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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書記讓辦公廳充分發揮總樞紐的作用”

——習近平在福州(十六)

2020年01月15日10:21    來源:學習時報

原標題:“習書記讓辦公廳充分發揮總樞紐的作用”

採訪對象:陳倫,1953年12月生,福建福州人。1984年至1993年任福州市委辦公廳副主任、主任、市委副秘書長,1993年任福州市郊區區委書記,1995年至2003年任福州市副市長、市委常委、紀委書記、市委副書記,其后任福建省紀委副書記、省監察廳廳長,吉林省委常委、紀委書記,福建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採 訪 組:邱 然 黃 珊 陳 思

採訪日期:2017年6月9日

採訪地點:福州市芳沁園

採訪組:陳倫同志,您好!習近平同志調任福州市委書記時,您是市委辦公廳主任,您當時去接他了嗎?

陳倫:是的。習書記從寧德過來就直接到市委這邊了,我作為市委辦公廳主任,肯定要去迎候他的。當時我們就三五個人,一起把他接進辦公室。

他來之前,我們大家還想著,他是中央領導同志的子弟,才三十七八歲就已經到了這麼高的位置,按照這個年齡段來講,性格一般都會比較外露一點。我們想,他這個人會不會難以接觸?以后在他手下工作會不會順利?心裡還是比較忐忑的。但第一次見面,我們就感覺他這個人非常朴實、平易近人,有很好的涵養。這樣,我們才放下心來。

1990年的時候,福州雖然是省會城市,但辦公條件比較差,辦公樓很簡陋,也沒有什麼像樣的車。習書記是首都北京來的,我們以為要講究一些,但他不僅對辦公條件不講究,衣食住行也都很簡朴,從不要求什麼高規格的待遇,還主動要求勤儉節約,能省則省。

習書記是我在市委辦公廳任職期間服務的第五任書記。其他書記各有特點,但我總覺得習書記和別人不大一樣。他很朴實,很平易近人,處理問題的方式很獨特,我們都很尊重他。這種尊重,是受他人格魅力的感染,是對他從容、淡定、睿智的佩服。我們總覺得他給人一種不一樣的感覺,他有自己的獨特之處。

採訪組:您剛才談到習近平同志處理問題有獨特之處,能展開講講嗎?

陳倫:他能把“舉重若輕”和“舉輕若重”結合得很好。

在很多大事的處理上,他舉重若輕,鎮定自若。

福州是省會城市,人口集中,資源集中,部門集中,產業集中,同時又是東南沿海城市。多種因素綜合在一起,就會有很多敏感問題、重大問題和一些突發事件。比如,自然災害、生產事故在那個年代是經常會發生的,但習書記在處理這些問題時從容不迫,有條不紊,具有過人的領導定力。

作為他的部下,我們在這個過程中確實會受到很多感染。福州夏秋兩季經常刮台風,有的時候是帶有毀滅性的強熱帶風暴。那個時候,福州的海水養殖才剛剛開始起步,相關設施和措施都不夠完善,所以抵抗自然災害的能力還很弱。沿海漁民搞網箱養魚,把網箱放在淺海,靠近灘涂,但離海岸還有一段距離。為了照料起來方便,漁民在網箱上搭起帳篷,作為臨時住所。可以說,海上的這些財產,就是這些漁民的全部家當。

養魚是高投入、高風險、高收益的“三高”產業。遇到台風來襲,如果不能提前把這些漁民安全地帶到岸上來,很容易發生人員死傷事故。台風一來,摧枯拉朽,有時候能將漁民的家當全部毀掉,甚至能把他們賴以生存的小帳篷全部卷走,這是非常可怕的。在處理這些突發事件的時候,習書記很有定力,總是要求各級干部把人民生命放在第一位,採取切實可行措施,避免了很多事故的發生。

再舉一個例子。當時,福州市和省直各部門之間,都是正廳級建制,相互之間要打很多交道,有時想法不一致,做事方式方法也不一致,難免會發生一些摩擦,彼此關系並不是很融洽。習書記到福州以后,了解到其中的問題,處理得非常好。他遇到事情就主動協調,經常跟省廳溝通,經常主動將福州的一些情況跟省廳負責同志進行通報,有時還邀請省廳負責同志下來走一走。這樣,省直部門的同志會覺得福州很尊重他們。慢慢地,大家的關系也就緩和了。其實,很多矛盾和成見,未必一定要分出個你對我錯。習書記能夠在有效溝通中把問題化解掉,是很有智慧的。這都是他舉重若輕的一些做法,我覺得非常好。

