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書記提出的‘滴水穿石’和‘弱鳥先飛’凝成了閩東精神”

採訪對象：林思翔，1943年7月生，福建連江人。1983年5月任寧德地委委員、秘書長，1989年7月任行署副專員。其后任福建省科協黨組書記、副主席，省政協常委、經科委副主任。

採 訪 組：田玉玨 薛偉江 李 政

採訪日期：2017年6月3日

採訪地點：福州市芳沁園

採訪組：林書記您好！習近平同志剛到寧德工作時，干部群眾對他期望很高，他當時是怎麼給大家做思想工作的？

林思翔：聽說習書記來寧德，閩東人確實抱有很高的期望值。因為大家聽說習書記的父親是中央領導，隻要從上面要些大項目，就可以把閩東的經濟發展起來。閩東那時候真窮啊，交通又閉塞，干部群眾有快速致富的美好願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本身缺乏志氣，老覺得閩東在省裡什麼都是落后的，經濟上體量小，發展又比較慢，滋生出比較強的等、靠、要心理。

在這種情況下，習書記不得不給大家澆“冷水”。他講：“我不是來當‘採購員’，不是背著項目來的，而且貧困問題也不是靠項目就能得到根本解決的。大項目是要發展，但條件不成熟的時候就不能急。現在公路等級低，鐵路也沒有，港口碼頭開發也不具備條件。我們閩東不可能一夜就富起來，不能寄希望於一下子抱個‘金娃娃’。事物的發展，外因永遠是條件，內因才是根本。關鍵還是要把人民群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力量凝聚起來。人窮志不能短，扶貧先要扶志，隻有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才能最終擺脫貧困。”這些是他在深入基層調查研究之后得出的結論，與此同時，他響亮地提出了“滴水穿石”和“弱鳥先飛”的思想。

習書記提出“滴水穿石”和“弱鳥先飛”，站位高，也很有新意，大家聽了感到很新奇，但不太理解，甚至心裡覺得不太舒服。寧德人窮怕了，恨不得一夜致富，可習書記卻提出“滴水穿石”，需要有個適應和接受過程。習書記做思想工作很有一套，潤物無聲，不用行政命令來強制大家，而是花些時間慢慢跟大家解釋，推心置腹地交流，解開人們心裡的疙瘩。慢慢地，大家都覺得還是習書記講得有道理。一方面，“滴水穿石”的概念很符合寧德實際，雖然有人發牢騷說“滴水穿石”滴到什麼時間還不知道，但經過習書記一番耐心工作，那些不切實際的想法就被打消掉，干部群眾的頭腦也清醒起來了。另一方面，“弱鳥先飛”的概念確實鼓舞人心，給人長志氣。雖然以前大家有一些自卑心理在作怪，但咱們人窮志不能窮。“弱”是現實，但要從自己身上找落后原因，要奮勇“先飛”。隻要有志氣，就能后來居上。

現在回頭來看，習書記當年的思路不是很對嗎？條件逐漸具備了，方方面面就發展起來了。當時清單列了一大堆，不切合實際。說到底，最終還要靠大家振作起來，凝神聚氣，把內心的積極性激發出來，把各項工作做好，改變貧困面貌。“滴水穿石”和“弱鳥先飛”的思想，一直貫穿於習書記在寧德工作的始終，並被閩東人民傳承發揚，稱之為“閩東精神”。

採訪組：寧德當年是集中連片貧困地區，習近平同志尤其重視脫貧工作。在您看來，寧德的脫貧實踐，對他后來形成系統的脫貧思想起到了哪些作用？

林思翔：擺脫貧困，是習書記當年在寧德工作的著力點。寧德這樣一個脫貧樣本，直接推動了他脫貧思想的形成。正是在寧德這個地方，他加深了對地方貧困狀況的認識。寧德是福建最貧困的地方，貧困的面貌在他頭腦當中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記，貧困地區群眾要求擺脫貧困的呼聲也給他內心帶來強烈震撼。在寧德基層，農村的房子都很破舊。當年他陪同王兆國省長到寧德考察，在壽寧縣就看到老百姓真有窮得兩個人合穿一條褲子的。更重要的是，地區一旦戴上貧困帽子，干部群眾的自尊心受到打擊，就會覺得什麼都不如人家。所以，鼓勵干部群眾樹立信心，長自己志氣，也非常必要。這些實際感觸，對習書記后來鍥而不舍地抓脫貧攻堅，有著重要啟發。

