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是服務大眾的，要擔起社會責任

　　劉和平：劇作家，國家一級編劇，中國廣播電視聯合會電視劇編劇委員會會長。代表作有《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北平無戰事》。多次獲得曹禺戲劇文學獎、文華獎、中國電視劇飛天獎、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金鷹獎最佳編劇獎等獎項。被評為“中華文化人物”。

　　改革開放帶來了文化轉型，每個人都要遭遇這種轉型，或主動或被動

　　記者：改革開放至今已經四十年，回望改革開放這些年給文化領域帶來的變化，您有哪些深切體會？

　　劉和平：中國歷史上經歷過幾次文化轉型，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中，我個人認為，文化轉型速度最快，成就最高，變化最大的40年。

　　長期以來中華民族是以農耕文明為主。改革開放的40年，正是中華文明從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急劇轉型的40年。

　　1840年鴉片戰爭，中國被西方的工業文明強行敲開了大門，突然發現，我們曾經領先於世界幾千年的文化落后了。為此，文化界思想界或主動或被動地一直在尋求轉型、進步，不論在清朝末年，還是民國，包括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一直在進行探索。

　　記者：您個人是如何應對這一時期的創作轉型的？

　　劉和平：改革開放后，一切都變了。我以前在戲曲劇團作編劇，后來到藝術研究所任所長，一直從事舞台劇創作。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短短幾年時間內，電視機大量普及，劇團的演出就沒人看了。

　　戲曲在中華大地上流行了上千年，那時候全國至少還有五百多個劇種，其中還有三四百個劇種仍在進行演出。排一部戲能連演一兩個月，全場滿座的情形並不少見。但是，突然之間沒有人來看戲了，因為家家戶戶都去看電視劇了。

　　任何一種文藝載體，都是文化形態背景下的產物。今天的戲曲想要恢復以前的功能和社會效應，是不太可能的。必須面對的現實就是，我們已經從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從家族文化向社區文化轉型。

　　我當時也可以拿著比較高的工資，悠閑地生活。但是我知道，我的創作已經滿足不了廣大受眾的需求。我感覺到文化大轉型的時代到了，我比較自覺地放棄了原來的公職、工資和待遇，投身到電視劇創作中來。

　　文藝創作生態需要淨化，文藝創作者應時刻保持清醒

　　記者：您順應時代之變，但同時也固守自己的精神追求。請具體講講哪些方面您拒絕改變？

　　劉和平：不變的是自己的創作態度和創作追求。

　　這麼多年來，拿再多的錢，要我按照他們的要求搞創作，我從來不答應。10年前、20年前就是這樣。

　　有人出巨資，隻要我挂個名就行。我砸不起我的牌子，我不能晚節不保。這些錢，給多少我都堅決拒絕。

　　我始終認為，文藝創作應該是面向大眾、服務大眾的。所以我不太認可有的創作者說，自己的東西就是寫給自己看，或者在小圈子裡流傳，你們看不看得懂是你們的事。寫日記可以這樣，但是一旦要寫給人看，用於大眾傳播，那就是大眾的。

　　既然是一種大眾文化，就必然要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因為面對的是公眾，它會產生社會影響，有引導作用。

　　現在全國可能有十萬人在從事編劇工作。客觀地講，這支隊伍良莠不齊，創作水平高低有別。不錯，制作公司、電視台都在生產劇目，這些劇目要人來寫，市場選擇時一般會找有過成熟創作經驗的編劇。而有些編劇有一點兒名氣，就來者不拒，一年10部8部地接戲，自己完成不了，就找“槍手”來寫，這種作品的質量可想而知。

　　所以我以編劇工作委員會會長的身份對會員說，你們要珍惜用於創作的筆、珍愛自己的名聲，要對創作和受眾心懷敬畏。那些為了掙快錢“開快車”寫出來的東西，自己都不滿意，受眾當然也不會買賬。不負責任的寫作既對不起觀眾也對不起文字，經不起時間檢驗，必然會被淘汰。

　　我能做的就是，有很多人想加入我們編劇工作委員會，但我們始終堅持著入會高標准，門檻不降。不是說你繳納了會費我就吸收你做會員。我們協會在全國隻有500多人，每年還清退一批。比如出現抄襲剽竊的，我們及時清退，以肅行業風氣。

　　記者：您對當前文藝界引發社會廣泛關注的一些討論和熱點是怎麼看待的？

　　劉和平：發展快有發展快的好處，同時也會帶來很多負面的東西，比如說產能過剩。產能過剩不光是在工業生產領域，在文化生產中也存在產能過剩的情況。

　　很多觀眾不滿意，說爛戲成堆。有人解釋說是因為市場需要，但是市場是否真需要？我看也未必。就我們知道的，每一年上星衛視和網站播放的電視劇有2萬集。一個人一個晚上看2集，如果一部片子50集，一年一個人最多看20部戲。可是我們現在每年生產出來的劇集多得根本就不可能播完，我們哪需要這麼多電視劇。這是典型的產能過剩。

