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會議與黨內教育

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要弘揚古田會議精神，利用好古田會議寶貴的精神文化遺產，開展好黨性教育、理論教育、思想教育，用先進的理論和思想武裝全黨，常抓不懈。

1929年召開的古田會議，開創了中國共產黨自我糾正錯誤、自我完善、自我提升的理論先河，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系統闡述了黨內教育的目的、意義、內容和方法等，形成了黨內教育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這次會議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初步回答了如何從加強黨的思想建設著手、保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和建設黨絕對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等一系列帶根本性的問題。毛澤東指出，黨內最迫切的問題是教育的問題。古田會議闡述的黨內教育思想，不僅對早期黨的思想政治教育產生了重大影響，也為今后黨的自身建設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產生了黨內教育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

根據《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在古田會議之前明確提到“黨內教育”問題的，隻有1924年5月中國共產黨第三屆第一次擴大執行委員會通過的《黨內組織及宣傳教育問題議決案》。這一文獻指出，“黨內教育的問題非常重要，而且要急於設立黨校養成指導人才。”之后，直到1929年的古田會議決議才再次提及“黨內教育”。

大革命失敗后，特別是在根據地和人民軍隊創建過程中，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十分突出，加強黨內教育的任務迫在眉睫。但是在古田會議之前黨的歷次決議案中，由於對黨內存在的各種錯誤思想認識不足，導致對黨內教育工作的規定不全面、不深入，缺乏有針對性、全面性的黨內教育工作的根本指導思想，也未能對這些問題提出明確的解決辦法。

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肯定了毛澤東等人的正確主張，指出了當時紅軍中存在的右傾思想和黨的教育缺乏問題。毛澤東據此進一步提出和系統闡述了“黨內教育”問題，這在黨的歷史上是第一次。黨內教育的對象很明確，隻要是“黨內”的人，不論是誰，不分職務高低，不論是普通黨員還是黨員干部，都概莫能外，都應該接受“教育”。

古田會議通過了“黨內教育”問題的第一個決議案，比較全面系統地闡述了黨內教育工作的意義、內容和方式方法，對干部、一般黨員等的教育內容進行了分層次、有針對性的規定，形成了一套適應不同文化水平、不同職務的黨員和各級黨組織的教育方法，開創了黨內教育的先河。

規定了黨內教育的具體內容和方法

古田會議之前，我們黨已經有過一些實際意義的黨內教育方式，但是這些主要的黨內教育工作的方式方法在當時復雜的革命形勢下並沒有完全得到落實。古田會議在以往確立下來的主要的黨內教育載體上，對黨內教育作了更加詳細的規定，指出要“有計劃地進行黨內教育，糾正過去之無計劃的聽其自然的狀態”，提出思想建黨的根本途徑是加強黨內教育。

毛澤東根據當時黨內教育存在的問題提出了10種教育材料，對廣大黨員進行全面的思想政治教育。而當時所說的教育材料，實際上就是教育內容。同時，對黨內教育的對象、組織實施等作了詳細的說明和劃分，如指出社會經濟科學的研究，適用在“干部分子”外，其余都適用於一般黨員。

古田會議進一步重申了部分黨內教育的形式，在此基礎上又提出了主要以“黨報，政治簡報，編輯各種教育同志的小冊子，訓練班，有組織地分配看書，對不認字黨員讀書報，個別談話，批評，小組會，支部大會，支部委、組聯席會議，縱隊為單位組長以上活動分子會議，全軍支書以上活動分子大會，縱隊為單位黨員大會，縱隊為單位各級書、宣、組聯席會議，全軍支隊以上書、宣、組聯席會議，政治討論會，適當地分配黨員參加實際工作”等18種教育方式作為紅四軍黨內的重要教育方法。決議規定的這些黨內教育材料和教育方法，根據個人的自身特點和學習需求，從普及一般政治常識到提高干部的政治水平，有針對性地進行教育培訓，使黨內教育更加有的放矢、易於操作，避免泛泛而談。決議比較完整地構成了黨內教育工作的實施辦法，成為一部黨內教育的實用手冊。

