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焦裕祿

　　我的父親焦裕祿

　　焦守雲

　　父親去世已經50年了。

　　1922年8月16日，父親出生在山東省博山縣的小山村自耕農家庭裡，小學畢業生，青少年時代他曾逃過荒、要過飯，做過長工、打過短工，還當過挖煤工。

　　父親1945年參加革命，194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7年隨軍南下，曾經在河南尉氏縣搞過土改，他工作最長的時間是在洛陽礦山機器廠（以下簡稱“洛礦”），他在那兒工作了9年。

　　在洛礦，父親完成了從小學生到大學生的深造。廠裡把他作為選干生派到哈爾濱工業大學學習，畢業后他又到大連起重機廠當了2年的實習車間主任。父親在洛礦擔任過車間主任、調度科長等職，1962年年初，他又調到當年參加土改的尉氏縣，當了半年的縣委副書記。

　　1962年冬天，他調到河南蘭考縣，任縣委第二書記，幾個月后任縣委書記。父親在蘭考的那段時間，也是大家最熟知的時期。

　　帶頭治“三害”，就是要在困難面前逞英雄

　　蘭考縣位於河南東部，與山東搭界，北依黃河，是歷史上多災多難的地方。黃河多次改道，給蘭考留下了大片的沙荒地、鹽鹼地及內澇。風沙、鹽鹼、內澇“三害”給蘭考帶來了多年的災難。

　　1962年冬天，父親到蘭考工作，這一年也是三年自然災害的最后一年。“三害”加上自然災害，蘭考的糧食產量降到歷史最低點，畝產隻有43斤。當時蘭考有36萬人，災民近20萬。蘭考緊鄰隴海鐵路，火車一來，大家都哭著喊著往火車上擠，災民要逃荒到豐收區去。

　　在蘭考，父親組織的第一次工作會議在縣火車站召開，因為當時災民每天都集中在火車站。父親指著逃荒要飯的人群對參加會議的委員說：“同志們，災民們背井離鄉去逃荒，黨把蘭考36萬人民交給我們，我們不能讓他們有飯吃、有衣穿，是我們失職啊！”

　　“三害”不除，蘭考就永遠擺脫不了貧困。面對大家的畏難情緒，父親動情地說：“小雞憑著一雙爪子撓食吃還餓不死，我們有黨的領導，有36萬蘭考人民，每人都有兩隻手，還愁治不了災，養活不了自己嗎？重要的是我們有沒有生產自救的決心。隻要我們發揚挖山不止的愚公精神，一定能夠挖掉窮根。是共產黨員，就要在困難面前逞英雄！”

　　當時蘭考的沙土地有24萬多畝，風沙非常大，一刮風水井都會被沙填平，晚上關好的門第二天就能被風沙堵住。當然，最可怕的還是蘭考的沙丘，一刮風，沙丘就隨風滾動，危害很大。

　　“必須查清風從哪來、到哪去，哪兒是風口，不能再讓沙丘到處流動。”這是一項非常艱苦的工作。風最大的時候就是父親他們查風口的時候，風刮得他們睜不開眼，一張口就是滿嘴的沙土，合上嘴，嘴巴裡就咯吱咯吱亂響。可就是在那樣的條件下，他們查清了蘭考的風口和風沙走向。

　　查出了風口，如何治理風沙？大家著急。一天早上，父親在村口看見一個農民拿黏土封墳，父親問他為何這樣做。農民說，這是他母親的墳，一刮風，墳頭就沒了，拿黏土封上墳，種上草，再大的風也刮不動，隻要一個上午就能封好。當時父親就想，蘭考36萬人還愁封不上那些沙丘嗎。回去后，父親立即召開會議，提出“貼上膏藥、扎上針”的計劃，貼上膏藥就是拿黏土把沙丘封上，扎針就是種上樹，時間長了再大的風也刮不動沙丘了。沙丘不流動了，沙土地就好治理了。

　　但執行計劃時又遇到了困難，大家吃不飽肚子，怎麼干重體力勞動？父親召開了動員大會，他說：“……如果你們留下來治理沙丘，我保証你們能吃飽。”

　　蘭考的土地上不長糧食，父親組織多個小分隊用救濟款去豐收區採購蘿卜干、紅薯片、粉條等代用糧。於是，許多村民就留下來勒緊褲腰帶干，有了領導干部帶頭，村民也發揮了沖天的干勁，很快，他們就用最簡單、最實用的辦法解決了封沙丘的問題。

　　蘭考有16萬多畝鹽鹼地，寸草不長、顆粒不收，鐵路兩邊都是白花花的，像剛下過小雪。上世紀50年代，那裡的老百姓賣小鹽，不交稅。要是地裡全是鹽還好，地裡有鹽、有硝也有馬尿鹼，必須區分開來。當時蘭考沒有鹽鹼化驗器，父親就說：“我有一個從老農那學的辦法，這個設備人人都有，結果准確、攜帶方便，那就是咱們的舌頭，咸的是鹽，涼的是硝，又騷又臭的是馬尿鹼。”父親領著大家嘗遍了蘭考的鹽鹼地，把土地做了一個大致的分類。