在某些具體問題特別是一些重大問題上,習書記又能舉輕若重,注意細節,講究方法。有一些事情很小,但他會處理得非常到位,對整個大局也會產生很大影響。這樣的事例是很多的。比如,習書記當時提出“馬上就辦”,就是因為他發現工作中有很多小事情沒有重視起來,后來出了問題。所以,他要求大家把一些看似不重要的小事重視起來,馬上就要辦好,不能拖拖拉拉。“馬上就辦”的要求在福州各級單位推行,對提高政府辦事效率發揮了重要作用。而政府辦事效率提高了,企業辦事就方便了,可以節省出大量的時間用於生產和發展。

福州是1984年國務院批准的首批14個沿海開放城市之一。福州經濟技術開發區是1985年國務院批准設立的14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之一。福州經濟技術開發區設在馬尾,在興辦之初,體制比較僵化,改革力度和開放力度都不夠。當時,有一些公司在馬尾發展得不太順利,經常遇到各種問題,市委不斷收到這方面的反映。所以,習書記認為馬尾開發區各機關部門的工作需要改進,一定要打破現有體制的束縛。他把反映馬尾問題的文件批給我們辦公廳和其他相關部門督辦。我們在督辦過程中發現,不是機關部門不辦事,而是程序太多。按程序來,就必須走這麼長的時間,很多關都繞不過去。習書記就抓住一些典型,到馬尾現場辦公。在現場辦公的時候,他就說:“你們馬尾一定要特事特辦,必須加大改革的力度,必須簡化行政審批,不能像老城區那樣。”

所以,“馬尾的事,特事特辦,馬上就辦”,就是從那個時候說起來的。無疑,這對推動馬尾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其實,在我印象當中,習書記剛來福州時就強調工作效率問題,他對我們講過:“今日事今日畢”,也就是當天的工作,當天必須完成。當時,“機關效能”這個詞還沒出來,這個詞是上世紀90年代末才成為一個概念的。但“馬上就辦”“今日事今日畢”,講的就是“機關效能”。習書記的領導方法和領導藝術,也在這些具體事情和細節中得到體現。

採訪組:您認為習近平同志當時在工作上有什麼特點?

陳倫:習書記為人朴實,待人真誠,是非常穩健的一個人。很多事情他處理得非常沉穩,胸有成竹。他的最大特點,就是從來不搞臨時動議。

習書記善於學習,非常勤奮。我們給他寫材料都特別忐忑,因為有時候我們自己都察覺不到的一些破綻,他一眼就看出來了。他的文字功底很深厚,遣詞造句非常講究,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他考慮問題的高度,也是一般人難以企及的。他站位很高,考慮問題的維度和別人不太一樣。一般人考慮問題很容易就事論事,思想有很大的局限性。而習書記能夠從一件事情伸展開來,將同類事情都考慮進去,思考和處理問題都很周密。我想,這一點跟他的閱歷有很大關系。

舉一個典型例子。上世紀90年代,福州的舊城改造進入實質階段。中亭街是福州一條著名的商業街,當時在舊城改造時就碰到保護與開發相互矛盾的問題。當地政府往往考慮開發利益多,保護意識少。於是市委決定開會研究這個問題,以期引起各級重視。習書記講話從全局高度與歷史維度展開,強調開發是勢在必行的,不開發肯定不行。開發當中一定要注意保護。保護文物古跡就是保護歷史。不能隻顧開發,不顧保護。否則,這個城市的歷史就蕩然無存了。

習書記在處理歷史和現實、開發和保護的關系時,分寸拿捏得恰到好處。在習書記關心重視下,福州舊城改造保護了很多東西,也開發了很多東西,林則徐讀書處、出生地,林覺民故居,冰心故居等一些歷史古跡都保留了下來。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工作非常嚴謹,請談談您所了解的情況。

陳倫:從我們辦公廳的角度來看,習書記工作確實非常嚴謹,很講規矩、講程序,使得我們在處理事情時都能做相應的准備,而不至於手忙腳亂。比如,原來市委開常委會,經常是不定期的,說開就開。這樣的話,參會者的時間很不好協調。習書記來了之后,除一些特別重大的事情臨時動議外,常委會一般都是定期開的。

我剛才說過,習書記來之前,我在辦公廳已經工作了10年,服務過幾任領導。我們之前從來沒有主動考慮和安排過市委工作的方案,都是被動地圍繞著領導轉,因為計劃跟不上變化,領導安排什麼,我們就做什麼。

習書記要求市委辦公廳每周都要制定嚴格的工作安排。當然,這種安排可能也會在特殊情況時作一些臨時調整,但總體讓大家都感覺有章可循。他常說:“長計劃短安排,做事要有程序性、規范性,力求能夠使得每一項工作都能夠有所准備,特別是一些重大的事情,要有足夠的時間做准備,這樣才能避免倉促決策、臨時拍板。”

他在福州工作期間,每年都搞下一年的工作思路調研。他1990年4月來的福州,大概到10月份,他就給我們下達任務,要求我們盡快組織調研組,對來年的工作思路進行調研,拿出一個意見。

