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藝人眼中的魅力周恩來 

美德恩來，風採猶在。

周恩來總理逝世已經４２個春秋了，大家感情上卻總覺得還是新喪，大約是由於我們經常地、不斷地、深邃地思念起他的緣故吧。周恩來，作為北京人藝的奠基人和良師益友，他的音容笑貌仿佛又一次次出現。

秋夜

1959年秋天的一個夜晚，北京人藝史家胡同56號宿舍大院裡，一株根深葉茂的核桃樹下，停放著一輛黑色的吉斯牌轎車。劇院的員工，甚至家屬們一看便知，這是周恩來總理來了。

在宿舍樓東側二層老演員舒繡文的家裡，繡文正在和青年演員劉華聊天。突然，房門打開，周總理微笑著走了進來。繡文和劉華一下子驚喜地呆住了。

周總理看著他們，親切地說：“繡文，那天在晚會上我向夏淳問起你，聽說你的心臟不大好，所以來看看。”繡文連忙感動地連連點頭，一時不知道說什麼好。

周總理在沙發上坐下以后，詳細地了解對方的病情，並且詢問吃了什麼藥，飲食怎麼樣，囑咐著：“一定要多多保重”。

消息傳開了。人們陸續地走到這裡來，他們有的是周總理點名邀請的，有的是自己主動來的，不大的工夫，便把那間20平米的小房子擠得滿滿的。

在周總理面前，大家無拘無束，談笑風生，如同接待一位最尊敬的長者和最親密的朋友。話題是廣泛而有趣的，無所不包。

周總理突然抱起雙臂，笑盈盈地提出了很有意思的問題，來考考大家——你們講講，怎樣才能燒好江南的名菜“獅子頭”？

人們禁不住怔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真是一時回答不上來。

繡文、劉華、呂恩、楊薇等女演員，隻能邊想邊說湊出答案來。比如，“瘦肉末加上蔥和姜。”“還要放上味精和澱粉。”“不要忘了放鹽。”“千萬不能放醬油。應該放點兒料酒。”……等等。

周總理認真聽著，隨口又問了一句：“哪一位能說出來，除此以外還要再放些什麼啊？”大家不語，都在皺起眉頭認真想著。

繡文突然高興地拍著手：“還要放一點兒鮮筍丁！”大家都應聲稱是。

周總理還繼續問：“為什麼呢？”繡文停了一下答：“這樣吃著顯得更嫩一點兒！”大家鼓起掌來支持。

周總理不以為然地擺擺手說：“不完全對。哪一位還有高見？”大家又不吭聲了。

周總理環視著大家，伸出一個手指，輕聲地說：“應該放一些荸薺丁，不但可以更嫩一些，還可以更鮮一些。”這時，房子裡響起了熱烈的掌聲和會心的笑聲。

周總理也笑了，仿佛比別人笑得更加歡暢些。

那天夜裡，周總理和大家談得很舒暢，很盡興，很滿足。

其間，周總理還讓劉華把小兒子楊燁趕快抱來給他看看。楊燁叫了一聲“周爺爺”，周總理就親切地把孩子抱在懷裡不斷逗趣。頑皮的楊燁在談話的過程中，一直在周總理的身上爬上爬下，一會兒摸摸老人的臉，一會兒又摸摸老人的皮鞋。突然，楊燁出神地看著周總理的下巴。周總理笑著問：“怎麼了？不認識周爺爺了嗎？”楊燁忙解釋：“周爺爺，我爺爺有胡子，你怎麼沒有胡子啊？”周總理摸著自己的下巴答道：“周爺爺天天刮胡子，要是不刮，那就比你爺爺的胡子還要長哪！”大家一陣大笑。劉華看著十分不安，急忙要把楊燁抱過來。周總理卻揮揮手說：“讓孩子和我玩玩嘛！”說完又是一陣爽朗的笑聲，並把孩子緊緊地抱在懷裡。這時，楊燁和周總理又在一起玩得更加起勁了……

