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會議與從嚴治黨

古田會議在從嚴治黨方面創造了一套好的方式方法，從而把蘇區黨組織建設成為蘇區人民衷心擁護、經得起各種風浪考驗、朝氣蓬勃的馬克思主義政黨。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堅定不移全面從嚴治黨，不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從嚴治黨是黨的政治優勢和優良傳統，黨的全部歷史就是一部從嚴治黨的歷史。古田會議在從嚴治黨方面創造了許多行之有效的好的方式方法，積累了許多成功經驗，成為我們黨寶貴的精神財富，對於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仍具有重大指導意義。

思想建黨是從嚴治黨的基石

理想和信念是行動的指引、前進的動力。如果理想和信念缺失，黨員干部的思想、組織、作風等就會不純，就無法真正執行黨的正確路線。因此，要從嚴治黨，首要的就是堅定黨員干部的理想信念。古田會議著重強調從思想上建設黨，加強黨員的思想教育，特別是注意加強無產階級思想的教育，從而堅定了蘇區黨員干部的理想信念。

土地革命初期，由於斗爭的殘酷性，紅軍和地方上的同志特別是黨員減員很嚴重。因此，黨和軍隊要發展壯大，就勢必要吸收包括農民等不同出身的人。在這樣的情況下，許多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分子被吸收到革命隊伍中來。這些不同成分出身的革命者不少人成為了黨員。不但如此，黨員中農民出身的黨員還逐漸地佔了絕大多數。這些不同成分出身的革命者和黨員文化素質和思想政治素質均不高，其自身所存在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和不良風氣勢必會帶入到黨和革命隊伍中來。在轉戰贛南、閩西過程中，由於一路被動挨打，紅四軍中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開始泛濫，致使“黨的正確路線之執行，加予極大的妨礙”。

如何使出身成分復雜、帶有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黨員干部成為具有崇高理想和信念的黨員干部，成為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蘇區黨組織為解決這個問題做了不懈的努力。特別是毛澤東，從革命實踐中摸索出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1929年12月，毛澤東在古田會議上指出：“四軍黨內種種不正確思想的來源，自然是由於黨的組織基礎的最大部分是由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分所構成的﹔但是黨的領導機關對於這些不正確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堅決的斗爭，缺乏對黨員作正確路線的教育，也是使這些不正確思想存在和發展的重要原因。”最為重要的是，針對紅四軍黨內種種錯誤思想，古田會議提出了黨的建設新方法，即著重從思想上建設黨這一獨特的方法，也就是思想建黨：黨員既要從組織上入黨，又要從思想上入黨。並且強調指出思想建黨的根本途徑是加強黨內的無產階級思想教育，一針見血地指出：“黨內最迫切的問題，要算是教育的問題。”通過思想教育，紅四軍不同成分出身的黨員不但從組織上入了黨，而且從思想上也入了黨，從而樹立起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和信念。

古田會議確立了思想建黨原則，強調著重從思想上建設黨，通過思想教育樹立和堅定了蘇區黨員干部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為黨從組織、作風和制度等方面從嚴治黨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作風建設是從嚴治黨的根本

黨的作風關系黨的生死存亡。在殘酷的革命斗爭中，黨的任何脫離群眾的行為都可能導致生存危機。因此，蘇區黨組織始終把作風建設放在突出位置，成為從嚴治黨的重要著力點。特別是古田會議，在糾正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和不良作風的同時，積極加強黨的作風建設，從而促進了蘇區干部好作風的迅速形成。

古田會議初步形成了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在轉戰贛南、閩西過程中，紅四軍臨時軍委書記兼政治部主任劉安恭從蘇聯帶來形式主義理論，未作深入的調查研究就亂發議論，從而造成紅四軍內部思想混亂。毛澤東深感形式主義危害極大，在1929年6月14日《給林彪的信》中批判了這種“遠方到來”的“形式主義理論”，並從思想路線高度分析指出“形式主義之來源是由於唯心主義（與主觀主義本質是一樣的）”。在1929年12月召開的古田會議上，毛澤東把“主觀主義”列入需要糾正的“黨內非無產階級意識的不正確傾向”，指出：“主觀主義……其必然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就是盲動主義……破壞黨的組織。”糾正主觀主義的方法是什麼呢？毛澤東認為關鍵是要“教育黨員，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並進一步提出了三個具體方法：“（一）教育黨員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觀主義的分析和估量﹔（二）使黨員注意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由此來決定斗爭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們知道離開了實際情況的調查，就要墮入空想和盲動的深坑﹔（三）黨內批評要防止主觀武斷和把批評庸俗化，說話要有証據，批評要注意政治。”毛澤東提出的糾正主觀主義的三個具體方法，核心就是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根本辦法就是調查研究，標志著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初步形成，也標志著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初步形成。

