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有勇先進事跡報告會發言摘編

中國工程院院士、雲南省科學技術協會主席朱有勇

我出生在雲南省一個邊遠的小鄉村，是一名普通的大學老師、農業科技工作者。我只是響應習近平總書記脫貧攻堅的號召，做了自己該做的事，但黨和人民卻給了我這麼高的榮譽。我知道，這份榮譽不僅僅屬於我一個人，更屬於成千上萬在脫貧攻堅戰線默默拼搏奉獻的科技工作者。

作為一個農民院士，為農民做點事，讓農民過上好日子，就是我的初心。作為一名普通黨員，響應黨的號召，投身脫貧攻堅主戰場，這是我的使命。作為一個農業科技工作者，把論文寫在大地上，這是我的本分。作為一個駐村科技扶貧的代表，我心裡很清楚，科技扶貧不僅是我一個人在努力，現在取得的這些成果，是上百位院士專家共同努力的結果。

這些年來，我們駐村扶貧的邊疆村寨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茅草房、竹笆房變成了磚瓦房，泥巴路、毛毛路變成了水泥路，人畜混居、牛屎馬糞的村寨變成了人畜分離、干淨整潔、綠水青山的美麗山村，這些變化不是我和我的團隊能夠完成的，是黨中央的英明決策，是省市縣鄉各級干部群眾艱苦奮斗的結果，他們才是真正的主力軍。

我們科技扶貧的堅強后盾是中國工程院，工程院號召廣大院士專家到農村去開展科技扶貧。其中，86歲的陳宗懋院士7次到普洱瀾滄開展茶產業科技扶貧，羅錫文等11位院士5次到蒿枝壩村為院士專家技能培訓班學員授課，鄧秀新等59名院士10多次深入雲南貧困地區開展柑橘、蔬菜、養殖等產業的科技扶貧。

在全國扶貧攻堅第一線，有成千上萬的科技人員把他們的科技成果推廣應用到千家萬戶，為打贏脫貧攻堅戰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科技扶貧的實踐，再次生動地証明，科技的力量是巨大的，科技工作者在脫貧攻堅中是大有可為的。

中共瀾滄拉祜族自治縣縣委常委、副縣長劉元昕

在和朱院士朝夕相處的日子裡，我終於漸漸明白了，為什麼朱院士在工程院影響會那麼大，為什麼瀾滄老百姓會那麼敬重他？一個不忘初心，永遠把農民的幸福當作自己幸福的人，農民無法不喜歡他不愛戴他。

為幫助群眾正確掌握種植技術，朱院士充分發揮院士工作站的優勢，開辦了免費的院士專家技能培訓班，先后開設林下三七、冬季馬鈴薯、冬早蔬菜、茶葉、林木、畜禽養殖等24個技能班，培訓了1500多名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他們不僅自己脫貧了，還把技術教給身邊群眾，帶動大家共同致富。他們不僅是致富帶頭人，也是在朱院士帶領下向貧困宣戰的戰士。

為組織動員群眾，朱院士換上迷彩服，主動融入拉祜族群眾之中，學拉祜話，唱民族歌，和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常常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外面來的人經常認不出混在農民堆裡的朱院士，群眾都親切地稱呼他“農民院士”。

雲南農業大學植物保護學院副教授黃惠川

我是朱有勇院士的學生，也是雲南農業大學的一名普通教師。我有幸跟隨他在科研道路上一路前行，見証了他矢志創新的科研匠心和筑夢育人的師者情懷。

2015年，年過花甲的朱老師主動請纓前往最貧困的地區瀾滄縣參加脫貧攻堅工作。很多同學都不理解，朱老師已經是院士了，不在學校好好上課、做實驗、寫文章，為什麼非得跑這麼遠來吃這份苦，受這份罪？朱老師卻耐心地開導大家說：“作為科技工作者，我們的論文不能光寫在紙上，還得寫到大地上。”

2016年，團隊研發的林下三七種植關鍵技術取得重大突破，國內大大小小的企業紛紛找上門來希望購買這套核心技術，或者以技術股份的形式進行合作。可是，朱老師卻決定將這套技術無償授予當地的農戶使用。

朱老師常說：“我們搞農業的，能夠把我們的科研成果應用到實際生產中，幫農民兄弟解決問題，讓科研成果在農民家裡面開花結果，比拿多高的獎金、發多少文章都高興。”

在跟朱老師共同決戰脫貧攻堅的日子裡，記不清跟隨朱老師翻過多少座大山、走訪過多少家農戶。在一次次的走訪中，我深刻體會到，農業科技人員肩負的社會責任，並真切地感受到了朱老師心心念念將自己農業科研論文寫在大地上的那份執著。

瀾滄拉祜族自治縣竹塘鄉大塘子村村民李娜努

我萬萬沒有想到，有一天我也成了科學家的學生。我學習的是林下三七的種植，每一個種植的環節，從除草、翻地到移栽、防虫，朱院士都是手把手地教我們。

過去，由於缺乏科學技術，寨子裡祖祖輩輩都是靠傳統種田，收入很低，大部分群眾溫飽都沒法解決，要想日子好一點，隻能出去打工。現在跟著朱院士通過種三七、種洋芋也能賺錢致富，吸引了很多的外地人趕來參觀學習。在外打工的鄉親都回來了，冷清了多年的村寨，又熱鬧起來了，部分先富起來的鄉親，開起了農家樂，日子越過越紅火。

在我心裡，朱院士就是我們整個村的恩人，是我們拉祜人的福星。鄉親們都發自內心感恩他，更是將他當作了自己的親人。

朱院士還跟我說，自己種好不算好，帶領更多的鄉親種好才是真的好。現在有空，我也經常到各地去指導鄉親們種三七，每當鄉親們問我是在什麼地方學的技術時，我都會自豪地告訴他們：我是朱院士的學生。

雲南廣播電視台全媒體新聞中心記者楊華

這麼多年，在對朱院士的採訪裡，“農民”二字格外醒目、分量最重。他說：“大家都叫我農民院士，我心裡很清楚，農民院士，農民在前，院士在后，我是農民的兒子，為農民服務，是我的本分。”在他的工作和生活裡，他始終把“農民”放在了第一位。跟他聊天，開口是農民，閉口也是農民，心心念念，想的都是農民。

他說：“作為一名農業科學家，農民需要什麼、我就去研究什麼，科技扶貧是我的本職，沒有什麼值得夸耀的。”

這些年，我聽到最多的是大家對他的交口稱贊，感受最深的是群眾對他的深深依戀，讓我最感動的是他的一片赤子情懷。在60歲的年齡，他穿著一雙膠鞋、一身迷彩服，走遍了瀾滄的山山水水，踏遍了拉祜山寨的田間地頭，搞調研、做培訓、手把手指導農民種三七、種冬土豆，他把自己的滿腔熱血和汗水洒在這片土地上。有一次要去林地裡查看實驗進展時，朱院士不小心崴傷了腳，大家都叫他歇一歇，朱院士擺擺手，在路邊撿起一根木棍，拄著木棍堅持慢慢走向林地。在老鄉動情的描述中，他的身影在我心裡被長定格在了那片巍峨的山林之間。

（本報記者張亞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