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與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

【摘 要】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要繼續從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延安精神是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的源頭：思想建黨的思想成熟於延安，延安整風是全面從嚴治黨集中教育形式的范本，把黨的建設提到“偉大工程”高度不斷推進是黨建理論的重要發展。全面從嚴治黨是延安精神在新時代的當代版，要高舉延安精神的旗幟，弘揚延安精神和新時代的延安精神。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必須長期堅持，一代一代地接力進行。

【關鍵詞】新時代﹔延安精神﹔全面從嚴治黨

2016年2月，習近平同志到陝西視察時特別強調，“我們黨是一個具有長期奮斗歷史和優良革命傳統的黨，也是一個緊跟時代步伐、善於與時俱進的黨。黨的建設必須堅持繼承和創新相結合，結合時代條件發揚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全面從嚴治黨要繼續從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這些重要論斷，為我們努力踐行全面從嚴治黨的要求指明了方向。

一、延安精神是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的源頭

延安精神是黨的光榮傳統和偉大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共產黨人奮斗歷程的精神印記和恆久不變的精神家園，是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的源頭。

（一）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理論基礎的思想建黨思想成熟於延安

早在1929年古田會議決議中，毛澤東就根據中國的特殊國情和中國共產黨的特殊黨情提出了“思想建黨”。那時他還不是全黨核心，在極其艱苦的革命斗爭條件下，他領導紅四軍下井岡山轉戰閩西、贛南，創立了中央蘇區。那個時期黨的建設任務極其繁重，毛澤東能提出“思想建黨”這一思想，來鞏固和發展黨的隊伍，這在黨的建設史上，是一個非常偉大的創造。如果說毛澤東的思想建黨思想發祥於井岡山和中央蘇區，那麼這一思想的成熟以及成為全黨進行自身建設的重要指導方針則是在延安。經過遵義會議特別是六屆六中全會以后，毛澤東的全黨核心地位在共產國際的首肯下，已經確立。此后，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論著中，對黨的建設理論作了進一步闡述。針對抗戰以來黨的隊伍有了很大發展，黨內小資產階級成分更加佔多數、非無產階級思想大量存在的狀況，他明確提出共產黨員不僅要在組織上入黨、而且要在思想上入黨。“有許多黨員，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並沒有完全入黨，甚至完全沒有入黨。”我們的黨“為要領導革命運動更好地發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須從思想上組織上認真地整頓一番。而為要從組織上整頓，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頓，需要展開一個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斗爭”﹝1﹞875。毛澤東在延安時期關於黨的建設這些論述，是我們黨創新的思想建黨思想達到成熟、也是黨的建設理論成熟的重要標識。延安時期成熟了的思想建黨這一思想，對我們黨真正成為全國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起了決定作用。延安精神之所以能成其為延安精神，黨的建設理論特別是思想建黨思想起了決定意義的作用，而這正形成了新時期我們黨全面從嚴治黨理論基礎的一個重要源頭。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的另一個理論源頭，就是鄧小平1980年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中提出的制度治黨治國思想，也即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思想。習近平在2014年“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總結講話”中，將毛澤東和鄧小平的這兩個思想結合起來，第一次提出了“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的新思想。隨后在2014年的12月，又明確提出全面從嚴治黨戰略。由上可見，內涵有思想建黨的延安精神，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開啟的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源頭。

（二）延安整風是全面從嚴治黨集中教育形式的范本

在延安時期，我們黨加強自身建設有很多原創性舉措。採取集中教育形式進行整風學習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創新。鑒於過去開展黨內斗爭的“左”的教訓，毛澤東提出在整風運動中一定要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對以前的錯誤要不講情面的揭發，同時作實事求是的分析。揭發錯誤、批評缺點的目的不是把人整死，而是為了使有缺點錯誤的人變成好同志。整風的內容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整風的具體步驟就是認真閱讀文件，聯系個人思想和工作，自我反省，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提高認識，總結經驗，達到增強黨性的目的。黨內集中整風的最大成果，就是提高了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使黨的作風有了巨大轉變。

