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燃燒”的人生——記中國工程院院士秦裕琨

人物檔案

秦裕琨，1933年5月出生，中國工程院院士，哈爾濱工業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熱能工程、燃燒學專家。2000年，秦裕琨榮獲國家技術發明二等獎，2001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2001年、2003年、2012年三次被評為黑龍江省優秀共產黨員，2006年榮獲“全國師德標兵”稱號。

已經85歲的秦裕琨，至今仍沒有完全進入退休狀態——不時奔走於學術會議，為學生把關研究方向，為年輕學子做學術報告……

“秦裕琨院士就像一團溫暖的火，永不熄滅。”在哈爾濱工業大學舉辦的一場校園講座中，學生們在海報上為研究了一輩子“燃燒學”的秦裕琨寫下這樣的引言。縱覽秦裕琨的人生足跡，便會深感此言恰如其分。

“隻要國家需要，沒說的”

秦裕琨是在戰火紛飛中度過的童年，目睹過外國人在舊上海的耀武揚威，感受過舊中國受人欺辱的萬般無奈，“從小心中就有個強國夢”。

1950年，新中國成立后的首次高考，年僅17歲的秦裕琨憑著優異成績收到包括清華大學在內的4所國內著名學府的錄取通知。掂量再三，他最終選擇了上海交通大學機械系。

“說實話，當時也不知道機械到底是做什麼的。我想，新中國成立了，國家要發展建設，就需要強大的工業，而工業的基礎是機械，飛機大炮坦克、汽車輪船火車也都是機械……國家需要這方面的人才。”秦裕琨選擇專業的原因朴素而真誠。

1953年，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實施，由於專業技術人才緊缺，秦裕琨提前一年畢業了。當時，他的父母年事已高，哥哥姐姐都已響應國家號召到外地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他完全有理由留在上海。但秦裕琨覺得，“一五計劃”的重點在東北，自己的所學要在東北施展，他毅然告別父母，負笈北上。

來到哈爾濱后，秦裕琨被分配到哈爾濱工業大學做師資研究生，第一年先讀預科，隻學一門課程——俄語，因為當時援建的蘇聯專家沒有翻譯，學生要盡快突破語言關。

預科結業后，秦裕琨原本要繼續學機械設計，可學校決定抽調他跟隨蘇聯專家去學新成立的鍋爐專業。

當時秦裕琨並不知道鍋爐專業是干什麼的，他的理解是，既然學校設置了這個專業，就說明國家需要這方面的人才。盡管對新專業一無所知，但秦裕琨還是毫不猶豫地改了行，“隻要國家需要，沒說的”。

1955年春，因學校急需教師人才，研究生在讀的秦裕琨成為一名“小教師”，開始為本科生以及相關專業的研究生講授“鍋爐與鍋爐房”課程。

“那時候，我一邊聽導師的課，一邊給學生講課。我總是保持一個星期的時間差，不能講得太快，因為后面的課程我還沒學呢。”回憶起這段特殊經歷，秦裕琨風趣地說。

邊學習、邊講課、邊籌建新專業，這期間，他每天都在夜裡12點以后才睡。沒有正規教材，他就自己撰寫，並由學校油印出版。20世紀60年代初，國家強化教材正規化建設，這本名為《蒸汽鍋爐的燃料、燃燒理論及設備》的內部教材被選中，於1963年由中國工業出版社正式出版，由此成為我國高校鍋爐專業的第一本國家統編教材。

除了教學，秦裕琨還經常為一些“問題鍋爐”把脈。因為他膽子大、“總捅咕”，同事們給他起了一個形象的外號——“秦總統”。

1974年春天，“秦總統”接到一項特殊任務——對省革委會鍋爐房進行改造。

當時，中國普遍用蒸汽採暖，這種方式熱得快，涼得也快，而且有一個致命隱患——因電力供應不穩定，停電情況時有發生，一旦停電，水泵不能正常工作，熱水急劇汽化，會嚴重影響鍋爐的安全運行。