　　治鹽鹼非常難。父親下鄉的時候發現一個農民的菜長得特別好，問其原因，才知道是農民把一米以下的土挖上來翻到上面來種地，土質能維持一兩年。“蘭考急需生產自救，這樣做起碼能解決當年的吃飯問題。”於是蘭考就開始了土地深翻工作。1963年，在經過改造的鹽鹼地上，終於種上了庄稼，蘭考取得了1958年以來最好的收成。

　　蘭考位於黃河最后一道彎的拐彎處，黃河泛濫給蘭考留下了許多坑坑窪窪的地方，根本種不了庄稼。更可怕的是一旦下雨，就會造成嚴重內澇。1963年8月2日到9日，下了整整8天的大雨，蘭考人稱為“白帳子雨”。雨又大又急，洪水橫流。除了留下兩位值班的同志外，父親帶著縣委其他同志去各地考察水災情況。

　　面對這樣的大雨，有村干部犯愁，寫了一首打油詩：吃也愁、穿也愁，住也愁、燒也愁，前也愁、后也愁，黑也愁、白也愁，進門愁、出門愁，愁來愁去沒有頭。讀完后就趴在桌子上哭了起來，一些村干部也跟著哭。平時性情很好的父親當時就急了：“哭有什麼用，天還是要下雨、地還是會積水，哭要是有用，我就帶頭哭。”於是趴桌子上做了一個哭的樣子，同志們看他這樣就破涕為笑了。父親說：“沒有抗災的干部就沒有抗災的群眾，群眾都眼巴巴看著縣委，干部如果不能挺直腰杆，群眾就不能充分發動起來。這叫‘干部不領，水牛掉井’。”在父親的帶領下，一支由水利技術人員、當地干部和縣委工作人員組成的考察隊伍出發了。父親生前就畫了許多蘭考地形圖，但還有很多沒畫完。父親去世時，群眾打出的橫幅是：“揮淚繼承壯士志，誓將遺願化宏圖。”

　　他管村裡的大娘叫“娘”

　　在治理“三害”過程中，父親提出了“深入群眾、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工作要求，每次到農村，他都要去最窮的那家人家去吃百家飯。“隻有到最窮的人家去，看屋裡有沒有糧食，床上有沒有被子，老人身上有沒有棉衣，才能了解這個村到底是什麼樣的。”為此，他曾經在一個飼養員老大爺的牲口棚裡住了三天三夜。

　　一個風雪交加的日子裡，父親和同事到了一個五保戶家裡，那家裡一共兩口人，老大娘是盲人，老大爺是個病人，躺在床上不能動。父親到了他們家，習慣性地看了一圈后，就坐到老大爺床頭問寒問暖。這時候，大娘摸摸索索地走了進來，拉住父親的手問：“你是誰啊，大雪天，你來干什麼？”父親拉著大娘的手喊了一聲娘：“娘啊，我是您的兒子，毛主席派我來看望您老人家。”父親喊人家娘，不是到蘭考的習慣，在解放初期參加土改運動時，他看見村裡頭和他母親年齡相仿的女同志，都喊人家“娘”，一是出於他親近群眾，二是他離開他娘的時間太長了，也一直沒時間回家，他把這種感情寄托在老百姓身上。

　　當時，一個農民的孩子病得比較重，因為沒錢給孩子治病，家裡已經准備等孩子咽氣了，送到村外去掩埋。父親下鄉的時候知道了這事，趕到孩子家裡，對身邊工作人員說：“這孩子還有呼吸呀，這是咱農民的孩子，趕快把孩子送到縣醫院去，想盡一切辦法救活他。”后來這孩子被救活了。父親去世后，孩子就改名叫張繼焦，今年繼焦已經50多歲了，一直在蘭考縣焦裕祿紀念園工作，他經常對別人說：“我這輩子就做好一項工作，就是為我的焦裕祿爸爸守墳，焦裕祿爸爸的墳，我是離不開了，隻要我能動，我就守在這裡。”

　　父親在蘭考就留下了4張照片，那時候，照相是奢侈的事。4張照片中隻有一張是他自己願意照的，是那張他站在泡桐樹下掐著腰照的相，其他都是別人偷著拍的。在蘭考他沒有一張工作狀態的照片，他當時總是對搞宣傳的同志說：“你應該把鏡頭對准群眾。”鏡頭對准群眾，群眾干勁就更足了，他們說：“使勁干哪、使勁干哪，你看他們給咱照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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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身邊的物件，都成了與疾病斗爭的見証

