻復雜的時刻,越要意志堅定、迎難而上,勇於迎擊任何狂風暴雨,戰勝任何驚濤駭浪,把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並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面對前進路上的重大挑戰、重大風險、重大阻力、重大矛盾,廣大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必須敢字當頭,堅定斗爭意志,拋棄一切過太平日子的想法,面對考驗敢於攻堅克難,面對矛盾敢於迎難而上,面對危機敢於挺身而出,面對失誤敢於承擔責任,面對邪氣敢於亮劍,把斗爭精神融入黨和人民事業全過程。唯有如此,方能創造出無愧於黨、無愧於人民、無愧於歷史的業績。
(二)學習鄧小平堅定的信仰信念,把准斗爭方向。信仰堅定,是鄧小平同志一生最鮮明的政治品格。鄧小平始終把黨和國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堅決同一切危害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行為進行英勇無畏的斗爭,充分體現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所應有的政治立場和政治方向。
方向決定成敗,把准斗爭方向是關乎斗爭勝敗的首要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共產黨人的斗爭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大方向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不動搖。”前進路上,廣大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要學習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堅定的信仰信念,牢牢把握正確斗爭方向。凡是危害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各種風險挑戰,凡是危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各種風險挑戰,凡是危害我國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則的各種風險挑戰,凡是危害我國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種風險挑戰,凡是危害我國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各種風險挑戰,都必須進行堅決斗爭,不退讓、不妥協,直至取得完全勝利。
(三)學習鄧小平爐火純青的斗爭藝術,講究斗爭策略。鄧小平不僅是一個敢於斗爭的戰士,也是一位具有豐富斗爭經驗的老革命家。他以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証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為指導,深刻認識把握斗爭規律,展現出高超的斗爭藝術。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斗爭是一門藝術,要善於斗爭。”在當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同步交織、相互激蕩的條件下,面對極端復雜多變的國際國內形勢,廣大黨員領導干部必須增強斗爭本領,講究斗爭策略,鍛造善於斗爭的能力。必須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深刻把握斗爭規律及其發展趨勢,充分觀察分析局勢,精確把控斗爭進程。必須善於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分清輕重緩急。必須堅持有理有利有節,在原則上寸步不讓,在策略上靈活機動。必須根據形勢需要,找准斗爭方向,適時調整斗爭策略,有針對性地採取措施。必須把握時機火候,合理選擇斗爭方式,講究時度效。必須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在斗爭中求團結、謀合作、促共贏。必須注意總結經驗和教訓,增強底線思維,對風險因素進行科學預判,時刻提高警惕,做到未雨綢繆。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在各種重大斗爭考驗面前真正做到“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打好化險為夷的戰略主動仗。
(來源:機關黨建研究 作者:呂春陽 作者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三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