顯然，這樣的任務有來自政治和技術方面的雙重壓力，一旦改造失敗，可就真“捅出婁子”了。但秦裕琨將個人利益置之度外，毅然接受了這項任務。

經過認真調研、論証方案，秦裕琨提出了採用自然循環方式的學術觀點，並用兩個月時間設計出圖紙。爾后，他又帶著學生和工人，以“螞蟻啃骨頭”的精神制造出我國第一台自然循環鍋爐。直到半個多世紀后的今天，很多地區還在採用秦裕琨設計的這種鍋爐。

“總跟在別人后面跑是不行的”

秦裕琨始終認為，光在校園裡搞理論不行，科研成果必須經得起實踐檢驗。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經秦裕琨“救治”的鍋爐不計其數。

在堅持科研與實踐相結合的同時，秦裕琨的研究領域也隨著科研的需要而不斷轉變。

1990年，學校進行教學體制改革，原有教研室被劃分成若干課題組。因為有同事選擇了與秦裕琨相近的研究方向，為了促進教研室業務領域的全面發展，他主動放棄自己熟悉的領域，開始轉向煤粉燃燒研究。

當時，隨著水電、核能等清潔能源的快速發展，業內很多專家認為，在煤炭燃燒這樣的傳統領域很難再有大的技術創新。但秦裕琨堅持認為：“我們國家的能源供應以燃煤為主，不研究煤研究什麼？我們既要關注國際趨勢和學術熱點，更要著重解決自己的問題。總跟在別人后面跑是不行的！”

於是，秦裕琨將科研方向集中到更為尖端而迫切的領域——火電廠的煤粉燃燒技術，並敲定了名為“風控濃淡煤粉燃燒技術”的新課題。

那時，許多專業技術人才紛紛被有經濟效益的項目吸引，秦裕琨領銜的課題組剛組建時隻有四個人，資金少得可憐。從1991年開始，在沒有經驗、經費緊張、前途未知的情況下，秦裕琨帶領課題組走進了空蕩蕩的實驗室。

經過艱苦攻關，1993年，煤粉燃燒技術在實驗室獲得成功。在短暫的興奮之后，秦裕琨又將目光鎖定到這項技術的實際應用上。

由於新技術的功效尚未經過實踐檢驗，發電企業都不願冒險使用。雖然經過八方奔走均未成功，但秦裕琨並不氣餒：“大廠子不願意干，咱就找小廠子﹔新鍋爐不讓改，咱就改造舊鍋爐。”

功夫不負有心人。課題組最終在農墾紅興隆管理局找到一家電廠，在一台幾乎報廢的鍋爐上做起了實驗。結果喜人——新技術不但把“死馬”醫活了，而且熱效率遠遠超過舊鍋爐。

此后，秦裕琨綜合“風包粉”和“濃淡燃燒”理論，針對不同燃燒方式和煤種，發明了系列濃淡煤粉燃燒技術。

很快，新技術應用的新增容量以幾何級數增長，僅在新技術推廣初期的2001年前后，秦裕琨團隊每年為社會創造的直接經濟效益就達1.3億元以上。

2000年年末，“風包粉系列煤粉燃燒技術的推廣與應用”項目獲得黑龍江省科技進步一等獎。2001年2月，秦裕琨從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手裡接過2000年度國家技術發明二等獎証書。也正是這一年，秦裕琨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此后，秦裕琨探索的目光始終與時俱進。為了應對“霧霾”難題，在他的把關下，他所在的研究團隊正致力於研究低氮氧化物排放煤粉燃燒技術﹔由他力促上馬的燃煤污染物減排國家工程實驗室，於2011年7月挂牌成立﹔2015年，由秦裕琨參與、其弟子李爭起負責的“高性能中心給粉旋流煤粉燃燒技術”項目，榮獲國家技術發明獎二等獎。

