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精辟闡述了鄧小平對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貢獻，明確把這一貢獻歸結為一句話——“成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我們完全可以說，這是鄧小平對中國乃至世界的社會主義事業作出的最大貢獻。
一、鄧小平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艱辛歷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開創，並不是偶然的，而是經歷了漫長而艱辛的探索過程。
眾所周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實際上已經成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之后開始逐漸形成的。但是，從思想史的角度來考察，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還可以追溯到1975 年鄧小平主持中央和國務院日常工作時。正是那個時期，他主持了大刀闊斧的全面整頓，力圖在一些重要問題上把“文化大革命”中被顛倒了的思想理論是非加以澄清，進行了當時條件下有限度的撥亂反正，為后來突破“以階級斗爭為綱”，把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轉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軌道上來，作了思想准備。鄧小平自己后來也說，“撥亂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開始了”。再往前追溯，事實上，20 世紀60年代初期鄧小平已經形成了和當時一些“左”的思想不同的，但符合中國實際的重要思想觀點，比如贊成和支持當時一些地方搞的包產到戶的辦法，認為“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
回顧歷史，從更廣闊的視野看，鄧小平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行了三次艱辛探索。20世紀 60年代初期是第一次探索，但這次探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到了批判與責難。1975年是第二次探索，又一次遭到批判與責難，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使整頓被迫中斷。從 1978年支持真理標准問題大討論和領導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開始，他開始了第三次探索，並在1982年黨的十二大上正式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嶄新命題。這一重大命題回答了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后中國走什麼樣的道路這一人們最為關心的重大問題，成為指引新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旗幟。20世紀 80年代末 90年代初，在世界社會主義遭遇嚴重挫折的背景下，中國社會主義也面臨嚴峻考驗。對此，鄧小平對黨與人民群眾創造的新鮮經驗和他自己的思想進行了全面總結，發表了著名的南方談話，把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推向新階段。在一次次責難和考驗中奮起，鄧小平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探索與實踐，得到了全黨全國人民的充分肯定。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要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武裝全黨的崇高任務。黨的十五大進一步決定把鄧小平理論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道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凝聚了全黨全國人民的集體智慧，更有鄧小平的歷史性貢獻。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揭示了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內在規律性
正因為找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正確道路，經過長期奮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偉大成就，“我國實現了從生產力相對落后的狀況到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的歷史性突破，實現了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推進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飛躍”。從根本上說，成就的取得，在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揭示了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內在規律性。這既是鄧小平的歷史性貢獻，也是我們今天要堅定歷史自信、增強歷史主動的根本原因。
鄧小平從哪些方面揭示了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內在規律性？這是需要我們深入研究的。
第一，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証統一上認識社會主義的本質，建設中國的社會主義。盡管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一再強調，科學社會主義是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之上的，但長期以來人們在定義社會主義時強調的總是生產關系。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由於在一段歷史時期裡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批判所謂的“唯生產力論”和“階級斗爭熄滅論”，在思想理論上搞亂了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基本問題的認識。因此，這一問題就成為從“文化大革命”走出來的中國，首先要回答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鄧小平在論述撥亂反正、解放思想這一重大問題時，鮮明地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於包括什麼叫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也要解放思想。經濟長期處於停滯狀態總不能叫社會主義。人民生活長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總不能叫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一個很好的名詞，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確理解，不能採取正確的政策，那就體現不出社會主義的本質。”經過長期的思考和實踐，他在南方談話中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他還強調：“就是要對大家講這個道理。”在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鄧小平是第一個，也是第一次對“社會主義的本質”作了這樣深刻的概括。這一概括的最大特點，就是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証統一上揭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遵循這樣的規律性認識，來推進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