　　到了1963年11月，父親的病越來越重，肝疼得也越來越厲害。他越來越瘦，臉色又青又黃，顴骨高高聳起，變得憔悴不堪。他身邊的一切物件，都成了他與疾病斗爭的見証。

　　剛開始，父親肝疼時，就用茶杯蓋上的疙瘩使勁頂肚子裡的疙瘩。如果在寫字，父親就會用鋼筆伸進去摁著﹔如果兩隻手都被佔用，他就用刷衣服的刷子一頭頂著肝一頭頂著藤椅工作，時間長了，藤椅上就被頂出個窟窿。

　　有好幾次，父親工作結束了，還沒站起來，就倒到了地上，那麼大的個子，半天起不來，那是肝太疼了。母親哭著勸他去看病，他說：“別著急，我把該安排的工作安排好了，就會去看的。”后來發展到肝疼得睡不著覺，他就把那些平時用的鋼筆、杯蓋搬到床上。母親說那段時間父親睡覺都是趴著睡，如果不趴著，那些東西就頂不住肝。

　　父親的病越來越重，可他依然堅持工作。有次，父親到農村聽大隊領導匯報工作，因為肝疼，冷汗一個勁地出，用來做記錄的鋼筆，兩次從他手裡掉了下來。在場的同志看到這種情況，非常緊張，立即把他送去開封地區人民醫院。

　　到了地區人民醫院，父親被診斷為肝癌。當時大家不相信，送他到河南省醫學院附屬醫院和北京協和醫院去診斷。父親最終被確診為肝癌晚期，皮下擴散。據醫生說，父親肚子裡長滿了大大小小的瘤子，大的有雞蛋那麼大，小的像黃豆那麼大，父親的生命最多隻有20多天了。

　　他們帶著父親回到了河南省醫學院附屬醫院，那20多天裡，父親遭受了最大的苦、最大的罪。開始他還打止疼針，滿懷希望自己能好起來，再回到蘭考領著大家除“三害”。當他覺得身體一天不如一天時，開始拒絕打止疼針：“止疼針隻能止疼，不能治病，這個藥這麼短缺，我能省一針就省一針，把藥留給最需要的人吧！”

　　不打止疼針怎麼辦，父親有時趴在床上，有時跪在床上，甚至還會把香煙點燃來燒自己的胳膊，他說這是他發明的肝疼轉移療法：“我其他地方疼了，肝疼就會稍微好一點。”胳膊上的皮膚沒用了，他又開始燒肚子上的皮膚，大家見了都扭頭落淚。

　　當時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和地委組織部副部長來看他，他拉著兩位領導的手說：“我最大的遺憾就是沒能完成組織上交給我的任務，我沒有達到蘭考人民對我的要求，我心裡很難過。”這兩位領導說：“組織上對你的工作非常滿意，你對后事有什麼安排、對組織上有什麼要求，你就和我們說吧。”父親沉默了一會說：“我對組織上隻有一個要求，就是我死了以后，把我運回蘭考，埋在蘭考的沙丘上，我活著沒有治好沙丘，我死了，也要看見蘭考人民把沙丘治好。”

　　父親臨終時，把母親叫到身邊，說：“沒有想到，我這麼快就要走了，我走了以后你會很難，你一定要教育好孩子，你再苦再難，都要把孩子撫養成人，把他們培養成對社會有用的人。你還要記住，再苦再難，也不能向組織伸手要錢要東西要救濟。”這是他對母親最后的交代。母親當時才33歲，需要照顧兩家的老人，還得撫養6個孩子，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父親還是給她約法三章。

　　1964年5月14日上午9時45分，父親永遠停止了呼吸，那一年，父親42歲。父親走了，我們家的天也塌了，母親領著我們6個孩子，謹遵父親臨終前的囑咐，艱難地生活。我們的日子是在母親的淚水中度過的，父親走了她沒有了精神支柱，母親流了許多淚，老了后還留下眼疾，不哭也流淚。

　　父親不是苦行僧，但在蘭考他舍棄了一切愛好

　　父親不是苦行僧，也不是天生就喜歡吃苦受罪，實際上他在生活中也有許多愛好與追求。

　　他身高一米七八，皮膚黝黑，但長得非常英俊。到蘭考前，父親一直在哈爾濱、大連、洛陽等大城市工作，接觸的都是新潮的東西。當時父親有些文藝范兒，他二胡拉得非常好，舞也跳得好，還是個出色的男中音。早在南下工作隊的時候，他就在文工團工作，他們工作隊排練了歌劇《血淚仇》，由父親出演男一號。

　　父親對生活是很熱愛的，工作再忙，胡子也刮得干干淨淨﹔衣服再舊，也洗得干干淨淨。父親的文章寫得非常好，還愛鑽研。他在大連起重機廠時，給他們的廠報、廣播電台寫了很多文章。父親這輩子穿的一件最好的衣服，就是母親用他的稿費買來的。

　　但在蘭考艱苦的環境下，首先面臨的是解決民眾溫飽的嚴峻問題，父親隻能舍棄了他一切的愛好，一門心思帶領蘭考人民除“三害”。就像蘭考一位領導干部說的：“焦裕祿在蘭考的475天，是跑步度過的。”

　　……（綜合整理自《人民日報》2014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