我當時是市委辦公廳主任,就組織辦公廳、政研室,還有一些其他綜合部門,分幾個組進行調研。習書記和常委們帶頭深入調研,調研之后形成新一年的工作思路。市委新一年的工作要點,不是哪一個領導拍腦袋拍出來的,而是深入調研之后形成的,有非常扎實的實踐依據。

再舉一個例子。“3820”工程的制定是一個非常嚴謹、扎實的過程。1989年政治風波后,改革開放要不要繼續下去?怎麼搞?中國的路朝哪裡走?怎麼走?很多人心中沒數。鄧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談話之后,習書記組織市委一班人認真學習談話內容,跟大家一起討論。經過縝密的思考和研究,習書記決定做一個福州市20年經濟社會發展規劃。

其實,一任市委書記也就5年時間。習書記卻做20年的發展規劃,這就說明他完全不是為了自己的政績,他是一位能夠對歷史負責、對后代負責、敢於擔當的領導干部。

在習書記領導下,制定發展規劃的班子組建起來了。我們抽調十幾個精干的同志到這個班子。規劃涉及面很寬,涉及的人也很多,當時我們走了群眾路線,可以說發動了整個福州的干部群眾來做這件事。我們在《福州晚報》刊發了一個調查問卷,詢問市民對福州20年的發展是怎麼想的。這樣的問卷,起到了動員的作用,做到了群策群力。當時有幾十萬市民參與了這個活動,我們就把這個活動稱為“萬人問卷”。

還有一個活動叫“千人調研”。除了市裡直接抓這個事,我們也要求縣(區)和市直相關部門必須參與。當時調研的題目就有五六百個之多,形成了千人調研的局面。可以說,福州的干部、群眾都在思考福州今后20年的發展問題。

我們這個班子十幾個人,除了在福州調研之外,還派出兩支隊伍:一路北上,去上海、江蘇、北京、山東,另一路南下,去深圳、珠海、廣州等地,主要目的是學習借鑒別人的經驗。我們的調研活動開展了半年左右,習書記這期間多次聽取匯報,多次開會討論,還請各方面的專家、學者,以及縣(區)一線工作的干部一起來論証思路方案。所以當時我們制定規劃有“萬人問卷”“千人調研”“百人論証”之稱。

為什麼叫“3820”工程呢?這是從規劃的時間跨度來講的,從1992年至1995年是3年,從1992年至2000年是8年,總的跨度是從1990年至2010年,正好20年。規劃的3個時間段分別是3年、8年、20年,所以就簡稱為“3820”工程。

“3820”工程制定出來以后影響非常大,收效也十分明顯。2010年,我召集當時參加這項工作的同志,對“3820”工程做了一個總結。雖然當時有一些人已經離開了福州,也有不少人已經退休了,但我們都覺得能參與這件事很榮幸。我們總結了一下,“3820”工程提出的工作目標,除了一兩項二級指標外,其他指標全部如期完成。20年的發展實踐証明,“3820”工程制定的指標,非常符合實際,都是十分科學的。

特別要提到的是,2010年的各項指標跟“3820”工程提出的指標非常吻合,基本上都是恰好達到,或者超出一點點,沒有高很多的情況,也沒有低很多的情況。我想,這與“3820”工程在規劃之初就追求的科學性、務實性是分不開的。當時提出的指標,都提得特別具體、特別實際。堅持求真務實,是習書記一貫倡導的理念。我特別敬佩習書記工作的嚴謹性,他考慮問題都是未雨綢繆,都有建立在科學論証基礎上的前瞻性,不是就事論事,不是做一件事就了一件事,而是有長遠眼光,做長期准備。這些都為繼任者樹立了標杆,打下了很好的工作基礎。

我們2010年總結的時候發現,真正給福州的發展打下堅實基礎的,實實在在就是在習書記在任的那幾年。而且,現在福州發展得好的企業,都是他在任的時候引進的,像東南汽車、冠捷電子,到現在也都是排在前列的。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工作非常務實,請您列舉一些具體的事例。

陳倫:習書記在引進企業這個問題上就非常務實。當時,福清、馬尾是福州對外開放的排頭兵。福清華僑多,林紹良、林文鏡都是福清人,又都是印尼華僑,在印尼有很多產業,在東南亞和台灣地區也很有影響力。習書記多次去印尼做林紹良、林文鏡的工作。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他們被習書記的真誠所感動,就來福州投資興業,而且主動和台灣地區很多大企業聯系,比如東南汽車、冠捷電子、中華映管等台資企業,這些企業因為和兩位林先生的關系很好,對大陸和福州慢慢有了了解,就到福州來投資辦廠。實際上,習書記當年做的這些事情,不僅促進福州經濟發展,而且對兩岸關系向前發展也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兩岸關系因此更加融洽起來。

