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書記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讓寧德人民早日擺脫貧困”

採訪對象：陳修茂，1951年7月生，福建福清人。1987年任寧德地區寧德縣（市）委書記，1990年8月后任寧德地委委員、紀委書記，福建省紀委常委、省紀委副書記，廈門市委副書記、紀委書記，廈門市政協主席。

採 訪 組：田玉玨 薛偉江 李 政

採訪日期：2017年8月27日

採訪地點：廈門市政協陳修茂同志辦公室

採訪組：陳主席，您好！請您講講習近平同志到寧德任職時，您對他的第一印象。

陳修茂：習書記是1988年6月到寧德任地委書記的。當時，寧德除了寧德、霞浦、古田3個縣以外，其他6個縣都是全國連片貧困區，整個地區財政收入不到5000萬元，地區所在地寧德縣的財政收入還不到400萬元。我那時候是寧德縣委書記。1989年，也就是習書記來寧德的第二年，寧德縣由縣改為縣級市，1999年更名為蕉城區，但我們還是習慣稱寧德縣即當時的寧德市為寧德小市。

當時寧德地區的發展特點，可以用“老、少、邊、島”4個字概括。第一個“老”，整個福建有兩塊老區，一塊是閩西的龍岩地區，一塊就是閩東的寧德地區，這裡有一半的鄉鎮都是老區。第二個“少”，是全國畬族最集中的地區之一，福安、寧德、霞浦、柘榮、古田等地都有畬族鄉畬族村。第三個“邊”，當時寧德地區地處邊境，發展較為落后。以寧德縣為例，縣下面的洪口鄉連砂石路都不通，拖拉機都開不到鄉裡。那時習書記去洪口鄉調研，都是走路去的。第四個“島”，寧德島很多，海岸線很長，彎彎曲曲有1046公裡。

習書記剛到寧德上任的時候，臨時住在閩東賓館。那時，賓館條件很差。正值6月，寧德酷暑難耐，賓館連空調都沒有。但習書記既來之，則安之。他給我們大家留下了很好的第一印象：簡朴、親切、平易近人。

那個時候，寧德的干部群眾對習書記充滿期待，其中也有“等、靠、要”的思想，知道習書記在北京工作過，又在廈門特區當過副市長，希望他能帶領寧德人民大干快上，馬上開發三都澳、建設鐵路、高速公路等等，能很快地推動閩東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

採訪組：面對這種期待，習近平同志的態度是怎樣的？他採取了哪些實際舉措？

陳修茂：習書記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扑下身子，到基層開展調研。他特別看重基層工作，對寧德全體黨員尤其是領導干部明確提出“四下基層”的要求，就是：信訪接待下基層、現場辦公下基層、調查研究下基層、宣傳黨的方針政策下基層。這成為他工作思路和工作作風的生動體現。

對於“四下基層”，習書記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調查研究下基層”。那些一般人很少去的偏遠山村，他都去調研走訪。有的地方車子進不去，他就走路，走也要走進去了解群眾的真實生活狀況。他說，隻有這樣才能看到真實的東西。

調研中，他貼近群眾，說老百姓聽得懂的話，問老百姓最關切的問題。他認為，做好基層工作，村干部至關重要。有一次，他在一個村裡調研時講：“當好村干部，要做好幾件事：一是要有帶領大家脫貧致富的理想，首先要勇於帶領大家擺脫貧困﹔二是不能多吃多佔，不僅群眾的東西不能多吃多佔，集體的東西也不能多吃多佔﹔三是遇事多與群眾商量，處事要一碗水端平。”他講得既中肯又實在，大家聽了都不住地點頭稱贊，感到有這樣的領導做父母官，心裡都很踏實。