第二，從當代中國的基本國情和所處時代的主題這“兩大實際”出發，建設中國的社會主義。恩格斯說過：“為了使社會主義變為科學，就必須首先把它置於現實的基礎之上。”中國革命的經驗也告訴我們：“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毛澤東把這一原則從哲學認識論上概括為實事求是。鄧小平遵循這一原則，強調“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與此同時，他強調，今天我們要關注和依據的“實際”，一是我國現在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二是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時代主題。我們必須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基本國情出發制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同時要抓住和平與發展給我們帶來的機遇，在對外開放中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發展自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以這“兩大實際”為基本根據提出來的。
第三，堅持經濟建設、改革開放、政治原則三者辯証統一的基本路線即“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建設中國的社會主義。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同時，鄧小平就已經提出：“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不久，他又明確提出，“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並強調“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鄧小平領導黨的十三大制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時把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作為實現現代化相互依存的兩個基本點的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經歷了政治風波考驗后，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進一步明確指出：“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隻能是死路一條。”他強調：“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他之所以這樣強調堅持基本路線的重要性，就在於這一基本路線反映了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必須堅持經濟建設、改革開放、政治原則這三者之間的辯証統一。也就是說，推進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必須把握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內在規律性，圍繞經濟建設這一“中心”，正確處理發展經濟與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三大關系並有效實現這三大關系的辯証統一。
第四，堅持對外開放又獨立自主地建設中國的社會主義。鄧小平明確說過，中國的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科學社會主義原本就強調，社會主義大廈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創造的現代文明基礎之上的。但由於中國是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隻能在社會主義的條件下吸收和借鑒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在內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人類文明成果。與此同時，又要創造合適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體制使之能夠既學習和借鑒這樣的文明成果、又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政治制度，獨立自主地建設中國的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揭示的就是這樣的客觀規律性和遵循這樣的客觀規律性推進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
第五，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治國理政方針，建設中國的社會主義。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必定會遇到一系列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毛澤東在中國進入社會主義之初發表的《論十大關系》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就已經指出了這一問題。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進一步把握中國社會發展規律的特殊性，提出了一系列“兩手抓”的戰略方針，強調一手抓物質文明建設，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設﹔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懲治腐敗﹔一手抓經濟建設，一手抓法治建設﹔一手抓發展，一手抓穩定等。尤其是在經歷了政治風波后，鄧小平進一步提出，要努力糾正“一手比較硬、一手比較軟”的現象。他強調，“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才能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裡揭示的就是中國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必須遵循的客觀規律及其成功經驗。
第六，從社會主義命運和黨的命運一體化的認知上，建設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已經提出：“在中國這樣的大國，要把幾億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統一起來建設社會主義，沒有一個由具有高度覺悟性、紀律性和自我犧牲精神的黨員組成的能夠真正代表和團結人民群眾的黨，沒有這樣一個黨的統一領導，是不可能設想的，那就隻會四分五裂，一事無成。這是全國各族人民在長期的奮斗實踐中深刻認識到的真理。”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一個深刻教訓，就是執政的工人階級政黨一旦削弱甚至放棄了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政治制度就會被顛覆，人民群眾就會遭殃。經歷了政治風波后，鄧小平語重心長地告誡全黨：“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關於黨的領導與社會主義前途命運相互關系的這種深刻認識，揭示的就是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必須遵循的客觀規律性。
總之，鄧小平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性貢獻，歸結到一點，就是堅持並踐行實事求是原則，在對中國社會主義實踐豐富經驗深刻總結的基礎上，從上述六個方面揭示了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內在規律性。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世界社會主義的創造性貢獻
考察鄧小平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性貢獻，不僅要重視鄧小平對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貢獻，還要認識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創造性運用，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也作出了創造性貢獻。
