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風故事】深切懷念伯父董必武

　　董良澤

　　我幼年就失去了父母，從小和伯父母生活在一起。他老人家的言行舉止，給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現僅就他老人家對待我們晚輩的教育問題略憶一二。

　　伯父對廣大人民群眾懷有特別深厚的感情。他總是想盡一切辦法，抓緊一切機會，通過一切渠道，深入群眾，了解和關懷人民群眾的疾苦。凡經努力能夠解決的問題，他都盡量解決，以減少群眾這樣或那樣的困難。一直到六十年代，他老人家還不顧年事高邁、體弱多病，出外視察，下鄉蹲點，了解民情，征求民意。我每次回家，他都要問到甘肅人民的生活情況。一九七五年三月初旬，也就是他即將和我們永別的最后二十幾天，我專程去看望他老人家，他心中仍裝著生活比較困難的甘肅人民。他問我甘肅當年的收成情況，又問到秦川人民的生活怎麼樣。我說秦川在什麼地方還不清楚，他告訴我就在永登縣，靠近武威……他老人家還特意提醒我：“你是搞糧食工作的，要實事求是，不能坑害老百姓……

　　在學習方面，他老人家也給我們樹立了榜樣。

　　伯父學習馬列和毛主席著作，比我們年輕人還要勤奮得多。在工作之余，總是手不釋卷。他不僅自己孜孜不倦地學，而且還勉勵子女親屬和所有晚輩們學。他堅持馬列主義，推崇毛澤東思想，這在他的詩作中多處可見……

　　伯父學識淵博，國學造詣尤深。他酷愛書笈【籍】，藏書數屋。在五十年代，他往往利用節假日串書店、走書攤，發現自己喜愛的書，一定要買回珍藏。他在工作之余，總要擠一定時間讀書。

　　他早年就掌握了英、法、日三種外語，但並不滿足，六十五歲又開始學習俄語。經過不懈的努力，達到了能夠閱讀俄語報刊的水平。我真敬服他那頑強的意志和記憶力。

　　伯父這種忘我工作、勤奮學習的精神，幾十年如一日。直到一九七五年三月，也就是在他老人家將要與我們永別前的一個月中，他那深夜閱讀文件和書報雜志的習慣仍不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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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中學畢業后，響應黨的號召，來到西北高原的甘肅工作，伯父堅決支持，並且對我在生活上和政治上仍舊無微不至地給以關懷，不斷給予鼓勵。他了解西北氣候寒冷，給我縫制了皮大衣，還買了毛衣毛褲。一切都安排得熨熨貼貼，非常周到。在學習上，他老人家更是為我操心不少。

　　我到甘肅后，有不少熟悉的同志流露出為我惋惜的情緒。他們說：“你的條件那麼好，為什麼不上大學，又偏偏跑到這麼個苦地方來工作呢？”我把這些話一一告訴了伯父。他說：“上大學不能隻圖空名，要學到真才實學才有用處。我有這麼多的書，恐怕一般學校也沒有這麼多吧！隻要自己愛學，處處都能學到東西……我看你雖然沒有上大學，但懂得了許多革命道理，有鮮明的是非觀念。你在實際工作中，學到了很多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西北艱苦，可是越是艱苦的地方越鍛煉人。俗話說‘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嘛！”無疑，他老人家講的“人上人”是賦予了新的含義的。

　　前幾年，我身體總是不好，血壓高，心臟也有毛病，特別是由於高原性氣候的反應，經常頭痛。我想要求調回北京，以便得到家庭照顧。一九七二年即將解決的時候，伯父知道了，很不以為然。他規勸說：“我何嘗不想讓你和我們在一起呢？但是，我們首先得替國家想一想，你已是拖兒帶女的人了，一家五口行動一次是不容易的，來到北京，住房問題，工作安排問題，子女就學問題，勢必給別人增添很多麻煩，加大城市負擔。在基層工作的人多著哩！”聽了他老人家一席話，我愉快地打消了調回北京的念頭。

　　我的大孩子姚曉鳴，一九七四年高中畢業，學校考慮我們夫婦身體都不怎麼好，同意給予照顧，留在我們身邊。伯父知道后立即來信說，“曉鳴的小舅舅在晉縣務農，媽媽是支邊青年，他自己為什麼就不能插隊務農呢？你們雖然身體不好，但還能堅持工作，不要因為你們誤了孩子的前途。”在他老人家的啟示下，我們很快打發孩子去榆中縣插隊務農了。

