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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什麼可以自信

2020年07月21日11:02    來源:共產黨員

制度優勢是一個國家的最大優勢,治理競爭是國家間核心的競爭。制度穩則國穩,治理好則國好。2019年10月28日至31日,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召開,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全會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擁護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是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是能夠持續推動擁有近十四億人口大國進步和發展、確保擁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進而實現偉大復興的制度和治理體系。

為幫助廣大黨員干部深刻把握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決定》說明的豐富思想內涵,本刊特邀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專家,從歷史與現實的雙重角度,從制度的細節入手,對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的優勢及其生動體現進行通俗易懂的解讀。

確保國家的政治穩定與前進航向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指出,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顯著優勢之一,就是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黨的科學理論,保持政治穩定,確保國家始終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這句話表達了兩層意思,一是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是我們制度的核心組成部分﹔另一個是這個制度的比較優勢,即可以確保國家的政治穩定和正確方向。

那麼,我們怎麼來看待這個問題?或者說,為什麼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制度能夠具有這些比較優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從歷史與現實、國內與國外不同視角加以分析。

1840年鴉片戰爭后,歷經多次變革和改良,也沒有挽救清王朝的滅亡命運。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國進入新的社會政治變革時代,即多黨議會的民主政治時代,當時的社會政治精英把西方發達國家的議會政治視為瑰寶,把它作為推行中國政治現代化的不二選擇。原因很簡單,那時的人們在思想觀念上認為,西方的民主政治是最先進的政治,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正如孫中山曾說,開明專制是老式的火車頭,而民主政治就是個新式火車頭。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當時社會政治精英會把西方民主政治作為一種優先的選擇,甚至是排他性選擇。

正是在這種思想認知下,再加上當時的中國各省各自為政,要組成一個統一的國家幾乎不太可能。於是,當時採取一省一票的方式,通過一省一票的方式形成一個多黨競爭的議會民主制度共和國。

走上多黨競爭議會民主制度道路后,當時的中國一下子涌出了300多個政黨,形成無窮無盡的黨爭,各黨都各自運用自己的政治資源,用各種見不得人的手段來進行議會席位的爭奪。這種爭奪過程,最后導致了矛盾沖突不可調和,於是導致了宋教仁被暗殺之類的血案。經歷這些之后,革命派又進行二次革命,袁世凱進一步鎮壓,最后解散國會,出現了總統獨裁,多元民主政治宣告失敗。隨著袁世凱恢復帝制鬧劇的失敗,中國進入長年的軍閥混戰時期。在內,老百姓生活得非常苦,面對方方面面的威脅和壓力,苛捐雜稅,天災人禍綿延不絕。在外,國家在國際上的地位非常低,屢受欺凌。這樣的時代,何時才能結束?

經歷了不斷變革與革命,一批覺悟的中國先進分子逐漸認識到,推行西方多黨民主制度,不僅沒有給中國帶來穩定、繁榮與發展,而且中國人民仍然處於被壓迫、被奴役、被剝削的悲慘境地。中國的出路在哪裡?中國人民在黑暗中思考著、摸索著、奮斗著。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誕生了,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國革命的面貌自此煥然一新。此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革命進入了徹底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發展階段,歷經國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長達28年的艱苦卓絕的英勇奮戰,推翻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建立起新中國。新中國的誕生,標志著中國結束了長達100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屈辱歷史,最終實現了中國人民夢寐以求的獨立和解放。

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為了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有中央的強有力的統一領導,必須有全國的統一計劃和統一紀律。”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寫進了憲法和黨章。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的制度逐步發展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核心組成部分。在國家治理體系的大棋局中,黨中央是坐鎮中軍帳的“帥”,車馬炮各展其長,一盤棋大局分明。實踐充分証明,黨的集中統一領導這種制度設計,可以有效地避免在中國出現各自為政、一盤散沙的局面,而且可以確保國家政治長期穩定、國家發展中長期目標的實現。

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披荊斬棘、風雨兼程,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從一窮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連火柴、煤油都要進口,到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目錄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制造業第一大國﹔從百業蕭條,到活躍著上億的市場主體,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商品消費第二大國、外資流入第二大國、外匯儲備第一大國﹔從民不聊生,到農村人口脫貧,千百年來困擾中華民族的絕對貧困即將歷史性地畫上句號,建成覆蓋十幾億人的世界最大社會保障體系,人均預期壽命由35歲增長到2018年的77歲﹔從飽受欺凌,到攜手各國共建“一帶一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這些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偉大成就,使中國人民從切身經歷的發展變遷中、從歷史和現實的比較中,深刻認識到為什麼“黨是領導一切的”,明白了為什麼“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懂得了什麼是“道路決定命運”的深刻道理。