1988年底，他到我們寧德縣洪口鄉調研。洪口是寧德地區四大特困鄉之一，與壽寧縣的下黨鄉齊名。調研中，他了解到整個洪口鄉人口少，梯田面積大，糧食產量低，立即對縣裡提出要求：“洪口鄉是新成立的一個鄉，大家要全力支持，要派最強的干部去當書記和鄉長。”隨后，習書記又對洪口鄉的發展指明方向：第一，洪口鄉身處大山之中，造林自不必說，還要種一些經濟作物，比如種茶、種果、栽竹子等﹔第二，這裡水資源很豐富，應該勘察一下，看能不能建水庫搞水力發電。我們按照習書記的指示，派當時任縣民政局局長的一位經驗豐富的干部去洪口鄉任書記，很快把洪口鄉的各方面工作都帶入了軌道。后來，我們在洪口修路時進行勘察，發現洪口確如習書記所說的，很適合修建水庫水電站。最后，我們把洪口水庫建成了，既發電，又吸收部分勞動力，而且還把洪口變成了一個旅游景點。這為洪口鄉快速發展奠定了扎實基礎。水庫落成時，習書記已經調離寧德，但水庫卻是他當年在洪口調研時提出來建設的。如果沒有這個水庫，洪口的脫貧速度不會這麼快。

採訪組：除了調查研究下基層，習近平同志在其他三個方面還有哪些讓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陳修茂：習書記不僅調研在基層，面對寧德當時較為繁重的信訪工作，他要求信訪工作也要下基層。具體來說，就是由縣有關部門領導組成隊伍，縣四大班子領導親自帶隊，到鄉鎮一線去開展信訪工作。簡單地說，就是變群眾上訪為領導干部主動下訪。按照習書記的要求，群眾接待日要提前一個星期貼出公告，清清楚楚地告訴老百姓：某月某日，縣裡主要領導要到某某鎮召開群眾接待會，歡迎大家前來反映問題。

當時還是6天工作制，每周隻有星期天休息，我們就把接待日放到這一天。因為來反映問題的人比較多，鎮裡條件有限，地點一般安排在學校操場或教室裡。我們把可能遇到的問題分成七八個大類，不同的問題到不同的教室，老百姓來了一看就很清楚：反映經濟問題的到一個教室去，反映處理案件不公的到另一個教室去，如此等等。接待過程中，有的群眾是反映困難希望政府幫助解決，有的是對政策不了解或是有誤讀，希望我們幫助解釋。一開始，老百姓只是抱著試試看的心態過來，沒想到經過我們耐心細致的解釋、疏導、分析利弊，和老百姓的心貼近了，問題迎刃而解了，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感也大大增強了。

就這樣，群眾接待日每個月搞一次，堅持了下來。一開始，教室經常被擠得滿滿的，一天要接待上百人，梳理下來能有30多個具體問題。漸漸地，解決的問題越來越多，群眾來得也越來越少，信訪接待下基層這項工作也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成效。

其實，“四下基層”制度不僅是習書記倡導的良好工作作風的體現，更重要的是以這項制度為抓手，帶動做好各鄉鎮的脫貧致富工作。那時候的農村，脫貧不容易，但返貧卻很容易，要想確保脫貧成果，必須做到責任包干。“四下基層”就是責任包干的有力抓手。領導干部深入基層，及時了解基層實際，對貧困狀況、群眾生活有基本的把握，自然能有的放矢地開展工作。這種類似“包干”式的方法，在當時發揮了顯著成效。習書記在“四下基層”中了解了寧德的農村，也引導寧德各級領導干部俯下身子，走群眾路線，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採訪組：您的講述讓我們了解到，習近平同志通過“四下基層”了解了寧德的基層面貌。那麼，他是怎樣帶領寧德人民擺脫貧困的呢？

陳修茂：經過一段時間的深入調研，習書記對整個寧德地區的面貌有了深刻認識。他認為寧德扶貧要先扶志，要想發展，首先要摒棄“等、靠、要”的思想，解決思想貧困問題。他提出要樹立“弱鳥先飛”的意識，發揚“滴水穿石”的精神，要想飛得高，就要看准一個目標，腳踏實地積極干，長期不懈地干下去，實現“弱鳥”先飛、快飛。

習書記給整個寧德地區的脫貧致富制定了長遠規劃：在保護環境、植樹造林的同時，結合當地實際情況發展多種經濟﹔各個縣要根據自身特色，制定不同的發展目標。我們寧德小市既有沿海鄉鎮，也有山區鄉鎮，屬於復合型城鎮，同時又是地區行署所在地，所以當時習書記對我們寧德小市的定位就是：發揮地區所在地優勢，以沿海帶動山區，發展目標就是建成地區經濟發展中心。