握手

幾乎在每次周總理到來之前，劇院的領導人都會囑咐大家：“總理在長征當中，騎馬摔傷了胳臂，握手的時候，我們千萬不能用力，要輕點兒，再輕點兒。”大家都會紛紛點頭同意。然而，到了握手的片刻，我們倒是小心翼翼了，周總理卻滿臉帶笑地、興奮地、用力地用手上下擺動好多次才肯停止。這真是讓人又高興，又心疼，我們就像是自己做錯了什麼事一樣。

與周總理握手，更值得提到的，就是他總要從離他最遠的同志握起。如果握不到，他就走到對方跟前去一一握手，從不怕麻煩，不怕辛苦。秘書解釋說：“總理認為站得最遠的人，也是最擔心握不到手的人，應該盡量不要讓他們有所失望。”1957年5月12日的深夜，周總理看完戲就陪著我們演職員，從首都劇場一直步行回到史家胡同56號宿舍。途中，遇到了正在掃馬路的女清潔工，周總理走過去，拉起了對方的雙手緊緊握著說：“同志，辛苦了。感謝你呀，人民感謝你！”

讓人能牢記的是周總理握手的具體方式——他總是先伸出手來拉住你手，然后再用那雙明亮的大眼睛專注地對准你的眼睛，凝視片刻以后，握緊你的手並用力地上下擺動幾次，最后才肯緩緩放開。有人說：“這不僅僅是肢體的接觸，更是心靈的溝通、交流和補償，能夠讓人感到一種精神上的滿足和享受。”

周總理工作忙碌是可以想見的。他經常是要等到工作結束，才能問秘書還有沒有安排，如果沒有那就去人藝看戲。首都劇場楊經理每天都要存下幾張保留票，等到演出以后再處理。一天，保留票剛處理掉，突然接到電話——周總理要來看戲。楊經理急得滿頭大汗，真不知道如何是好。最后他隻好把第7排中間幾個座位的熟悉觀眾，用好話請到邊上的座位上去。這時，周總理也已經到了。二話沒說，就悄悄地被帶到第7排座位上去就座。

中間休息的時候，周總理來到小休息室。他趕忙問：“我坐的座位原來是不是有人呢？”楊經理隻好說出了實情。周總理一下子激動地說：“世界上根本沒有這樣的道理，人家是先來的，我這個后來的反而要把人家趕走。不能這樣，一定不能這樣。楊經理，休息以后你要把人家請回到原來座位上去，而且要向人家賠禮道歉。……要道歉！”他停了一下又交待：“你們劇場裡不是有一個導演間嗎？我就坐在那裡看戲好了。”楊經理隻能點頭照此辦理。

休息以后，幾個熟悉的觀眾回到了原來的位子上，周總理卻坐到了觀眾席的最后方，又遠又看不大清、聽不大見台詞的導演間裡。從此以后，似乎有了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周總理隻要是來得遲到了，就堅決要求到導演間裡去看戲，不能有其它的任何特殊安排。

批評

1961年的夏天，劇院正在演出《雷雨》。幾十年來一直支持曹禺這個代表作的周總理，再一次來看戲。6月6日，第一次來看戲，由於有要事中途退場﹔6月8日，沒有想到接著第二次又來看戲。為什麼會如此呢？這裡邊有一個故事。新中國建立以后，優秀經典劇目《雷雨》是由北京人藝首演的，演員也全部換上了新的陣容——鄭榕扮演周朴園﹔朱琳扮演魯侍萍﹔呂恩扮演蘩漪﹔於是之扮演周萍﹔胡宗溫扮演四風﹔董行佶扮演周沖﹔李翔扮演魯大海﹔沈默扮演魯貴。周總理第二次看戲的時候，在休息當中，導演夏淳匆忙跑到后台來，告訴於是之：“多注意，總理對你的台詞不滿意，聲音太小。”演出結束以后，中央文化部副部長夏衍先來到后台，也對於是之說：“你要准備聽取總理的批評。”接下來，周總理就來到了小休息室。大家落座以后，於是之心裡很是緊張。然而，完全出乎意料的是，周總理並沒有一開口就批評於是之，而是首先談到了當時“大躍進”當中的一些過火失當行為，勞逸結合注意不夠挫傷了群眾的積極性。他說：“你們都是善於演戲的了，都有一定的基本功訓練，可以把戲演得很好，這次演出是因為趕任務而影響了戲的質量嘛！一圖快，就往往不容易把人物刻畫得深刻。我總覺得應該在質量上好好研究一下，別隻為了趕任務而降低了質量。”