充分調動廣大人民參與國家建設的積極性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指出,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顯著優勢之一,就是堅持人民當家作主,發展人民民主,密切聯系群眾,緊緊依靠人民推動國家發展。這句話同樣表達了兩層意思,一是我國實行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制度﹔另一個是這個制度有利於保障人民民主權利,調動人民參與國家建設的積極性。

民主政治制度是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制度化成果,也是世界各國普遍的制度追求。但是,由於各個國家和民族的具體情況不同,民主政治的發展道路和制度模式也是多樣化的。中國的民主道路是從反帝反封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開始的,這是中國民主政治的第一步,也是最關鍵的一步。中國近代以來的民族民主革命,就是把國家自主權奪回到中國人民自己手中,改變自1840 年鴉片戰爭以來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民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壓迫欺凌的悲慘命運。民族獨立和解放,是那個時代所有中國人和中華民族的共同心願,體現了全體中國人民的意志。

從人民意志角度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意味著中國民主政治的初步實現。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尊重中國人民的意願,考慮到中國特殊的國情和歷史,建立起代表人民意志的人民民主的國家政權,創建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這些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是當代中國民主政治的基石,體現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理念。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人民內部各方面圍繞改革發展穩定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在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開展廣泛協商,盡可能就共同關心的問題形成共識,取得一致意見的重要民主形式。經過多年發展,協商民主已經深深嵌入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全過程,把有序參與、平等議事、民主監督、凝聚共識、科學決策、協調各方、和諧發展融於一體,體現了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的獨特優勢。這種優勢集中體現在:一是廣泛性。協商民主的主體涵蓋各黨派、各團體、各民族、各階層、各界別和各方面人士,協商民主的渠道多種、類型多樣、形式靈活,可以最大限度滿足不同階層、不同群眾復雜多樣的參與要求。二是包容性。協商民主堅持求同存異、體諒包容的原則,蘊含合作、參與、協商的精神,既反映多數人的普遍願望,又吸納少數人的合理主張﹔既聽取支持的、一致的意見,又聽取批評的、不同的聲音,有利於最大限度地包容和吸納各種訴求。三是真實性。協商民主是一種參與決策的民主形式,可以廣泛形成人民群眾參與各層次管理和治理的機制,有效克服人民群眾在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治理中無法表達、難以參與的弊端﹔保証人民群眾持續參與日常政治生活的權利,有效行使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的權力。

選舉制度是現代民主政治的支柱,選舉權是公民政治權利的基礎。選舉在中國不同的政治層面上得到廣泛運用,如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中國共產黨黨內選舉、中國城鄉基層選舉等等。其中,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是中國最重要也是影響最大的選舉制度。中國現行這種選舉制度,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才確立起來的。1953 年2月,中國頒布了第一部選舉法。這部選舉法頒布后,中國開展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普選活動。1978 年年底后,中國邁入了改革開放新時代。為了更好地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維護公民的選舉權利,中國對選舉法進行多次修改。其中,2010年選舉法修正案無論從修改的力度還是產生的影響來說,都是前所未有的。

與此同時,在當代中國,城鄉基層民主自治是最直接、最廣泛的民主實現形式。現如今,中國已建立起以農村村民委員會、城市居民委員會和企業職工代表大會為主要內容的基層民主自治體系。中國數以億計的基層群眾就是通過這些群眾性自治組織,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權利,對所在基層組織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發表自己的看法,履行自己的民主權利和義務。

縱觀中國民主政治制度,其價值核心就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事實上,判斷一種民主制度的優劣,關鍵要看其為誰服務、為誰謀利。堅持人民立場,以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為價值取向的制度,才能得到人民認同和支持。中國民主政治制度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作為制定政策的依據。中國民主政治制度順應民心、尊重民意、關注民情、致力民生,保障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促進實現整體利益和局部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有機平衡,因而得到最廣大人民的衷心擁護,能夠匯聚近14億中國人民的磅礡偉力,依靠廣大人民群眾推動國家蓬勃發展。

推動經濟持續快速增長與趕超式發展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指出,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顯著優勢之一,就是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這裡第一次把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升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我們黨的重大理論創新。這種基本經濟制度,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又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是一項偉大的創造。

