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風故事】以身作則培育良好家風

　　父親離開我們將近二十年了。在他的革命的一生中，我們全家團聚的日子是不多的。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至今如在眼前。

　　父親對我們從生活到政治的關懷和諄諄教導，特別是要我們不搞特殊化的教導，由於他本人的艱苦卓絕的斗爭生涯和朴素踏實的作風，而更深地銘刻在我們心中。

　　對於自己的子女，父親早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注意嚴格教育。作為共產黨人，他更從新的高度對待這個問題。延安期間，有我的兄弟、堂兄弟，堂姐及其他親屬多人在各單位學習或工作。父親首先注意的就是培養他們艱苦朴素的生活作風，杜絕特殊化的苗頭，要求他們建立“革命觀點、勞動觀點、群眾觀點”。在當時延安的艱苦條件下，領導干部在待遇上和其他人的差別是有限的，主要就是表現在伙食上。父親隻要發現從家鄉來的子侄親屬在這個問題上搞了特殊化，就會立即關照秘書、警衛員，不讓他們違反制度吃小灶。不僅年齡較長的子侄輩過著和一般青年學生同樣的生活，就連他身邊最小的孩子林用三也是如此。

　　用三剛六歲，父親就讓他自己拿著碗到大灶和一般干部、戰士一道吃飯，上學后讓他住校和同學們一起過集體生活，看戲不許搶前排，在大街上不許隨便吃群眾的東西（群眾認出林主席的孩子時，就會給他東西吃）……父親是愛他的，但不是溺愛，深厚的父愛洋溢在殷切期望和嚴格要求之中。

　　一九四六年深秋，我從國外回到延安，和父親已經八年多沒有見面了。在邊區政府的窯洞裡，我度過了難忘的一些日子。父親抓緊時間給我補課，一再以毛主席關於為人民服務以及在思想上入黨的教導勉勵我……但不久后，組織上決定我去東北工作。父親說：“多年不在一起，本來是想讓你在身邊的。但是，要服從組織的決定。”他一再叮嚀：去東北后，千萬不可忘記，一定要下農村，參加土改，一定要爭取在基層鍛煉的機會。他說：“隻有經過這種群眾斗爭的鍛煉，才能逐步了解我們的國家、我們的黨，才能真正為黨工作。”

　　當時，邊區政府后勤部門的同志准備給我做一套棉衣。父親卻說：“不必做了，她到了自己的工作地點后，公家會發的。”父親總是堅持按制度辦事。

　　臨別之際，我問父親何時向河東轉移。可是他說：“我是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邊區遭到進犯，我必須留在這裡，和邊區人民在一起……”

　　當時聽說他要留下堅持斗爭，我不由得愣了……他仿佛看出我在想心事，便說：“還要提醒你一件事，去東北后，你切不可要求組織上讓你和我通電報。”后來我才體會他的用心。當時面臨著規模空前的戰爭，多少家庭、親人處在不同的戰場上，音訊阻塞，彼此懸念，電報是為解放戰爭服務的工具，為私事通電報將是不可容許的特殊化表現。父親就是這樣一點一滴地給我們灌輸反特殊化的思想。

　　全國解放后，我們兄弟姊妹雖然大都在北京，但都忙於工作，隻能在節假日有空時聚會。盡管我們年紀不小了，但父親從不放過教育我們的時機。他往往一連三四個小時給我們講馬列主義的大道理，同時，也針對我們每人的特點提醒我們應注意的問題。對我，他最操心的就是：在全國勝利的氣氛中，我可能會漠視艱苦朴素的作風，會在生活上搞特殊化。因此每逢我去看他時，隻要他覺得我的穿著不夠普通，就要批評。有時問我：“你憑什麼能穿這樣的衣服，這衣服是哪裡來的？”有時干脆說：“誰叫你穿這衣服的？趕快換了。”

　　還有一件使他操心的事，就是他看到，盡管他自己嚴格要求我們，但其他同志可能會特殊照顧我們，久而久之，會養成我們的特權思想和作風。因此，我在中央編譯局工作期間，他曾特地邀請我工作單位的負責人去他那裡，不管我是否受得了，當著我的面囑托他們：“請你們管教她，要嚴格要求她。”也為了這同樣的原因，他不厭其煩地經常問我和誰來往，有哪些朋友，等等。他擔心在不正常的吹吹捧捧的氣氛中，我們會忘乎所以，會不求上進，喪失革命進取心。

　　他的要求和批評之所以能使干部和子侄心服口服，最主要的就是因為在堅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和反對特殊化方面，他自己首先以身作則。無論在革命戰爭年代或和平時期，無論在延安的窯洞裡或建國后的北京，他始終保持著艱苦朴素的作風和旺盛的革命意志。在延安時，經常是一身打著補丁的布衣，冬天腰間扎一根草繩。到了北京，也仍然經常是一身布衣。至於飲食，他也決不容許講究，為此他后來親自管賬。他住在中南海懷仁堂后面，房子年久失修。管理局多次建議修理，他老人家就是不同意，說：“我們的住房比農民的不知好多少倍。”拖了將近十年，牆坯掉了，窗戶透風，房梁因未加固可能發生危險，他才勉強同意修理。接著又嫌修理費過高，不讓修，直至答應降低修理費后，才讓修……他就是這樣，認為一絲一縷，都是人民的勞動成果，誰也沒有權力浪費。他以此律己，也以此教育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

　　我們理解他。在他逝世后，一切遺物，我們都全部繳公。甚至沒有留下一點可資紀念的手澤。雖然他沒有留下遺言，但這樣處理符合他一貫的教誨。（節選自林利著《回憶我的父親林伯渠同志》，摘自《懷念林伯渠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