　　每個人都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今天大家口中的娛樂圈，在改革開放中獲得的利益是巨大的。我有時候對比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時代，生活非常艱苦，曾經飢寒交迫，但我始終覺得自己還是一個精神貴族。隻要有書讀，哪怕餓著肚子，還是精神貴族。今天我們不能物質越來越豐富，在精神上卻越來越貧瘠。

　　直面行業問題，是為了更好地找到解決之法，促進行業健康發展。一方面，我們不能純粹以收視率決定一部作品的好壞。另一方面，由於過於注重收視率，產生了連鎖效應：為了獲得高收視率，不惜通過買賣手段。這一現象正在嚴重影響我們的創作生態。對於那些認真努力創作的人來講，是極大的不公。你費再大的心思去認真努力地創作，隻要你不買他的收視率，就會被那些買收視率的爛戲擠到后面。這是典型的劣幣驅逐良幣，會對業界生態產生極大的危害。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不要沾滿了銅臭氣。

　　改革開放40年成就偉大，有些人卻在豐裕的物質面前逐漸迷失。那些為國家默默奉獻不計回報的科學家、大國工匠們，風雲流轉，不管社會怎麼變，思潮怎麼變，他們初心不改，方得始終。而反觀我們這個群體，是不是應該靜下心來想想，將自己為社會做出的奉獻與個人所得相比，還有必要那麼浮躁、那麼焦慮嗎？希望那些曾經激勵我們正道直行的精神，今天依然是社會的主流。

　　現實主義創作既要防止商業化的虛無主義，也要防止政績化的實用主義

　　記者：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身為文藝工作者，可以有怎樣的作為？

　　劉和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中華文化繁榮興盛。這是我們文藝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

　　從新文化運動開始，我們已經搞了100多年的國民性批判，一直到現在。這股思潮的出現是因為當時我們從一個落后的農耕文明突然面對先進的工業文明，必須要救亡圖存。但是到了今天，我們仍然有很多創作者認為不搞國民性批判就“不高級”，這個觀點值得商榷。

　　任何社會制度下都有社會矛盾，哪個民族都會有落后現象。所以我的作品盡管有批判，但是我從來不把矛頭對准整個民族。

　　有人問我，那你要用什麼樣的創作出發點來取代國民性批判。我認為是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提法在當今社會應該擁有更廣泛的價值認同。

　　從這一點來看，我們電視劇行業做得還是不錯的，經常會把目光聚焦在普通群眾的身上，說他們的喜怒哀樂，發現平凡生活中的偉大與美好。

　　記者：您覺得一部好的劇作要具備哪些要素？

　　劉和平：當下有一些影片引起輿論廣泛關注，口碑和票房都不錯。

　　我曾在電影工作座談會上提出，中國的電影怎麼樣才能夠發展進步。我提出了三點，第一，必須要有價值突破，包括思想價值突破和美學價值突破。沒有價值突破的東西觀眾是不滿意的。第二，一定要有話題性，關心今天觀眾所關注的話題，沒有話題觀眾不愛看。第三，要給予創作者充分的講述權，要允許他想象虛構加工，因為文藝作品的本質特征就是這個。

　　記者：請談談您對現實主義創作的思考。

　　劉和平：現實主義的對立面從來不僅僅是美學性質上的理想主義，它的對立面目前有兩個，一個是商業化的虛無主義，具體表現為大家平時說的爛戲爛作品，品質低劣以賺錢為唯一目的。還有一個是政績化的實用主義。這二者對文藝創作的危害都極大。

　　政績化的實用主義就是一種“政績工程”，有的地方黨委政府為反映政績，急功近利，最后出現的作品粗制濫造、品質不過關，不但達不到宣傳的作用，反而易使觀眾產生逆反心理。這說明我們對受眾的引領不能流於膚淺和表面。

　　一個健康的、積極的、向上的、向前的發展，是不斷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隻有不斷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社會才能不斷向前發展。

　　敢於面對發展中的問題，正是源於自信。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首先直面黨內貪腐的問題，正風反腐成果全世界有目共睹。

　　當然也不是說我們所有的文藝作品都是揭示問題的，要弘揚和批判相結合。

　　鼓勵百花齊放。我們應該向世界呈現一個完整的中國形象，我們有幾千年的文明史，應該向世界傳遞完整的中國文化信息。因此現實題材和歷史題材應並重。

　　歷史總是觀照現實的。我長期從事歷史題材創作，就是因為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不管是《北平無戰事》還是《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因為具有現實意義才在觀眾心中引起強烈共鳴。

　　經歷了40年的改革開放以后，無論是當代題材還是歷史題材，文藝創作都應該更多關注國計民生。（記者 黃輝 實習記者 陳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