當然,這種創造性制度不是憑空而來,而是在長期實踐中、在總結經驗教訓中逐步摸索出來的。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開始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可當時對如何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沒有經驗,而能參考借鑒的隻有“蘇聯模式”,即“社會主義經濟=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這種單一的模式,由於嚴重脫離了實際,致使我國國民經濟已瀕臨崩潰邊緣。國有企業普遍缺乏活力,物質供應嚴重短缺﹔國家計劃高度集中,農、輕、重比例嚴重失衡﹔收入分配平均主義盛行,嚴重挫傷了勞動者生產積極性。

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提出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992年春,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而且明確講“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貧窮”“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從根本上破除了市場經濟姓“資”、計劃經濟姓“社”的傳統觀念,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提出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指明了方向。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正式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可以說,這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是一次真正的重大的理論突破,也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探索中的一個重大裡程碑。

經過多年改革與探索,我國基本經濟制度逐步形成並日益成熟起來,其制度優勢也充分地呈現出來。在所有制方面,中國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主導地位,同時大力調整所有制結構,支持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等健康發展,有效激發了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和創造力。在分配制度方面,中國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承認利益原則和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同時允許和鼓勵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等其他生產要素參與分配,極大地調動了各方面積極性。在資源分配方式方面,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破除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對立的思想教條,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把有效的市場機制和有度的宏觀調控結合起來。這套制度在實踐中被証明擁有巨大優勢,不僅有利於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而且有利於維護社會公平正義。1979年至2018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4%,遠遠高於世界同期年均2.9%的增速。同期,我國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長9%左右,人民生活水平由總體小康向全面小康飛躍。

促進人民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緊密團結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指出,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顯著優勢之一,就是堅持共同的理想信念、價值理念、道德觀念,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促進全體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緊緊團結在一起。這充分體現了我們堅定的文化自信和價值觀自信,也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巨大優勢。

那麼,為什麼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能夠促進全體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緊緊團結在一起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得搞清楚什麼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以及其偉大時代意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源自於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熔鑄於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中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植根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奮勇前進的強大精神力量”,這個精神就是“偉大團結精神”,“今天,中國取得的令世人矚目的發展成就,更是全國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努力的結果”。實際上,這裡說的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具有團結人民共同奮斗的強大精神力量。

具體來說,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

第一個層面,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其本身蘊含著團結精神。中國是個大一統國家,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雖然也發生過三國魏晉南北朝的分裂和五代十國等短期割據,但是團結統一始終是歷史的主要方面。之所以能形成大一統,從文化角度來說,就是因為我們的民族文化蘊含著偉大團結精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著團結的基因,這一點從個人和家庭,個人和國家的關系就可看出。中國人在講到家時,經常說:家和萬事興。而和的前提就是團結,沒有團結就不可能和。講到國時,倡導大公無私,公而忘私,把公放在私之上,而追求公,就要以團結為基礎,沒有團結,沒有對共同目標的認同,就做不到先公后私,公在私上。

第二個層面,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中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可以說就是一種團結奮斗的文化。中國共產黨在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實踐的過程中,形成了紅色革命文化。講團結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毛澤東多次強調團結的重要性,他說:“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証。”“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在講到如何團結時,毛澤東創造性地提出“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使我們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奠定了強大的力量。在1978年底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鄧小平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全黨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從而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2012年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團結的重要性,“民族團結就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線”,“各民族同胞要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力量不在胳膊上而在團結上”。團結精神伴隨黨和人民事業的發展而發展,如今已深深融入中國人民的血液中。

價值理念和道德觀念,則是一個民族的行動導向。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確立了以“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等24字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其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國家層面的價值目標,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會層面的價值取向,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准則。核心價值觀,其實就是一種德,既是個人的德,也是一種大德,就是國家的德、社會的德。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如果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沒有共同的核心價值觀,莫衷一是,行無依歸,那這個民族、這個國家就無法前進。

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中華民族有著強大的團結精神。這種團結精神既堅守本根又不斷與時俱進,使中華民族保持了堅定的民族自信和強大的修復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價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正是在這種偉大精神的激勵下,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推動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綜合國力進入世界前列,推動我國國際地位實現前所未有的提升,黨的面貌、國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軍隊的面貌、中華民族的面貌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使中華民族以嶄新姿態屹立於世界的東方。

可以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制度,不僅能夠促進全體人民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緊密團結,而且為弘揚發展中華民族偉大團結精神注入了活力。

增進人民的福祉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指出,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顯著優勢之一,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保障和改善民生、增進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這句話表達的意思是,中國共產黨秉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並以此為指導制定了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增進人民福祉的制度,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最終實現人民的共同富裕。