採訪組:請您談談習近平同志當時對辦公廳工作的要求和看法。

陳倫:習書記對辦公廳工作非常重視,而且很信任。我在他身邊工作了幾年,對此非常清楚,深有體會。他對我們非常信任,把很多重大的事情交給我們來做,比如前面講的“3820”工程、市委常委會每年工作要點的調研等等。

習書記還注重發揮辦公廳在市直機關的樞紐作用,他的大多數決策是通過辦公廳這個渠道出去的。下面的匯報通過辦公廳上來,他的指令也通過辦公廳下去。辦公廳發揮了總開關、總樞紐的作用,工作特別順暢。

有一次,我向他征求意見。我說:“習書記,我這辦公廳主任工作做得不夠,請您多批評。”他聽后既不表揚,也不批評,說:“盡心盡職就好。”我聽到“盡心盡職”這四個字,有點頓悟的感覺。

幾十年過去了,我一直記得這四個字,在后來任何崗位上,做任何事情都做到“盡心盡職”。我回過頭來想,覺得習書記這個人很深刻,很有內涵,他當然可以當場表揚你一通,也可以指出你不足的地方,但效果遠不如“盡心盡職”這四個字來得好,表現出一個領導對下級的鼓勵與期待。

他對辦公廳的關心、重視、信任,不是所有領導都能做到的。我們在這個過程中能學到很多東西,也能感悟到很多東西。我后來的成長,跟這幾年的經歷有很大關系。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當時經常下鄉做調研,您能講講在調研中發生的一些讓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嗎?

陳倫:習書記下鄉調研是經常的事。調研基本上就是他工作的主旋律。他做的決策之所以比較實際、比較科學,跟他非常了解基層的情況有很大關系,而且他了解的都是第一手材料。

習書記很親民。他的親民都比較注重實效。有幾件事,我覺得習書記做得很成功,效果很好。這是他服務基層和親民的直接表現。

比如,他在福州的時候,實行基層現場辦公和現場接訪。他要求市一級領導半個月或一個月必須到縣(區)接訪群眾,這樣做效果非常好,在那一段時間形成了制度。反觀前些年,老百姓上訪難,都變成一種頑疾。老百姓的很多問題,跟某些基層干部的作風不實有很大關系。

上世紀90年代初,他推行的現場接訪,直接夯實了基層干部親民為民工作。比如說,市委書記每個月要到某個縣(區)去接訪群眾,那麼縣(區)的干部就必須做好足夠的准備。他們在市委領導下來之前,必須對近期群眾反映的問題做一個梳理、清理、了結,必須扑下心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解決好了,群眾也就不會再反映上去了。這就形成了一種倒逼機制,基層干部解決的實際問題越多,遺留的上訪問題就越少,這就形成了一種良性循環。

那時候,我曾陪習書記去接訪,在現場會碰到一些問題,但相當多的問題已經在這之前解決掉了。實行現場接訪之后,縣(區)干部就會化被動為主動。如果當時不這麼做,群眾的問題肯定會越積越多,人心就不穩定了。

習書記能夠這樣做,是他真正為民著想。他知道,老百姓肯定有很多問題要反映,而現場接訪是推動領導干部俯下身去解決問題的有效途徑。

習書記當省長的時候,上任不久就提出“要牢記政府前面‘人民’兩個字”。這是他發自內心的話,讓我感觸很深,記憶猶新。

採訪組: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在治國理政方面做了很多事情,請您談談自己的認識。

陳倫:黨的十八大以來,正如大家都看到的,習近平總書記在治國理政方面的表現和成效,証明他確實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未來歷史對他功績的評價,肯定是不同一般。

習近平總書記主政剛好碰到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有很多成功的地方,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這個時候由他來領導黨和國家,我認為這是黨的幸運,中國的幸運。

說實在話,前些年,很多黨員干部對黨的信心是不足的,擔心黨和國家到底要走到哪裡去,包括我這一級的干部,都有一些人為此憂心忡忡。我們都很擔心,畢竟腐敗形勢嚴峻復雜,腐敗治理是世界性難題。黨的十八大以來,這一情況大為改觀。可以說,我們黨是在歷史的關鍵時刻選擇了習近平總書記來領導。他現在的執政理念非常符合中國實際。他當年在福州所考慮、所做的一切,也為他如今的治國理政打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福州是他治國理政思想的重要發源地之一。他現在治國理政的很多理念,都可以在福州工作時期找到一些痕跡。

現在中國的前景越來越明朗,全黨全社會的信心也越來越足。我認為,他這些年做得非常成功,也相信他會做得越來越好。我們衷心期待著。

(責編:呂騰龍、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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