　　一九七二年夏天，我去北京看病。一天，他把我叫去，給了我一封信，要我看完后以他的名義給回封信。這是湖北紅安老家一位遠房哥哥來的信，他要求伯父設法搞一台拖拉機和一些鋼材。我知道這是他老人家要對我的政策和文化水平進行實地考察了，於是再三考慮后才起稿，然后送他修改。前后改了好幾處，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一段是：“我受黨的委托，人民的信任，參與國家領導，是各項政策的制定者，也應是維護者，決不能利用職權給自己的親屬批供物資。你們社隊若確實需要拖拉機和鋼材，應該提出計劃，按程序審批才當……”

　　他老人家不愧是立黨為公的楷模。

　　伯父德高望重，深受黨內外同志和朋友的尊敬和欽佩。可他身居高位，始終保持著艱苦朴素的優良作風，從來不擺老資格，不炫耀自己，總是虛懷若谷，謙虛無比，平易近人，親切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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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調到伯父身邊工作的同志，總以為伯父是“大首長”，開始總是有些拘束，很不自在，甚至有的還膽怯。可是一經接觸，就會感到他和藹可親，慈祥如母，毫無官氣。他對工作人員生活上是無微不至地關懷，學習上是盡心幫助。給他們訂學習計劃，圈定報刊上的好文章，檢查學習效果，都考慮得十分周到……

　　伯父對晚輩的嚴格要求和盡心關懷，包括對我的諄諄教誨，我是終生難忘的。

　　記得我和弟弟們同在一個小學讀書時，兩周回家一次，不管怎麼忙，他老人家總是很高興地問我們學習什麼內容，老師講的聽懂了沒有，還親自給我們量身高、體重，既注意我們的學習，又關心我們的健康……

　　一個星期六，我回家向他老人家匯報學習情況。他發現我俄語學得不好，發音不准、方法不對。當天晚上他用舊台歷裁成兩公分寬十公分長的條子，為我趕寫了三百個俄語單詞卡片，怕我丟失，還特地用線繩串好。星期天下午我們返校前，照例要到伯父母跟前打招呼。伯媽操著濃重的四川口音對我說，“娃兒，要好好學習喲！”伯父接過話說：“良澤，送你件東西，你看好不好？”他邊說邊將串好的卡片遞給我。我一時莫名其妙，不知如何作答。接過來一看，才知道是他老人家為我寫的單詞卡片。我捧在手中，眼望他那慈祥的面孔，心潮起伏，感慨萬千。他老人家為國操勞，又如此為我的學習分心，我感到內疚。我暗下決心，一定不辜負伯父的期望，刻苦學習，創造良好的成績。

　　寒暑假是學生最盼望的日子，因為可以稍稍休息。可是伯父並不讓我們白白地消耗時光，常對我們說：“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所以除了學校布置的各種作業外，還要我們寫日記、周記和作文，而且總要親自加以修改。還要我們抄寫報紙，練習毛筆字。我的字是我們姊妹中寫得最差的，伯父曾很幽默地批評我：“你寫的字我看了很不舒服，有睡著的，有坐著的，有躺著的，就是沒有站著的。”並常教導說：“中國字是方形，要寫得好就得掌握平、正、勻、熟的要領。”就是我參加工作后，每次回家，他都要對我說：“你寫的信，我要反反復復地看幾遍，才能看清，真夠費勁。”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八十七歲高齡的伯父親筆給我題字，鞭策我，給我打預防針：

　　“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后漢書·黃瓊傳》)

　　又題：“入貴有自知之明。”

　　“經常想一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題后注：“右錄第一列系主席常引以教人的語錄，二、三兩列則為主席語，特錄以示良澤侄！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八七老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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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父不但為我們的成長費盡心血，而且還親筆寫信給我們的孩子，寄來各種他用過的字帖，指導他們的學習。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八日，伯父給我的大孩子姚曉鳴來信寫道：“接到你的來信，我很高興。希望你好好學習，學習革命，學習雷鋒叔叔。你如不知雷鋒叔叔是什麼人，可請你媽媽講雷鋒叔叔的故事給你聽，學習成為建設社會主義的接班人。祝你進步，還有曉紅，我同樣祝她進步。”那時，曉鳴隻有七歲，曉紅才四歲。從這封短信中可以看到他老人家對下一代的成長是多麼關懷，寄予何等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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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組編：《憶董老 第2輯》，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