促進黨內教育走向制度化、規范化

建黨初期由於宣傳教育的組織領導體制處於相對混亂或是缺乏狀態，導致了在工農革命過程中黨員思想較為混亂。由於沒有堅強的黨內干部和強有力的組織領導，黨的宣傳教育常常流於形式甚至沒有。黨內教育得不到有效開展，錯誤思想的指導使革命力量遭受巨大損失。

決議中提到，“各級黨部的工作做到了解決問題，但完全忘卻了教育同志的一個任務。關於訓練性質的會議，如活動分子大會，書、宣、組聯席會議，委、組聯席會議，支部大會，縱隊或支隊黨員大會等，非常開得少”，“支部大會及小組會，有許多沒有按時開”，甚至不少黨員對黨內召開支部會議等的意義認識不明，即使有開會也鮮少有積極發表意見者，“封建式的會場秩序，死板無活氣，到會如坐獄”。支部大會、黨員大會沒能發揮其解決問題的作用，以至於紅軍內部的思想紛雜，出現各種錯誤傾向，危及革命事業的發展。

古田會議批評了單純軍事觀點，明確規定了政治機關與軍事機關應在前委指導下平行地執行工作。這樣就明確了軍事工作系統和政治工作系統的關系，確立了政治機關和黨內教育工作在紅軍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為切實有效地開展黨內教育提供了組織保障。在此基礎上，古田會議還指出“各級黨部不單是解決問題和指導實際工作的，它還有教育同志的重大任務。各種訓練同志的會議，及其他訓練辦法如訓練班、討論會等，都要有計劃地舉行起來”﹔“支委會及支委以上各級黨部，應該有計劃地每月規定支部大會及小組會討論的材料，並規定會期，嚴密地督促開會”。這就明確了各級黨支部的職責和負責的具體工作問題，比較清楚地把黨內教育培訓工作進行了劃分，有利於黨內教育培訓工作的落實和有效開展。

這些開展黨內教育的方法，真正做到了有的放矢、言之有物，使黨員真正認識到問題所在，明確了糾正的方法和途徑，能夠自覺參與教育過程。古田會議所蘊含的教育思想，堅持問題導向，符合現實需求，直指靈魂深處，促進了黨內教育逐漸走向制度化、規范化，並最終被推廣到全黨、全軍。

引領黨內教育不斷開創新境界

在決議中，毛澤東用大量篇幅列舉了紅軍中種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變形，剖析其產生的原因，並針對每一種錯誤思想都提出了相應的具體的解決辦法。在這些辦法中，首要的一條幾乎都是“教育”，即要求從黨內教育入手，提高黨員的政治理論素養，從思想上牢固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價值觀。這些方法和經驗，改變了以往對黨員教育無計劃的狀態，建立了一系列加強黨員教育的規范化制度（如黨小組會、支部大會、支委聯席會議等），確立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基本原則，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正確開展黨內的思想斗爭等，使黨內教育的制度最終確定了下來，並逐漸成為全黨遵循的一個基本制度。

古田會議后，毛澤東在決議中關於“黨內教育”的相關表述很快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中得到反映。各地紅軍紛紛學習紅四軍經驗，開展結合本地區實際的黨內教育。湘鄂西、鄂豫皖、贛東北、左右江等革命根據地都以紅四軍為榜樣，加強黨內教育的宣傳和學習，肅清錯誤思想傾向的影響，促進了新型人民軍隊的建立，確保了黨和軍隊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

經過漫長的歷史過程，我們黨自我教育、自我完善的方式方法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但古田會議所確立的基本原則和教育精神，一直是黨內教育理論和制度化發展的源頭活水。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仍要深入挖掘古田會議精神，利用好古田會議寶貴的精神文化遺產，開展好黨性教育、理論教育、思想教育，用先進的理論和思想武裝全黨，常抓不懈，使中國共產黨始終成為革命的、前進的政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早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作者單位：古田會議紀念館）

      （《刊授黨校》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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