習書記很重視環境保護，對寧德地區植樹造林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有深刻認識，很有遠見。1987年9月，寧德九都鄉畬族村九仙村，因為連降暴雨，水土流失，一天晚上出現了山體滑坡。除1人逃過一劫外，其余15戶32位村民全部遇難。我們都感到很痛心。后來，我陪習書記專門視察了該村災后重建家園的生產生活情況，在得知寧德地區山體滑坡頻發的主要原因是森林破壞嚴重，習書記要求我們首先要把這個村搬到平整的、不會出現滑坡的地方，然后整片整片地造林。於是，我們就根據習書記的要求，重新選址建立了新九仙村。后來，他還專門去看望了新九仙村的群眾，又向鄉親們講起植樹造林的重要性，告訴大家要多種茶、多種水果，做好環境保護。

習書記還特別注重植樹造林與當地經濟相結合。寧德小市虎貝鄉從北宋紹聖四年（1097年）就開始做蒸籠，至今有900多年歷史，是一份珍貴的民俗文化遺產。但在當時，虎貝鄉都是一家一戶自己做蒸籠，規模很小，隻能內銷。習書記了解到這個情況后提出：“蒸籠是老字號，要成規模，把老字號搞起來。”而要把規模搞起來，首先就要求原料能跟上，竹子是蒸籠的主要原材料，這就需要造林造竹。大家覺得植樹造林對自己增收有幫助，自然就提高了積極性。很快，虎貝蒸籠的原料問題得以解決，規模也越做越大，現在已行銷世界。

今天你們再到寧德去走一走，就能看到習書記當年大力推廣種植的樹和竹子都已經成材，寧德市的森林覆蓋率達到67%，超過了福建全省的森林覆蓋率，這就是他當年早抓植樹造林工作的碩果。而當時全國各地對環境保護和植樹造林重視程度還不高，習書記能高瞻遠矚，真的很不簡單。

習書記還要求我們結合實際發展多種經濟。有一次他跟我們講，寧德地區有種水果的先天優勢，特別是有特色的水果，像水蜜桃、蜜桔、柑橘、葡萄，都適合寧德的氣候條件，而且現在市場非常好，需求量很大，為什麼不發展呢？我們就在習書記的指引下開始種植這些經濟作物。如今，全國品質最好的水蜜桃就出產在我們寧德市的古田縣，還有蜜桔、柑橘、巨峰葡萄等銷路也很好。這些都是習書記當年大力推廣的結果。

現在我們都知道，寧德是全國茶葉的主產地，但在當時，我們這裡雖然也種茶，但卻是零零散散的，每個縣都有一個茶廠，品種雜亂，質量不一，不成規模，更談不上有什麼出名的品牌，對外自然也就賣不上好價錢。有一種說法：各拿各的號，各吹各的調。這些說法用來形容當時寧德乃至福建的茶葉生產情況，是再形象不過的了。

習書記經過調研，發現福安、周寧、壽寧、福鼎這些縣非常適合種茶，就要求我們因地制宜給茶葉分級，要成片、成規模地種植，科學管理，打出品牌，尤其要打出寧德的品牌，做出精品茶葉。他還特別強調：“一些貧困戶搞不起來你們就要幫他，由貧困戶提供勞動力，生產隊在其他各個方面提供支持”。那個時候銀行貸款還比較少，生產隊就給農民賒賬，還給一些補助，終於使茶葉生產成了規模。

除了推進茶葉種植的規模化，習書記還指導推進茶種改造，提升茶葉質量。后來習書記離開寧德去福州任職的時候，我們的茶葉生產已經成了規模，經過茶種改造，生產出來的茶葉質量也有了提高，但他還一直牽挂著寧德茶葉產業的發展，叮囑我們：“成了規模，有了質量，沒有品牌，銷路也不行。”考慮到寧德地區的寧德小市、霞浦、福鼎能夠出產茉莉花，習書記就支持我們從福州引進茉莉花茶制作工藝，還幫助我們打造白茶和茉莉花茶的品牌。

現在，寧德已經成為福建生產茶葉的一個重要基地。談起福建的茶葉，除了武夷山，接下來就是寧德的品牌，像閩東白茶、福鼎白茶、寧德茉莉花茶，都已經走向全國、走向世界。單單茶葉這一塊，就使我們寧德小市的霍童、虎貝、洋中、石后、赤溪等許多鄉鎮擺脫貧困。在這個過程中，不管是規模化生產、質量提升，還是打造品牌，都凝聚著習書記的心血。