延安整風對於把黨建設成為馬克思主義政黨起了無可替代的歷史作用。講延安精神，就不能不講整風，延安整風是延安精神不可或缺的內容，否則延安精神就失去了其內核的完整性和全面性。全面從嚴治黨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自2013年開始，我們黨進行了多次集中教育活動，其中最有影響的就是“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2015年開始的“三嚴三實”教育活動以及“兩學一做”教育等。盡管這些教育活動的內容與延安整風很不一樣，但在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開始時，習近平就明確指出：這次教育實踐活動借鑒延安整風的經驗，提出了“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總要求。他還多次強調，要讓咬耳朵、扯袖子，紅紅臉、出出汗成為一種常態。實際上，全面從嚴治黨的集中教育活動都運用了延安整風教育的活動形式，既集中學習，深刻領會中央文件精神，提高馬克思主義認識水平﹔又認真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踐行“咬耳朵、扯袖子，紅紅臉、出出汗”要求，一改過去集中教育活動走過場的形式主義，初步達到了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目的。

（三）延安精神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將黨的建設提到了“偉大工程”高度來不斷推進

這是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提出的一個重要思想。他說：“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這是黨的建設的重要任務。我們把這個任務稱作黨的建設的“偉大的工程”。“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迫切地需要建設這樣一個黨，建設這樣一個黨的主觀客觀條件也已經大體具備，這件偉大的工程也正在進行之中。”﹝2﹞602基本要求就是，在把黨的數量的發展與質量的提高緊密結合的同時，更強調把黨的思想建設、政治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和制度建設融為一體，更全面地指明了黨的建設的目標和內容，是黨的建設理論的又一個重要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歷屆黨中央都將黨的建設作為“新的偉大工程”不斷向前推進。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進一步將全面從嚴治黨作為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深入推進。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我們黨要始終成為時代先鋒、民族脊梁，始終成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自身必須始終過硬。全黨要更加自覺地堅定黨性原則，勇於直面問題，敢於刮骨療毒，消除一切損害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蝕黨的健康肌體的病毒，不斷增強黨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社會號召力，確保我們黨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強大戰斗力。並且，他還將這個偉大工程與我們黨進行的偉大斗爭、偉大事業、偉大夢想緊密聯系、相互貫通起來，成為新的“四個偉大”。強調在這“四個偉大”之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他認為隻有這樣，才能確保黨在世界形勢深刻變化的歷史進程中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在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和考驗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全國人民的主心骨，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堅強領導核心。這也說明全面從嚴治黨就將這一新的“偉大工程”推向了新階段。從這個意義上說，延安精神也是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的源頭。

二、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是延安精神的當代版

關於延安精神，目前學界盡管有不同的概括，但這並不影響延安精神主要凝聚了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革命精神這一基本內涵。延安精神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精神，作為一種精神財富，它是超越地域空間和歷史時間的。可以說，延安精神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一種精神傳脈，全面從嚴治黨就是它在新時代的當代版，要如何理解這一總結呢？

如果將前面講的延安精神是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的源頭視為正命題，那麼講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是延安精神在新時代的當代版，則是講兩者關系的逆命題。有的關系隻能講正命題，不能講逆命題，即不能來回邏輯推理，隻能順推，不能反推。而延安精神與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的關系，既可正推，也可反推。這是很難得的。比如，思想建黨這一思想是在延安時期成熟的，是延安時期加強黨的建設的靈魂。70多年后的今天，思想建黨又成為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戰略的核心。再如，前面說的延安整風這種集中教育形式，無疑是延安時期黨的建設特別是思想建黨的重要載體。誰能想到，目前在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活動中，它又成為了集中教育的主要范式。盡管具體內容不同，但集中教育這種形式和要求，如前所述，又是70多年前歷史的借鑒。

（一）高舉延安精神的旗幟，弘揚延安精神包括延安整風的正能量

前面說了延安整風是中國共產黨成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一個重要關鍵。沒有延安整風，我們黨不可能成為現在世界上最強大、且執政近70年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但對於怎樣看待延安整風的歷史作用，這些年來，有一種很不協調的聲音。我們不是講要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嗎？對延安整風就存在這種歷史虛無主義傾向。有的研究者，在學術研究中片面夸大延安整風運動后期審干和搶救運動的負面影響，否定延安整風的正面歷史作用，進而否定延安精神。其實，對於延安整風運動后期審干和搶救運動中出現的偏差，改革開放以來，在講這段歷史的主流文本中從來沒有掩飾過。2002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在論述整風過程中的審干工作時是這麼描述的：“在審查干部中對敵情作出過分的估計，把審干工作主要視為鋤奸、反特斗爭，並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點錯誤或歷史上尚未弄清楚的問題，輕易地懷疑為政治問題以致反革命問題，並採取‘逼、供、信’的錯誤方法，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以‘搶救運動’為代表的反特斗爭嚴重擴大化錯誤。”﹝3﹞622 1944年春，中共中央領導有關部門開始對錯案進行甄別平反，並對受到冤屈的人員賠禮道歉。毛澤東主動承擔責任，多次在公開場合向受到傷害的同志道歉。﹝3﹞624這樣的評述是客觀的，是馬克思主義者應有的慎重的態度。我們怎麼能因審干工作中出現的錯誤來否定延安整風運動呢? 對整風運動中審干和搶救運動錯誤片面夸大的論述，是缺乏調查研究、違背實事求是精神的，是對延安精神的片面理解和對歷史的不尊重。提出這個逆命題，就是反其道而行之，要高舉延安精神的旗幟，弘揚延安精神包括延安整風的正能量。

