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戰略決斷的獨創性風范

　　戰略決斷歷來為政治家、戰略家和軍事家所重視。毛澤東的戰略決斷，既遵循戰略決斷的一般規律，更具有在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形成的鮮明特質和歷史內涵。面對驚世駭俗的艱難危局、險象環生的緊迫關頭，毛澤東的偉大戰略決斷，導演出許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歷史劇，鑄成了光耀千秋、彪炳史冊的豐碑。

       總攬全局的決斷眼光

　　毛澤東的戰略決斷宏闊高遠，始終把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諸多因素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系統研究，在此基礎上形成判斷、作出決斷。總攬全局，必須把握政治因素，研判政治方向。在黨的歷史上，決定命運的戰略決斷，首要的就是關於政治方向和政治道路的決斷。井岡山斗爭時期，毛澤東通觀大勢、立足國情，全面分析中國社會形態和階級狀況，深刻分析紅色政權能夠長期存在並發展的主客觀條件，找到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革命道路。毛澤東在探索這條道路之初就牢牢把握政治因素：秋收起義前，主張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子﹔在起義失利、士氣低落時，經“三灣改編”將黨支部建在連上﹔在古田會議上創造性地提出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一系列方針原則，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為中國革命提供了堅強保証。事物是發展變化的，全局形勢也在不斷發展變化，必須前瞻預見、科學預判。毛澤東善於透過現象抓住本質，估量時局、預見發展，因勢利導促成事物由量變轉為質變。抗日戰爭時，存在著“亡國論”和“速勝論”等錯誤觀點，毛澤東科學分析中日力量對比等因素，得出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勝利是中國的科學結論。在解放戰爭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夕，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隨著國內主要矛盾即將出現的新變化，要實現黨的工作重心的戰略轉變，由鄉村轉移到城市，從而為建立新中國做好了充分准備。

       負重千鈞的決斷擔當

　　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如果說，戰略謀劃主要靠戰略智慧，戰略決斷則既靠戰略智慧更靠政治擔當。毛澤東始終把黨和人民利益作為決斷的最高准則。比如，1935年3月在長征途中召開的苟壩會議，決策紅軍是否進攻打鼓新場。毛澤東敢於負責、堅持真理，隻有他自己一票堅持不打，主張到四川繞一圈繼續調動敵人，全場都反對。毛澤東仍不動搖，夜不能寐，深夜提著馬燈說服軍事負責人周恩來緩下命令，第二天一早開會終於說服大家。中央撤銷了進攻打鼓新場的計劃，使黨和紅軍又一次避免了全軍覆沒的危險，走上了繼續調動敵人、力爭主動的偉大征程。抗戰勝利后，國內外都需要和平，反對內戰。毛澤東面對蔣介石假和平真內戰的談判電邀，為保衛人民利益，以民族大義為重，不顧個人安危，毅然決定親赴重慶與國民黨談判。臨行前，毛澤東指出：“我黨的歷史上還沒有隨便繳槍的事，所以絕不怕﹔如果要軟禁，那更不怕。”在重慶談判中，我們黨採取以談對談、以打對打的革命兩手，同蔣介石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充分顯示了中國共產黨謀求和平的真誠願望，使蔣介石的政治騙局宣告破產。詩人柳亞子稱贊毛澤東此舉“彌天大勇誠能格”。

       靈活機動的決斷創新

　　戰略決斷是戰略博弈的重要環節，唯有創新才能制勝。毛澤東強調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賦予了戰略決策的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統一，以鮮明的中國風格、中國氣派，把決斷實踐的創新活力提高到嶄新境界。毛澤東說，古人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個“妙”，我們叫做靈活性，這是聰明的指揮員的出產品。靈活，是聰明的指揮員，基於客觀情況，“審時度勢”（這個勢，包括敵勢、我勢、地勢等項）而採取及時的和恰當的處置方法的一種才能，即是所謂“運用之妙”。毛澤東是靈活機動、出奇制勝的戰略大師。四渡赤水出奇兵是毛澤東的“最得意之筆”。在紅軍處於絕境、生死攸關之時，毛澤東以巨大的創造魄力、罕見的開拓銳氣，不拘一格、巧出妙棋，指揮紅軍邁開鐵腳板，忽東忽西，迂回曲折地穿插於敵人重兵之間，一渡赤水擺脫尾敵，改變被動局面﹔二渡赤水回師黔北，取得遵義大捷﹔三渡赤水佯動川南，打亂敵軍布防﹔四渡赤水甩掉敵軍，跳出追剿合圍。四渡赤水絕對不是事先設計好的，每一行動都是因地因時因敵因勢，堅定靈活、機斷行事，使敵人扑朔迷離，疲於奔命，使紅軍化險為夷、絕境重生，中央紅軍巧妙地跳出了幾十萬敵軍圍追堵截的圈子，重新獲得了主動權，取得了戰略轉移中有決定意義的勝利，成為運動戰的典范。

       敢打必勝的決斷意志

　　我們黨在應對各種困難挑戰中，錘煉了不畏強敵、不懼風險、敢於斗爭、勇於勝利的風骨和品質。毛澤東強調：“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在井岡山時期，敵我力量對比懸殊，白色勢力四面包圍，自然環境極其險惡，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下斗爭的決心，有耐戰的勇氣”。1946年6月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由於雙方力量對比懸殊，黨內一些人不敢同國民黨決裂。毛澤東指出：“我們寧可把事情估計得壞一些，不但要准備打三年到五年，還要准備打十年到十五年，最壞就得打得我們連一個縣城也沒有。”這展現了敢於斗爭、敢於勝利的英雄氣概。毛澤東歷來不怕鬼不信邪。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講道：“世界上可能出現瘋子，亂搞一氣，這種可能必須估計到。”“世界戰爭的危險和對中國的威脅主要來自美國的好戰分子。”“我們有兩條：第一，我們不要戰爭﹔第二，如果有人來侵略我們，我們就予以堅決回擊。”毛澤東指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面對帝國主義的核訛詐，毛澤東指出：“原子彈，沒有那個東西，人家就說你不算數。”“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中國靠獨立自主、艱苦奮斗研制出“兩彈一星”，國際威望空前提高。

       全面權衡的決斷選擇

　　戰略決斷所要達成的戰略目的，本質上都是為了維護和實現戰略利益。然而，在戰略活動特別是戰略對抗中，利與弊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毛澤東是全面權衡利弊得失、正確決斷選擇的偉大戰略家，注重從大處著眼，權衡主次得失。毛澤東強調打仗不在於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於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抗美援朝，是毛澤東一生中最難作出的決策。當時中國百廢待興，百業待舉，急切需要和平建設，出兵朝鮮困難重重，中美兩國國力極不對稱、相差巨大。在1950年國慶節后十幾天內，中央反復開會研究。面對多數人列舉的種種困難，以及蘇聯在出動空軍問題上一再退縮，毛澤東經過多天晝夜思考、反復權衡，以偉大的政治家、戰略家的膽識與氣魄，作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歷史性決斷。毛澤東堅定地說，“我們認為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對中國，對朝鮮，對東方，對世界都極為有利”，反之，“不參戰損害極大”。在黨中央和毛澤東抗美援朝偉大決策的指引下，志願軍不畏世界頭號強敵，敢打必勝、英勇犧牲，創造了威武雄壯的戰爭偉業，打出了新中國的國威軍威。

　　（摘編自《毛澤東研究》2022年第1期 畢京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