在帶領寧德人民擺脫貧困的過程中，習書記不僅對植樹造林、種植經濟作物這些農業方面的內容非常關注，他也很注意因地制宜發展工業，提升人口素質。有一次，我們向他匯報石后鄉引進香港的針織廠，他聽了很感興趣，就實地去調研，看一下這個山溝溝裡怎麼引進針織廠。來到石后鄉，他就問我們：“針織廠辦到這裡來，那工人素質怎麼樣？”我回答說，工人基本上都是小學文化，能有初中文化的就算不錯了。他聽后說：“你們勞動力資源很雄厚，引進這個針織廠也不錯，但要注意抓好工人培訓，要有一批能夠勝任針織廠工作的工人。如果你的培訓沒有跟上去，那開辦針織廠就是給別人打工。”

還有一次，習書記來到飛鸞鎮，給我們出主意：“你們飛鸞鎮離福州這麼近，而且有這麼多華僑，為什麼不搞‘三來一補’？這裡有勞動力，可以引進一些適合農民做的事情。”所謂“三來一補”，是指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對當地勞動力文化水平和經濟發展條件的要求比較低，確實非常適合我們當時的情況。我們很快聯系到福州十邑同鄉會會長林銘森，准備在飛鸞鎮開辦一個玩具來料加工廠。習書記得知這個消息后非常高興，就對我們說：“據我了解，玩具方面的來料加工和來件加工訂單很多。我看飛鸞周邊幾個鄉的勞動力比較豐富，特別是婦女勞力閑置的比較多。這個玩具加工廠，可以考慮把周邊鄉鎮的勞動力也吸引進來，形成一個聚集區域。這樣的話，周圍的勞動力也都調動起來了。”我們就按照習書記的建議，把千家萬戶都納入其中，形成了飛鸞、三都、城南的玩具制作聚集區。因為是“三來一補”的模式，制作玩具的原料和樣品都是對方拿來的，我們工人隻需要照著樣品去制作，甚至都不需要廠房，婦女在家就能做，這樣她們還能兼顧做家務、照顧小孩，效果非常好。

在習書記“弱鳥先飛、滴水穿石”思想的指導下，寧德經濟快速發展，地區財政收入從以前不到5000萬元發展到現在超過100多億元，漲了20多倍。這可以說是一個奇跡。聯系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一系列關於脫貧攻堅的論述，幾十年前他在寧德的實踐就已經堪稱“精准扶貧”了。說實在的，作為本地人，我們都沒能夠像他那樣對問題了解那麼透，也沒他想得那麼深，看得那麼遠。

採訪組：我們了解到，您是在習近平同志任職寧德期間提任地區紀委書記的，請您結合自己的情況講講他的用人觀吧。

陳修茂：習書記經常對我們講，黨員干部要老老實實做人，踏踏實實做事。我認為，他在干部使用上有兩個顯著特點：一個是五湖四海，一個是默默奉獻。

首先，習書記不唯親、不唯年齡，就看你有沒有能力，有沒有責任感，有沒有擔當。當時我還比較年輕，已經擔任寧德小市市委書記一段時間，但資歷比我老的同志多的是。那時，組織上推薦我任地委委員、紀委書記。據說，省裡有位領導提出：紀委書記一般要求年紀大一些，德高望重一些，這麼年輕的同志去當紀委書記，會不會不合適？習書記就講：“我比陳修茂還小了兩歲，我都能當地委書記，他為什麼不能當紀委書記？關鍵還是看能力。”后來在正式文件下達前，習書記找我談話，我至今記憶猶新。他說：“你當紀委書記是很適合的，因為從你的工作風格、水平，到你的為人、本質，都適合當紀委書記。我相信你能做得好。”

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和習書記的接觸並不算多，他之所以這麼信任我，推薦我當紀委書記，很可能就是看到我工作中處理各種各樣事情的時候，能夠腳踏實地地去做，有了問題也敢於擔當。這也是在他言傳身教影響之下形成的。