（二）對延安精神內容的概括，有一個與時俱進和怎樣與時俱進問題

目前活躍在黨和國家政治舞台和其他各條戰線上的砥柱之才，有不少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當年在延安的不少知青也成為了新時代許多領域的領軍人物和骨干力量。對“文革”十年內亂這段歷史，1981年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已有明確結論。“文革”給黨和國家造成的巨大破壞，給許多家庭造成的苦難，年歲大的人都還記憶猶新。那種要為“文化大革命”翻案的暗流也是一種歷史虛無主義傾向，同樣要堅決反對和高度警惕。但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並不是說這十年內的所有決策都是錯誤的，都要堅決否定。對於具體問題一定要具體分析。比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問題，對這段歷史、對這個問題也要作歷史的辯証的分析。的確，它使一代青年失去了接受正常的高等教育的機會，使后來國家發展出現了人才斷代的困難。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都要從兩個方面進行分析，還有“壞事”變“好事”的辯証法。因此，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問題，也不能隻看到其負面的消極后果，還要看到它對知識青年經受艱苦鍛煉而成長的積極影響。就拿延安知青來說，不少人成為了黨和國家的棟梁之才。君不見，黨的十八屆中央委員會七個常委中就有兩個是延安知青！這裡，就可以提出對延安精神需不需要豐富和拓展它的內涵，有沒有一個新時代的延安精神問題。如果有新時代的延安精神，又怎樣與當年的延安精神相銜接和貫通。我對整個延安知青這段歷史不了解，缺乏對這個問題的發言權。這裡先提出這個問題，供研究黨史和延安精神的同志參考。提出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是延安精神在新時代的當代版，就是萌生了延安精神是否要與時俱進和如何與時俱進這個不成熟的想法。

三、全面從嚴治黨與中國共產黨共生共存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管黨治黨的認識從理論到實踐都不斷深化。從提出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到講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永遠在路上，再到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的論斷，這個不斷遞進的認識體現了對中國共產黨的特質和對管黨治黨規律的深刻揭示。

第一，這是由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擔當的歷史使命決定的。因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要保持先鋒隊的特質永不變色，就必須堅持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我們黨要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讓中華民族以更加昂揚的姿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樣艱巨而光榮的歷史使命，決定了必須永遠堅持全面從嚴治黨。

第二，這是由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決定的。我們黨執政的基礎和力量的源泉在廣大人民群眾之中。隻有黨風正，人民群眾才會擁護共產黨。黨風不正，就會把黨和人民群眾隔離開，疏遠人民群眾，嚴重損害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堅持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就是要不斷厚植黨的執政基礎，隨時糾正脫離人民群眾的不良作風，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使我們黨永遠贏得人民群眾信任和擁護，使黨的事業始終擁有不竭的力量源泉。這樣，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才有基礎保障。

第三，這是由中國共產黨隊伍的新陳代謝、更迭流長的要求決定的。我們黨是個已有近百年歷史的老黨，但是它的隊伍會隨著歷史發展而不斷更新。這是自然規律使然。對老黨員要不斷教育，使之與時俱進，保持活力。對新黨員尤其要加強教育，使之牢固樹立革命的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砥礪奮進。這種教育，既有常規學習教育，也要進行集中教育活動。歷史經驗証明，每隔幾年進行一次集中教育活動，非常必要。否則就會產生失之於寬、失之於鬆、失之於軟現象，乃至腐敗變質。黨的十八大以來進行的反腐敗斗爭，再一次証明了這一點。因此，管黨治黨必須全面從嚴，不能有任何一個空白點和死角。隻有這樣長期堅持下去，一代一代地接力進行，中國共產黨才能永葆先進性。 全面從嚴治黨與中國共產黨共生共存，是中國共產黨作為先進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存在的歷史需要、時代需要和面向未來的需要。

【作者簡介】石仲泉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參考文獻：

﹝1﹞毛澤東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1921—1949）上冊﹝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