古田會議初步培育了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由於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有很大一部分紅軍官兵認為紅軍隻管打仗，不需要做群眾工作，甚至滋生出官僚主義不良習氣。這些錯誤思想和不良習氣對紅軍和根據地的建設造成不良影響。為肅清官僚主義的影響和糾正忽視群眾工作的錯誤，古田會議始終把群眾工作放在首位，指出“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擔負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於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任務”。並明確提出黨的一切工作要“在黨的討論和決議后，再經過群眾去執行”，從而初步培育了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

古田會議初步樹立了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古田會議批評了紅四軍黨內存在的各種“非組織的觀點”,提出“黨的紀律之一是少數服從多數”“黨內批評是堅強黨的組織、增強黨的戰斗力的武器”等重要論述，從而初步樹立了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

古田會議用無產階級思想糾正了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和不良作風，培育了黨的優良作風，提高了黨員干部為民宗旨意識，使得蘇區干部作風一天天好起來，從而筑起了蘇區的“真正的銅牆鐵壁”。

制度建設是從嚴治黨的保証

制度建設是從嚴治黨的根本保証。隻有制定科學的制度才能“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才能真正做到以嚴的措施約束黨員干部，防止不良作風和腐敗現象的產生。為此，古田會議在黨的制度建設方面進行了有益的嘗試。

古田會議創新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古田會議既反對 “家長制”，又反對“極端民主化”，明確強調要“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要從教育上提高黨員政治水平”，並制定了一系列重要原則。民主集中制的創新，“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權力得到有效的制約和監督，從組織制度、工作制度上規范了黨員干部的行為。

古田會議制定了嚴格的紀律。紀律是革命工作的基本保障。早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就制定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由於紅軍官兵還不同程度地存在分散主義、宗派主義等錯誤傾向，紅軍侵犯人民群眾利益的事情仍時有發生，直接影響紅軍和群眾的關系。如不及時加以糾正，勢必給“群眾以不好的影響”，勢必失去群眾的擁護和支持，危及黨和革命的發展。為此，毛澤東在古田會議上再次重申要“嚴格地執行三條紀律”﹔要充分做好“上門板，捆禾草，掃地，講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照還，賠償損失”這些注意事項﹔要“廢止對紀律的敷衍現象”﹔並指出“上門板、捆禾草等項是從行動中擴大紅軍影響、增加群眾對紅軍信仰的良好方法，應當好好地去執行”﹔“紅軍紀律是一種對群眾的實際宣傳”。正是由於古田會議重申並制定了嚴格紀律，增強了蘇區干部維護人民利益、嚴守黨的紀律的觀念意識。

古田會議初步建立了監督機制。沒有監督的權力是危險的，不受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因此，古田會議十分重視監督的作用，提出使黨內思想和黨內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的口號，從各方面總結了黨內批評的目的、意義、任務、途徑和方法以及存在的錯誤傾向，進一步形成了比較系統的思想理論，使黨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作風向規范化、制度化方向發展。同時強調，要充分發動不同系統之間的批評和群眾的批評，比如“發動地方黨對紅軍黨的批評和群眾政權機關對紅軍的批評，以影響紅軍的黨和紅軍的官兵”。因此，黨內外監督成為從嚴治黨的重要手段。

古田會議建立的各種制度具有極大的科學性，大大地規范、制約、監督了黨員干部的權力，從而保障了蘇區黨員干部健康成長為讓廣大蘇區群眾滿意的革命戰士、使黨成為蘇區人民衷心擁護的黨。

正因為古田會議在從嚴治黨方面創造了一套好的方式方法，從而把蘇區黨組織建設成為蘇區人民衷心擁護、經得起各種風浪考驗、朝氣蓬勃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為中央蘇區在殘酷的斗爭環境中不斷發展壯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作者單位：古田會議紀念館） 

      （《刊授黨校》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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