“我都住20年‘筒子樓’了，多住幾年又何妨”

也許因為秦裕琨的科研成果的光環過於耀眼，以致很多人忽略了他作為管理者和教育工作者所做的突出貢獻。

秦裕琨曾先后擔任教研室主任、系主任、黨總支書記、副院長、教務長等職，並於1990年任哈工大主管教學工作的副校長。秦裕琨開玩笑說：“要麼不當‘官’，一當了‘官’，還升得特別快。”

任副校長后，秦裕琨把各系的基礎課都聽了一遍，發現一個共性問題：搞科研、評職稱對發表論文有指標要求，但對講課卻沒有硬性約束。所以老師講課沒動力，學生聽課自然也就沒興趣。

調研之后，秦裕琨著手推進教學管理、業務考核和激勵制度的建立與完善——改善教師待遇，發放教學津貼，提高教師講課的積極性﹔建立教學檢查組，為課堂教學質量評分，並將結果納入職稱評定體系……在這些措施的推動下，全校教學水平迅速得到提升。

而作為教育工作者，秦裕琨對師生們的影響，不僅在於日常的言傳身教，更在於其高尚的人格魅力。

1979年，學校新建的教工住宅樓竣工時，已經住了20年“筒子樓”的秦裕琨好不容易分到一處朝陽的新房子。系裡一位老師因身體不太好，想住秦裕琨新分的房，他二話沒說就同意了。有人對此不理解，他卻笑笑說：“我都住20年‘筒子樓’了，多住幾年又何妨？”

擔任副校長期間，秦裕琨再次有了改善住房條件的機會，但一位祖孫三代擠在一套房的老師找到秦裕琨求助。這次，秦裕琨又把房子讓了出去。他解釋說：“對我而言是改善，對別人而言卻是急需。”

在科研學術上，秦裕琨更是甘為人梯。

秦裕琨有一個名叫何佩鏊的學生，1957年畢業后一直在研究所、制造廠工作，有豐富的實踐經驗，並收集整理了很多數據資料。1980年，國家要出版機械工業手冊，其中，“鍋爐篇·燃燒設備”一章由何佩鏊執筆，秦裕琨擔任主審。他在審稿時發現，何佩鏊寫的內容太多了，而手冊的篇幅有限，就建議他另外編寫一本專著。

不幸的是，何佩鏊還未來得及編寫便身患重病。秦裕琨到上海看望他時，他握著老師的手說，將資料整理成書是個未了的心願。

為了完成學生的臨終囑托，秦裕琨根據自己的教學實踐，敲定了書籍的大綱，然后將何佩鏊多年搜集的資料整理並入。最終，這本名為《煤粉燃燒器設計及運行》的專著成功出版，第一作者署名為已故的何佩鏊，而秦裕琨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了最后。

進入21世紀，考慮到人才的梯隊建設，秦裕琨主動退居二線，把主要精力轉為更多地支持中青年教師的工作。

作為德高望重的院士，秦裕琨有很多“資源優勢”，但他從未因私事找過學校，唯一一次破例還是為了學生。秦裕琨有一個從事石墨烯材料研究的博士生，秦裕琨深知該領域研究的價值和意義，對這個學生的為人和能力也高度認可。在該生留校答辯時，秦裕琨為了替學校、替龍江挽留這個難得的人才，頭一次給校領導打了電話，希望“關注一下”……

近年來，秦裕琨雖不在科研一線，但仍為實驗室的建設四處奔走，為學生的研究出謀劃策。

“學就學好，干就干好﹔有所為，無所求。”這是秦裕琨始終堅守的人生格言。而透過他60余載的科研、教學之路不難看出，秦裕琨正如他所專注的“燃燒學”一樣，一生都在不斷燃燒自己，釋放出蓬勃的能量。 

（黑龍江《黨的生活》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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