最后，周總理才把話題轉到了於是之身上。他說：“是之，你的台詞讀的聲音太輕，使觀眾聽不清，不好。”同時，又很快擴展開來說：“一個演員在台上要做到‘目中無人，心中有人’。眼睛不要看觀眾，但是心裡要有觀眾。眼睛老看著觀眾就忘了戲裡的環境和人物關系，但是隻顧自己的‘真實’，心裡忘了觀眾，聲音小得叫人聽不見，也就沒有了群眾觀點。是這樣嗎？”事后，於是之又從劇場楊經理那裡了解到，如下的一些背景情況——周總理第一次看戲的時候，就已經感到於是之的台詞不清，楊經理說：“總理，可能是你坐的7排座位聲音效果不大好。”周總理第二次來看戲，問楊經理什麼位置聲音好一些？得到的回答是：第10排左右。於是，周總理執意要坐在第11排的座位上，誰也勸不動他。他在那裡聽到了第二幕，自己仍然聽不大清楚，並且竟然又問身旁的觀眾：“同志，你聽得清於是之的台詞嗎？”結果還是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周總理認真地對曹禺老院長說：“我是愛你們心切，所以要求苛刻一些！”

指導

1961年4月27日和28日，周總理兩次來到首都劇場，觀看歐陽予倩早年寫出的作品《潘金蓮》。並且在28日演出以后，還專門召開了座談會。他邀請了劇作者、導演、演員、劇院領導人、戲曲界名家，以及中央文化部領導人來參加。

周總理開門見山地說：“今天座談會的主題，就是如何看待《潘金蓮》這出戲，如何理解潘金蓮這樣一個人物。”接下來，他首先點名啟發大家發言——

“方琯德，你是導演，先說說嘛。”

方琯德說：“潘金蓮把武大殺死這一點很難解釋，為了自己解放殺死丈夫，這總不是好事，很難讓觀眾同情。”

周總理又請潘金蓮的扮演者狄辛發言。

狄辛說：“潘金蓮的所作所為是針對當時社會制度的反擊，只是沒有選擇到正確的道路，殺死一個無辜者求得個人解放是不對的。”

周總理對武鬆的扮演者田沖說：“你這個英雄人物，有什麼看法？”

田沖說：“劇本是30多年以前寫的，當時作者是企圖表現婦女反抗封建壓迫的思想，可是今天再看這個戲覺得有不足之處。”

周總理接著啟發金雅琴說：“你這個王婆，穿針引線都是你一手包下來的，又是怎麼個看法呢？”

金雅琴說：“我演的是個壞人，完全可以肯定。可是潘金蓮害死丈夫是不好的。”

周總理最后說：“焦先生，你是總導演，有怎樣的看法呢？”

焦菊隱說：“這個戲究竟應該肯定誰？是武鬆還是潘金蓮？始終找不到答案。”

夏淳導演說：“寫出這個戲是出自反封建的願望，可是戲裡提出的問題，選擇的題材完成不了這個任務。”

周總理點點頭說﹔“等一下，我還要坐火車到邯鄲，去參加明天的‘五一’勞動節的活動。大家要抓緊時間各抒己見。”

譚富英說：“戲裡提出的問題不好解決。”

小白玉霜說：“過去我演評劇《潘金蓮》，有一個明場交待出潘金蓮是被迫殺死丈夫的……”

舒繡文說：“武鬆殺嫂不能歌頌，潘金蓮殺夫也不能被人同情！她殺的是一個老實農民武大郎，如果殺的是張大戶、西門慶這樣的人，那就值得我們同情了。”

於是之舉起手來要發言。

周總理笑著說：“《名優之死》裡的教師爺請講。”

於是之說：“我看隻要把張大戶對潘金蓮的壓迫再寫得充分一點，這個戲還是可以演的。”

歐陽山尊說：“現在看這個戲，覺得有些單純性格美的味道。”

周總理提高聲音說：“我們請歐陽老談談吧。”