習書記選用干部的第二個特點就是默默奉獻。他觀察人並不是聽你匯報時說了什麼，而是看你實實在在做了什麼，有沒有做著眼長遠的鋪墊性工作，有沒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當時的寧德是個窮地方，福建的其他地區都撤地改市了，唯有寧德還沒有。在這種地方工作，如果不能選出一批默默奉獻、勇於鋪墊的干部，人人都想著眼前的工作，那寧德就很難有后來的發展。

習書記非常注重干部的黨風廉政建設。1989年初，他召開了寧德地區的黨風廉政工作會，會議主題就是講廉政治理，就是黨要管黨、從嚴治黨。他通過一段時間調研，發現了許多問題，就在會議上提出來重點抓三個方面：一是查處違法違紀的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違規佔地建房問題﹔二是查處以權謀私，違規審批各種項目、指標的問題﹔三是查處貪污受賄問題。在這三個問題中，習書記把處理干部違規佔地建房作為最突出的問題來抓。起因是他在調研的時候，發現郊區很多房子蓋得跟小洋樓一樣，每棟都不錯，但看過去又很不規整，而且又聽到群眾對干部違規佔地建房反映強烈。他就問這些房子都是誰蓋的，有沒有一些干部參與其中。我經過調查，向他做了匯報：這些房子，一部分是農民蓋的，一部分是干部的，還有些是籍貫在這裡，但在其他地方任職的干部蓋的。他接著就問：“群眾有沒有反映？”我說，群眾當然有反映了，別說老百姓的反映了，我們自己都很納悶，這些干部怎麼會有錢在這裡蓋房子？當時工資收入很低，每月隻有100塊錢上下，哪來那麼多錢？要知道，干部佔地建房會引起群眾最直接的反感，這是看得見摸得著的腐敗。所以習書記把干部違規違法佔地建房當作黨風廉政建設的突出問題來抓。

抓違規佔地建房，當時是從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開始查起，整頓力度非常大，全地區查處了一兩百名干部違規違法佔地建房，單寧德小市就查處了12名違規佔地建房的干部，有的追究法律責任，有的受到黨紀政紀處分。這件事，在全地區反響很大，群眾拍手叫好，都說“共產黨在反腐問題上動真格的了！”這件事，也充分展示了習書記從嚴治黨的決心和擔當，在寧德干部群眾心中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習書記對干部要求嚴格，但對老干部十分尊敬，非常重視發揮老同志的作用。我們寧德有一位紅軍老戰士叫黃垂明，是當年閩東游擊隊隊長，新中國成立后擔任福安專區（后改稱寧德地區）副專員，大家都很尊敬他，尊稱他“阿伯”。習書記到寧德任職的時候，阿伯已經80多歲了，習書記逢年過節都去看望他，平時還經常去和他聊天，聽取他對寧德發展的意見和建議。

還有寧德地區前任地委書記呂居永。習書記接任的時候隻有35歲，而呂書記當時已經66歲了。呂老親口對我說，習書記在寧德的時候對他就很尊敬，后來他退了休，習書記到省裡工作，還是一有空就去看望他，他認為像習書記這樣的領導干部確實不可多得。

採訪組：在您與習近平同志的工作接觸和交往中，還有哪些讓您記憶猶新的事情？

陳修茂：習書記有三個特點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個特點是生活朴素。當時地委的食堂很簡陋，習書記平時就在食堂吃飯。有一個周末，他和秘書一起散步到我家裡，我留他吃午飯，他說食堂還留著他的飯呢，不回去吃就浪費了。習書記平時基本沒有什麼應酬。有一回元旦，我看他晚飯后沒什麼安排，就約上幾位同志去他家裡和他一起過節。我們上街買了點鹵肉鹵料，到他家裡，一邊看著電視，一邊吃飯。我記得當時筷子不夠用，就直接用手抓著吃，他很隨和，一點都不介意。

有時候，習書記的愛人彭麗媛老師來看望他，他們就自己買菜做飯，我在菜市場碰到過兩次。生活中，他們穿著很朴實，走在街上很難認得出來。

習書記的住處也很簡朴。門外的欄杆后面有個儲物的地方，那裡放著四副挑土的簸箕，還有兩三把鋤頭，這都是他和秘書勞動用的工具。每次機關搞義務勞動，他隻要在，從不落下，干起農活來也有板有眼，一看就是在陝北插隊時打下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