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是我們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決議》系統回顧了新中國成立以前黨的歷史，總結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分清了是非，完成了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為改革開放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礎。鄧小平同志為主持起草《決議》，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心血。
《決議》蘊含著深刻的歷史智慧和辯証思維，是學習黨的歷史的珍貴文獻。學習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於新時代新征程高舉改革開放旗幟，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具有深遠意義。
在解放思想中統一思想：
“拿出一個東西來”,科學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世界密切關注著中國會向何處去，黨和人民迫切期待糾正“左”傾錯誤思想，開拓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新局面。鄧小平同志堅定支持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旗幟鮮明反對“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強調要解放思想，打破精神枷鎖。但是，解放思想不是放棄原則，而是要在任何時候都不能違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堅持實事求是，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動搖，才能在解放思想中統一思想。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是一場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觀，沖破了長期以來“左”傾錯誤思想的束縛，成為正本清源、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思想先導。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黨內外呈現出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關於歷史的評價問題，鄧小平同志認為：“有些事要經過更長一點的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評價，那時再來說明這一段歷史，可能會比我們今天說得更好。”但是，隨著撥亂反正的全面展開，黨內外要求重新評價毛澤東同志、毛澤東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呼聲越來越高，特別是1979年年初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出現了一股懷疑和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思潮，引起了鄧小平同志的高度警惕。他在會議結束時發表了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提醒全黨銘記毛澤東同志的功績，指出“我們將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提出了要像1945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那樣，作出一個新中國成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1979年，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大會上，葉劍英同志發表重要講話，對過去30年的歷史經驗作了初步總結。10月下旬，鄧小平同志提出要准備“起草建國以來黨的歷史問題決議，現在著手，明年（實際為后年）六中全會討論通過”，還說，“有了國慶講話，歷史決議就好寫了。以講話為綱要，考慮具體化、深化”。10月30日，有關部門召集會議，傳達鄧小平同志的談話精神並部署工作，《決議》的起草工作正式拉開帷幕。
堅持實事求是就是真正的解放思想：
“公正地、科學地、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地對待歷史，對待歷史人物”
《決議》起草之初，鄧小平同志就提出處理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的總原則，強調：“爭取在決議通過以后，黨內、人民中間思想得到明確，認識得到一致，歷史上重大問題的議論到此基本結束。”對此，他提出三條明確要求，強調其中最核心的是“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鄧小平同志抓住了工作重點，為《決議》的起草確立了指導思想，使得起草工作能夠順利推進。
初稿討論修改時，爭議最多的是關於如何評價毛澤東同志、毛澤東思想的問題，其中不乏一些失之偏頗的言論。鄧小平同志認為，《決議》稿中闡述毛澤東思想的這一部分不能不要，“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個部分，整個決議都不如不做”。關於怎麼寫的問題，鄧小平同志認為，要堅持實事求是，同時要做到“恰如其分”。他還堅決反對把毛澤東同志的錯誤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這是違背歷史事實的。”
堅持實事求是就是真正的解放思想。鄧小平同志實事求是評價歷史和歷史人物的科學態度，為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指導，為我們正確認識和科學評價黨的重大事件、重要會議、重要人物提供了重要遵循。
集中民智是事業成功的重要保障：
“人民內部要有充分的民主，這樣才能拿出好的主意來”
《決議》起草歷時20個月，鄧小平同志針對《決議》的起草、修改和定稿發表的談話、講話多達十余次，其他中央領導人也提出了一些極為重要的意見和建議。在起草《決議》時，起草組就曾遇到一個難題——如何對毛澤東同志一生功過作出有說服力的闡述，而陳雲同志的建議則使這一難題迎刃而解。陳雲同志指出，《決議》稿要專門加一篇話，講講解放前黨的歷史，寫黨的60年﹔60年一寫，毛澤東同志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面，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據。
為廣泛征求意見，黨中央組織了多次不同范圍的討論、修改，正如鄧小平同志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期間所講：“這個決議寫了一年多了。中間經過四千人的討論，以后是幾十人的討論，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這次六中全會預備會的討論是第四輪了。我看是相當認真、嚴肅，也相當仔細了。”針對《決議》寫不寫以及如何評價毛澤東同志的功過等問題，鄧小平同志還專門找來警衛局的同志談話，充分征求身邊干部與戰士的意見。鄧小平同志曾總結道，如果不提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同志的功過評價不恰當，“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相聯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過”。通過廣泛聽取民意、集中民智，《決議》對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作出了符合歷史實際的科學評價。
科學總結經驗是開拓創新的基礎：
“相信這個決議能夠經得住歷史考驗”
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公報寫道：“全會認為，《決議》的通過和發表，對於統一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思想認識，同心同德地為實現新的歷史任務而奮斗，必將產生偉大的深遠的影響。”改革開放40多年的歷史有力地証明，《決議》經受住了歷史的考驗和時間的檢驗。科學總結歷史經驗，把握蘊藏其中的科學思維和方法論，對於新時代新征程繼續解放思想，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具有重要啟示作用。
堅持在解放思想中統一思想。思想是行動的先導，解放思想的過程就是統一思想的過程。黨的十二大閉幕后不久，鄧小平同志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二大，我們打開了一條一心一意搞建設的新路。”而正是《決議》在黨的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使人們的思想得到統一，從而為打開這條新路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也永無止境。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我們必須全面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在解放思想中沖破思想觀念束縛，突破利益固化藩籬，敢於面對新矛盾與新挑戰，為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持續注入強勁動力。
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在《決議》起草過程中，鄧小平同志堅持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公正科學評價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並第一次明確提出“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於初級的階段”的論斷，為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制定路線方針政策提供了基本遵循。新時代新征程上，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仍然突出，重點領域改革還有不少硬骨頭要啃。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面對人民群眾的新期待，我們要立足中國國情，堅持問題導向，總結和運用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經驗做法，堅持守正創新，不斷回答好時代和實踐給我們提出的新的重大課題，繼續把改革推向前進。
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議》完成了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大膽地試、勇敢地闖，干出了一片新天地。改革開放是我們黨的一次偉大覺醒，正是這個偉大覺醒孕育了我們黨從理論到實踐的偉大創造。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指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面對紛繁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新時代新征程，我們要繼續用好改革開放關鍵一招，自覺把改革擺在更加突出位置，緊緊圍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破難題、以開放促發展，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
（作者：王炳林 馬雪梅 作者分別系北京師范大學中共黨史黨建研究院院長、教授﹔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黨建》2024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