第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創了不同於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體制。由於“二戰”以后誕生的社會主義國家，有的是在蘇聯紅軍的幫助下獲得解放並建國的，有的是在本國人民武裝配合蘇聯紅軍的進軍獲得解放並建國的，有的是在蘇聯社會主義的影響下主要依靠本國人民的武裝斗爭獲得解放並建國的，因此，這些國家在建國初期一般都仿效蘇聯的體制，把斯大林領導蘇聯建立的經濟、政治、文化和對外關系體制等同於標准的社會主義制度，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難以避免的。在 1956年 2月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作了4個多小時《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報告，全盤否定斯大林后，暴露了蘇聯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各方面體制是有弊端和缺陷的。這就迫使各個社會主義國家不僅要重新審視蘇聯的經驗，而且要重新審視自己的做法。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表的。當時，也有一些社會主義國家進行了改革的初步嘗試，探索不同於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體制。但由於傳統模式積弊甚久，舊的習慣思想和保守勢力根深蒂固，加上蘇聯仍然實行大國沙文主義，阻礙各國獨立自主地推進改革，到 20世紀 60年代前期，大多數國家的改革嘗試都不同程度遇到挫折。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終於破了這個局，創造了不同於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體制。
第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找到了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建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社會主義在 20世紀實現了兩大突破，一是突破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必須實行國際聯合，在幾個比較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發生、同時勝利的論斷﹔二是突破了社會主義在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國家首先獲得勝利的思想。從俄國十月革命開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社會主義都是在一些小生產經濟佔優勢的落后國家獲得勝利的。這也帶來了一個問題，即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如何建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盡管列寧早已察覺，並制定了新經濟政策以解決這一難題，但是從斯大林開始，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發展過程中，許多人並未認識到這一課題的重要性、復雜性和尖銳性。但是，實踐証明，這是一個不能忽略的重大問題。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終於解決了這一難題，找到了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建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
第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怎樣認識和建設適合自身國情的社會主義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不僅是中國社會主義實踐遇到的問題，也是世界上其他一些國家走向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遇到的問題。從 1976年到 1985年，南斯拉夫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察夫塔特組織了 10次國際性的社會主義圓桌會議。來自世界多國的從事社會主義問題研究的專家和南斯拉夫的學者一起，圍繞著當今世界的社會主義（1976），社會主義和政治制度（1977），社會主義與發展中國家（1978），社會主義的主觀力量（1979），參與、自治、社會主義（1980），社會主義、科學、技術同發展戰略（1981），今日馬克思主義思想、目前的形勢、爭論和前景（1982），馬克思、馬克思主義和今日世界（1983），社會主義和平（1984），處在21世紀前夜的社會主義（1985）等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這些討論，最后逐漸地集中到一個問題上，即：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在第8次圓桌會議上，中國與會專家學者作了關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報告，引起眾多專家學者的關注，但也遭到了蘇聯學者的抨擊，指責這是搞社會主義多元化。在第10次圓桌會議上，一些專家針對蘇聯學者的觀點指出：其一，每個國家都有權以自己的特定方式去發展社會主義。其二，馬克思主義並不是任何人的私有財產，不能按照或低或高的利率進行借貸和租用，但也不能把它封閉起來，排斥其他概念和思想。假如不實現這個前提，那麼社會主義就會受到自身的危害。其三，由於世界存在多種民族和多種文化，所以也將存在多元的社會主義。在這個意義上，世界歷史的進程仍然在不斷地向前發展，但它顯然正在脫離這個單一性和一元化的模式。當然，這樣把社會主義模式的多樣性歸結為社會主義的多元化，並不完全符合中國的觀點，弄得不好，會否定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20世紀 80年代，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曲折推進的新一輪改革最終失敗，就是一個嚴重的教訓。從中可以看到，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能否從本國國情出發建設社會主義，已經成為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自己的理論和實踐回答了這個重大問題，為怎樣認識和建設適合自身國情的社會主義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四、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就是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勝利。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也是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過程。
第一，鄧小平始終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而不是從可能性出發。鄧小平從領導全黨撥亂反正、解放思想，到創造性地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秉持的基本原則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他明確說過：“按照實際情況決定工作方針，這是一切共產黨員所必須牢牢記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關於“一切從實際出發”，鄧小平有大量精辟論述，其要點：一是“我們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就要在每一時期，處理各種方針政策問題時，都堅持從實際出發。我們現在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有好多條件，毛澤東同志在世的時候沒有，現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據現在的條件思考問題、下決心，很多問題就提不出來、解決不了”。二是“絕不能要求馬克思為解決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幾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列寧同樣也不能承擔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的任務。