寧德的工作經歷，也是習書記提出精准扶貧思想的源頭之一。他最反感不切實際的數字脫貧和“撒胡椒面式脫貧”。他當分管農村工作的省委副書記時，寧德地委的一位領導，向省裡報告說閩東已經基本脫貧。他看到這個報告就表示懷疑。當時全省的計劃是到2000年基本脫貧，意味著有85%能夠達標，剩下的15%還不能完全脫貧，所以說是“基本脫貧”。考慮到特殊的歷史條件，這15%不脫貧的指標就是留給閩東地區的。如果連閩東都已經脫貧了，那全省就全面脫貧了。可見習書記對待脫貧問題非常實事求是，態度也客觀冷靜。所以我認為，習書記提出的精准扶貧理念是在實踐中提煉出來的，要精准到每一戶裡去，一戶一戶地算，而不是粗糙地、籠統地說達到什麼水平了，人均多少。脫貧工作可不能搞平均。

正是在寧德這個地方，習書記開始下決心通過移民安置的方式，從根本上解決部分百姓因為自然條件局限無法脫貧的問題。他到基層調研，多數都是去最貧困的地方，接觸最底層的群眾。當初他“三進下黨”的下黨鄉，建鄉的時候什麼都沒有，就是幾座舊房子。赤溪村（原下山溪村）的貧困早在1984年就引起了中央領導的關注。習書記到寧德后更加重視這個村的脫貧問題，后來整村實施搬遷，從山上移民下來。這是很不容易的，因為除了要給移民蓋房子，還要讓大家有田種、有事做，安居樂業，讓他們的子女都能接受義務教育，斬斷“窮根”，防止貧困的代際延續。連家船民上岸和茅草房改造，也是他在地區和省裡任職期間搞起來的，最初只是寧德小規模小范圍的嘗試，后來在全省推開，被稱為“造福工程”。這都是他到省裡任副書記和省長期間大力推動、起了主導作用的。

採訪組：在您與習近平同志兩年的接觸中，他在哪些方面讓您感受最為深刻？

林思翔：習書記是一個很有人情味的人。他重情義，有真性情，我認為這是他最富有人格魅力的地方。最有代表性的事情，就是他對老干部的感情。閩東這個地方，北方的老干部比較多。他對老干部敬重有加，舍得花時間跟他們談話。老干部有什麼事找他，甚至談一兩個鐘頭，他都不覺得是“浪費時間”。用他的話說，這叫“磨刀不誤砍柴工”。他說：“通過談話可以溝通思想，這比做其他工作還要管用。”

有這樣一件事情。寧德行署有一位領導干部叫李治禮，是從山西過來的。他開始是行署副專員，后來是地區紀委書記，習書記到寧德時他已經退休了。很不幸的是，有一天，這個李書記突發腦溢血，去世了。他的老伴慌亂之中，抓起電話就給習書記打了過去，說：“習書記，我們家老李走了。”后來他老伴跟我講，她並沒有與習書記直接接觸過，但在那樣的時刻，什麼人都沒有想起來，一下子就想到了習書記，要給他打電話。其實，是李治禮同志覺得習書記對老干部們很尊重，對他印象好，經常在家裡提到，就給他老伴留下了習書記非常值得信任的印象。

還有一件事情。我們寧德地委有一個老書記叫李天瑞，也是習書記很敬重的人。老書記回閩東來，習書記都交代辦公室要派車接送，還虛心向他請教。后來李書記也是突發急症去世了。料理后事的時候，習書記非常難過，當即發了唁電，並交代我全權代表寧德地委去安排撫恤，后來還親自參加他的追悼會。

他對寧德地委前任書記呂居永同志也格外尊重。他接呂書記班的時候，呂書記已經62歲，他才35歲。但是他下鄉調研的時候，還會請呂書記一起去。這份現任領導對上任領導的敬重是非常難得的。