增進人民福祉,是中國共產黨的不懈追求。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認識到要解決農民的根本利益問題,就必須解決土地問題。於是,黨領導打土豪、分田地,使農民擁有了安身立命的土地。1945年黨的七大把“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具有全心全意為中國人民服務的精神”正式寫入黨章,成為黨員的思想引領和行為規范。新中國成立以后,黨著手建立起屬於人民的新政權,人民當家做了主人。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增進人民福祉,強調要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制定方針政策和作出決斷的出發點和歸宿,體現了人民至上的價值取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黨的奮斗目標。

隨著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公平意識、權利意識不斷增強。為解決這些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黨和政府實施了一大批惠民舉措,人民群眾的獲得感顯著增強。中西部和農村教育明顯加強。城鄉居民收入增速超過經濟增速,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建立,人民健康和醫療衛生水平大幅提高,保障性住房建設穩步推進。通過這些制度建設,實現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的要求。

進入新時代,人民群眾對清新空氣、清澈水質、清潔環境等生態產品的需求越來越迫切,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期待越來越高。為此,黨和政府提出一系列生態環境保護剛性舉措。譬如,加強污染防治和生態建設,大力推動綠色發展,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改革完善相關制度,協同推動高質量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鞏固擴大藍天保衛戰成果,進一步降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重點地區細顆粒物(PM2.5)濃度繼續下降。總之,黨和政府積極回應人民群眾所想、所盼、所急,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

穩定、安全是中國發展的前提,也是人民群眾最基本的需求。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國泰民安是人民群眾最基本、最普遍的願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保証人民安居樂業,國家安全是頭等大事。為回應人民的關切,黨和政府進一步實施農村飲水安全鞏固提升工程,解決好飲水困難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提高農村人口供水保障水平﹔強化對藥品疫苗等全程監管,對違法者要嚴懲不貸,對失職瀆職者要嚴肅查辦,堅決守住人民群眾生命健康的防線﹔加強安全生產,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加強國家安全能力建設﹔完善立體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依法懲治盜搶騙黃賭毒等違法犯罪活動,打擊非法集資、傳銷等經濟犯罪,整治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等突出問題,堅決守護好人民群眾的平安生活。

綜上所述,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和國家財力的增強,黨和政府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以增進人民的福祉為起點,不斷健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國家基本公共服務制度體系,注重加強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工程建設,滿足群眾對公平、正義、文化、安全、環境等多層次多樣化需求,使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做到全國一盤棋和集中力量辦大事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指出,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顯著優勢之一,就是堅持全國一盤棋,調動各方面積極性,集中力量辦大事。

實際上,“集中力量辦大事”這個制度優勢,是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逐步總結出來的一條重要經驗。習近平總書記就曾深刻指出,我們最大的優勢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這是我們成就事業的重要法寶。

事實確實如此。新中國成立之初,在經濟極端困難、技術基礎薄弱、帝國主義封鎖等嚴峻條件下,我們黨帶領全國人民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集中力量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研制出“兩彈一星”,打破美蘇等國的核壟斷和核訛詐﹔勘探和開發大慶油田,摘掉了中國是一個貧油國家的帽子,等等。這一系列涉及國計民生的大事,為國家發展打下堅實基礎,捍衛了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推動了國民經濟發展,奠定了新中國的大國地位。

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后,中國共產黨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繼續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這一獨特優勢,盡力而為、量力而行,開辦經濟特區,修建世界上最大水利工程三峽大壩,啟動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西氣東輸、南水北調工程,推進載人航天工程,戰勝非典疫情、汶川大地震等自然災害,成功舉辦北京奧運會,超越日本成為第二大經濟體,等等,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面對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局部沖突和動蕩頻發、全球性問題凸顯的外部環境,面對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緊迫任務,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天眼”探空、神舟飛天、墨子“傳信”、高鐵奔馳、北斗組網、超算“發威”、大飛機首飛、港珠澳大橋、大興國際機場等創造了中國式奇跡﹔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打響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准脫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推動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

中國僅用幾十年的時間就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成功破解了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難以突破的劣勢困境。這充分証明,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就能夠充分發揮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的優勢,確保國家和政權的穩定,實現各民族的團結,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集中力量辦大事,持續推動擁有近十四億人口大國進步和發展,最終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撰稿 陳堅 李東方 劉志新 李崴)

文章來源:《共產黨員》雜志2020年第1期(上) 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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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謝倩、閆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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