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根據現在的情況，認識、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三是“中國有自己的特點，所以我們隻能按中國的實際辦事，別人的經驗可以借鑒，但不能照搬”。這裡強調的“現在的條件”“現在的情況”“自己的特點”，就是哲學上所講的“現實”。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現實性”與“可能性”是一對重要的范疇。現實性指的是事物的實際存在性及其存在的必然性，具有現實性的事物即“現實”。可能性則指的是包含在現實事物中的預示事物發展前途的各種趨勢。“現實性”與“可能性”作為事物內部對立統一的兩大屬性，是辯証統一並可以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的。可能性在一定條件下能夠轉化為現實，新的現實中又隱藏著新的可能性。但是，在推進這兩者相互轉化時必須注意，可能性有具備了一定條件而在不久的將來就能夠實現的現實可能性，也有尚不具備必要條件而在不久的將來無法實現的抽象可能性，不管“現實可能性”還是“抽象可能性”，在沒有轉化為“現實”之前都還只是“可能性”。這個道理告訴我們，建設社會主義也好，改革開放也好，既要立足現實又面向未來，帶著理想信念去改造世界，同時又要注意在追求理想時避免脫離現實的空談或無視現實的幻想。毛澤東在《實踐論》中論述“反對‘左’翼空談主義”時說過：“他們的思想超過客觀過程的一定發展階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則把僅在將來有現實可能性的理想，勉強地放到現時來做，離開了當前大多數人的實踐，離開了當前的現實性，在行動上表現為冒險主義。”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發生的一些錯誤，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工作指導上把“現實可能性”乃至“抽象可能性”當作“現實”，把“從現實可能性出發”乃至“從抽象可能性出發”當作“從實際出發”，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實際的口號，作出了一系列不切實際的決策。正是有了這樣的經驗教訓，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領導全黨恢復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強調“我們搞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的現代化。我們建設的社會主義，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們主要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和自己的條件，以自力更生為主”。
第二，鄧小平始終堅持扭住工作重點不放，但又不是“單打一”。毛澤東在 1957年提倡全黨學習辯証法的時候，曾經說過：“要照辯証法辦事。這是鄧小平同志講的。”鄧小平重視辯証法，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既抓住主要矛盾不放，又統籌兼顧各個方面，而不“單打一”。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以后，鄧小平反復強調：“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因為它代表著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他還說了一段振聾發聵的話：“現在要橫下心來，除了爆發大規模戰爭外，就要始終如一地、貫徹始終地搞這件事，一切圍繞著這件事，不受任何干擾。就是爆發大規模戰爭，打仗以后也要繼續干，或者重新干。我們全黨全民要把這個雄心壯志牢固地樹立起來，扭著不放，‘頑固’一點，毫不動搖。”與此同時，他又明確指出：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現現代化的時候，要注意“現代化建設的任務是多方面的，各個方面需要綜合平衡，不能單打一”。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要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戰略方針，等等。這一切決策和舉措，就是既堅持唯物辯証法關於抓主要矛盾的思想，又堅持唯物辯証法關於統籌兼顧、綜合平衡的思想的體現。這樣，既可以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無中心論”，又可以避免“單打一”的片面性，豐富和發展了唯物辯証法的系統觀念和科學方法論。
第三，鄧小平始終堅持改革和發展，但絕不是求變求新不求穩。唯物辯証法強調：“新陳代謝是宇宙間普遍的永遠不可抵抗的規律。”與此同時，唯物辯証法也強調：“無論什麼事物的運動都採取兩種狀態，相對地靜止的狀態和顯著地變動的狀態”，“而矛盾的斗爭則存在於兩種狀態中，並經過第二種狀態而達到矛盾的解決”。也就是說，“對立的統一是有條件的、暫時的、相對的，而對立的互相排除的斗爭則是絕對的”。鄧小平在領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堅持在矛盾斗爭中推進新陳代謝，把改革、發展放在現代化建設突出位置，把改革定性為“中國的第二次革命”，強調“堅持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招”。但是，這絕不是說他重視矛盾的斗爭性而無視同一性。他在改革開放一開始就強調，現代化建設要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在政治風波發生前后，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他還發出了“中國不允許亂”的警告。在穩中求變求新，求變求新不能亂，就是鄧小平揭示的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內在規律性和根據這樣的規律性認識形成的國家治理方法。后來我們黨深刻指出，“改革是動力，發展是目標，穩定是前提”，提出要把握好改革、發展、穩定三者關系的現代化建設領導藝術。
第四，鄧小平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的“中國特色”，同時堅決反對背離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和黨的領導的任何錯誤思潮。學習唯物辯証法，最重要的，也是最難的，就是把握共性與個性、絕對與相對的辯証關系這一“關於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鄧小平之所以能夠成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恰恰在於他深諳這一“精髓”，總是把理論的原則性與實踐的具體性、矛盾的普遍性與問題的特殊性辯証地統一起來，使得我們在社會主義的艱辛探索中始終保持正確的政治方向。他在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際，既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又強調“我國的具體實際”，更強調這兩者的“結合”。事實上，他在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提出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並且明確指出解放思想“既要反‘左’，又要反右”。因此，他在領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決不允許任何人背離四項基本原則，毫不手軟地反對來自“左”的和右的干擾。在南方談話中，他指出，鑒於“左”帶有革命的色彩，總是拿大帽子嚇唬人，欺騙性更大，因此，“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鄧小平就是這樣，強調理論必須在實踐中豐富和發展，矛盾的特殊性寓於普遍性之中，在堅持社會主義的“中國特色”的同時，堅決反對背離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和黨的領導的任何錯誤思潮。
綜上所述，鄧小平為成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出了彪炳史冊的偉大貢獻。這一歷史性貢獻不僅揭示了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內在規律性，而且是對世界社會主義的創造性貢獻，是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豐富和發展。
作者：李君如，原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