過年過節，習書記去慰問老干部的時候，都要專門去看望老紅軍。有時下基層，也不忘記這方面的事。屏南縣是寧德最貧困的地方之一，他去調研的時候，還專門去了壽山鄉東盤村。壽山非常偏僻，是野猴子出沒的地方。東盤村就更偏僻了，可是他帶著我們跋山涉水，一路走進那個村子，就是為了去看望一位老紅軍。

採訪組：您剛才談到，習近平同志是一個很有人情味的人，除了對老干部的感情很深，還有哪些感人的故事嗎？

林思翔：習書記的故事太多了。他千方百計考慮閩東如何擺脫貧困，說到底就是一種為民情懷。他心中牽挂群眾，就是人情味的集中體現。還有，他在寧德掀起反腐風暴，清理違規建房，不是說為了抓幾個“老虎”，主要還是從維護人民利益角度出發，考慮到閩東的土地本來就稀缺，良田被擠佔了，人民利益就受損失。而且，他從陝北的山溝溝裡面走出來，又在寧德的萬千大山中感受百姓疾苦，對基層農民的情感早就融入了血液。

習書記有一個隨身攜帶的小筆記本。和他一起共事的班子成員，或者身邊工作的同志，和他談到一些想法和要求，他都會隨時記在上面，甚至包括一些要求解決的個人問題。比如有人要求工作變動啊，家裡生活有什麼困難啊，隻要你的要求是合理的，他都會記在這個小筆記本裡。可能當事人自己說完都沒有在意，但過一段時間，他就幫助解決了。所以說，他是個行勝於言的有心人，不愛講官話套話，或是張口閉口講大道理，而是用實際行動關愛干部群眾。

他和大家談起話來非常平易近人，彼此什麼話都可以放開講，全是大實話，讓人感覺到他有一種特殊的吸引力和感召力。這就是人們平常所說的“真佛隻講家常話”。我想，他的這種人情味，與他豐富的閱歷有關。他在陝北農村插隊7年，生活中也承受過各種各樣的磨難，對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是珍惜的。

採訪組：在您與習近平同志的接觸交往中，有哪些親身經歷的故事嗎？

林思翔：習書記調到省裡以后，對我的工作仍然非常關心支持。1996年底，我調到省科協工作。他知道了，還專門給我打電話聊過幾回。有一次，我們省科協在南平市舉辦山區經濟發展論壇，是帶有務虛性質的研討會。我想，最好能請到一位省領導參加，對會議效果能起到促進作用，與會者回去后也好貫徹。我就抱著試試看的心理到習書記辦公室，想請他到會講話。習書記想了想，說：“好啊，我支持科協工作。”1999年3月，他就和我一起去了南平，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論壇辦得非常成功。那時候他是分管農業的副書記，會后還專門提出，要去看一看南平災區重建情況。因為1998年南方發生特大洪水，南平受災很嚴重，過了一年，他還在牽挂這件事。就這樣，我陪著他把南平的幾個縣看了一遍。

看完災區重建，他又去考察了地處南平西芹的福建林學院，為學院辦了一件大好事。那個時候，福建林學院建在南平西邊的大山裡面。學院一直想遷到福州去，但領導層沒有人敢拍板，也沒有把這件事擺到議事日程上。林學院的領導來找我，說能不能請習書記來看一看，反映一下我們的困難。我就向習書記匯報了這個事。他聽完，就決定馬上去看看。看完以后，他跟我講：“學院確實應該搬出來，在山溝溝裡面是不行的。”不久，他當選省長，就在他手上，把林學院搬到了福州，和農業大學合並，改名為福建農林大學。

和習書記一起共事過的同志都有一個共識，就是感到他待人非常真摯，在一起經歷的很多事情都銘記於心，不管他當了多大的領導也沒有忘記。2010年他回到寧德，那時他已經是國家副主席，還專門找到當時一起在寧德搭班子的老同志座談，和大家聊得非常愉快。他回想起當年吃寧德本地小吃地瓜粉扣，還高興地對我講：“當初咱們做鄰居，你們家裡有幾種菜燒得可好啦！”這麼多年過去了，他還是那樣子，和大家講家常話，非常親切。

后來，我們單位先后編了兩套書，我專門寄給他。本以為他收不到，可沒過多久，他就讓中央辦公廳的同志給我打電話，說書都已經收到了，向我表示感謝。他從來沒有忘記老朋友，這種為人和風格，讓我們欽佩。

採訪組：除了剛才這些話題，習近平同志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交往中，還有哪些方面給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林思翔：習書記到寧德任書記的時候，我是地委秘書長。他的辦公室在我辦公室樓上，宿舍在我家隔壁，兩家的廚房中間僅隔著一個採光小天井。

剛和習書記打交道時，就感覺他非常朴實，生活上也沒什麼講究。吃飯就在地委食堂。穿衣服也是入鄉隨俗，沒讓大家感覺有什麼與眾不同。住的跟我們一樣的舊房子，建筑面積大約是九十幾個平米，條件差不說，還是個把西頭兒的房間，太陽一西晒就會很熱。他坐的車是一台很舊的老爺車，出事故大修過，經常在路上拋錨。不熟悉的人不知道，寧德雖然離福州不遠，可外面的人一來就會被這裡的山路嚇住。剛出寧德城就是著名的飛鸞嶺，山高路險，盤山路旁邊就是萬丈懸崖，看下去很可怕。寧德的路這麼糟糕，習書記本可以配個好點的車子，可他堅持不用。

他的辦公室也是老書記用的辦公室，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裡外兩個小房間，外面有一套沙發接待客人，裡面就是一組老式辦公桌椅。唯一的“高檔”電器是一部窗式空調，轉起來噪聲非常大，嗡嗡作響，還時不時出點故障，鬧罷工。可習書記對這些都不在意。

習書記愛讀書、愛學習，這在寧德也是出了名的。我記得那個時候在家屬樓裡，燈關得最遲的就是他家。有時候到了十一二點，整個院子裡都黑乎乎的一片，隻有他家的燈光還亮著，他還在看書。我有時到他家裡去匯報工作，就看到一摞一摞的書堆在地上，走路都要繞著走。我看了看，既有弗洛伊德的心理學研究，也有張承志的小說，天南海北，他什麼書都看。他說：“我什麼書都愛看，在農村插隊的時候就是這樣，白天挑擔子，晚上就在小油燈下讀書。”

他不僅自己愛讀書，也非常提倡機關干部讀書看報。當時寧德地委財政比較困難，我當秘書長時，所有常委隻訂了一份《人民日報》，誰要看就去會議室看。這既是節省開支，也因為需求不大。沒想到他來了就問我：“我的《人民日報》呢？”我跟他講沒專門訂。他就說：“《人民日報》一定要訂，不看《人民日報》怎麼了解國家大事，怎麼能當好領導干部？”原來他有天天看《人民日報》的習慣。后來，我們不僅訂了《人民日報》，《福建日報》也是每人一份，在習書記的潛移默化之下，地委機關讀書看報的氣氛也逐漸濃厚起來。

他不僅自己愛讀書看報，而且對於報刊建設和發行也重視，《閩東報》是在他手裡復刊的。他剛來的時候就講：“寧德應該有一張報紙。”其實寧德之前一直是有報紙的，“文革”中停掉了，一直沒有恢復起來。他很重視復刊工作，專門成立了籌備組，用了2個月時間就把《閩東報》恢復了，他還專門寫了復刊詞。后來有一次在福安縣召開地區報刊發行會，他還專門去講話，談到要重視黨報黨刊的發行工作。

習書記在寧德工作雖然隻有短短的2年，但大家的反映很好，他在干部群眾中的威望很高。他每次講話，思想深，視野寬，站位高，看問題有辯証分析，話講得又務實周到。每次他作報告，會場就很安靜。有時候可能開到中午12點半，但大家都聽得很認真，覺得有收獲，都不覺得累。

應該說，習書記來寧德之后，給這個古老而又閉塞的地方帶來了一股清新氣息。他的理念是新的，講的話也是新的，總是充滿辯証的力量，分析很透徹。一方面講清寧德的弱勢有哪些，另一方面擺出好的優勢在哪裡，兩相比較，利弊自見，這對大家都是很好的學習和提高機會。他為人厚道，有人情味，從不冷冰冰地居高臨下，而是給人溫暖和安全感，每次找到他談話以后，心裡都熱乎乎的。

今天，他成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閩東干部群眾都發自內心地感到高興，感到驕傲。有這樣富有人情味的人民領袖，我們的偉大事業一定會取得更加輝煌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