歐陽予倩點點頭說：“1924年寫戲的時候，我看到許多婦女受壓迫，心中很悲憤，於是想寫一出戲借以揭露當時的黑暗。我是唱花旦的，這才寫了潘金蓮。我自己演這個角色，周信芳演武鬆。那時候演戲不像今天，連台詞都是一邊演一邊豐富補充的。演出中，我同情潘金蓮﹔周信芳同情武鬆，就把他處理成英雄。我們各演各的戲，沒有想到主題思想的問題。現在有必要重新考慮這個戲的主題思想問題。這個戲究竟要說明什麼？影響觀眾的又是什麼？”

周總理停了一下說：“歐陽老說到當時寫這個戲和演這個戲的思想活動，我是完全理解那種心情的。可是這個戲今天重新上演，就要考慮到對一些青年人的影響問題。潘金蓮不是一個反封建的典型。張大戶壓迫潘金蓮，她反抗是好的，值得同情。可是后來她變了，她殺了人，而這個人又是勞動人民，是一個老實的農民。潘金蓮和西門慶的私通行為是走向墮落，這種行為就沒有辦法讓我們同情了。如果潘金蓮為了求解放，出走了，或者自殺了，當然會使人同情。勞動人民總是把同情放在被壓迫婦女方面。我想，祝英台、白娘子這些人物，都沒有殺人，沒有墮落﹔茶花女也沒有因為求得個人解放而危害別人﹔陳白露也沒有殺人嘛，她救了‘小東西’，最后自己犧牲了，所以我們同情她。”

大家聽著紛紛點頭贊同。

周總理看了看歐陽老繼續說：“歐陽老是共產黨員，所以我們對他的作品就要求得嚴格些。盡管《潘金蓮》是1924年大革命時期寫出來的作品，我們必須用今天的眼光重新認識一下。為了貫徹好‘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要使每一朵花開放得更好，就必須對於存在著的矛盾予以解決，所以今天才邀請大家來談談《潘金蓮》。”他又熱情誠摯地拍拍歐陽予倩的手說：“作為我這個后來者，見到劇中存在的問題，覺得還是應該向你提出來的。今天你說的很誠懇，我非常欽佩。你的年紀大了，身體又不大好，一定要多多保重。”

就是這樣，一個問題嚴肅的、帶有原則性的戲劇創作座談會，在推心置腹、親切溫暖的氣氛當中，很有收獲的結束了。

座談會后，劇院決定停演了《潘金蓮》。

而周總理又立即讓秘書轉來指示——這個戲的停演情況不必見報加以報道。同時，讓秘書親自登門去看望歐陽予倩，請他多加保重身體。

救戲

1958年老舍先生的新作《茶館》正式在首都劇場演出了，而且受到戲劇界同行和廣大觀眾的熱烈歡迎，劇場售票處出現了“一票難求”的場面。

然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文化部的一位領導人來到劇院，嚴厲批評北京人藝領導的“右傾”指導思想，在組織創作和演出當中，“不是政治挂帥而是專家挂帥”。實際上，就是指責《茶館》是“戀舊”作品，是為剛剛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的民族資產階級“唱挽歌”。為此，《茶館》在連續上演59場，場場客滿的紅火情況下，被勒令停演打入了“冷宮”。

周總理大約是聽到了什麼關於《茶館》停演的信息，1958年9月12日來首都劇場看《紅旗飄飄》的時候，突然談到的卻是《茶館》。周總理問身邊的於是之說：“《茶館》為什麼不演了？”於是之一愣，沒有敢說出其中的全部緣由。周總理明確地說：“請你轉告黨委書記，《茶館》這個戲改一改還是可以演的嘛！”

后來，1963年的春天，劇院又趁著“新僑會議”和“廣州創作座談會”的春風，同時也是冒著一些風險，重新恢復上演了《茶館》。

1963年7月7 日，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特殊日子。那天的下午，周總理在馬上就要登機外出的緊迫情況下，匆匆忙忙來到首都劇場，看了日場的《茶館》。看完戲以后，由於時間緊迫，只是向導演焦菊隱和黨委書記趙起揚說：“《茶館》這個戲沒問題，是一出好戲。……如果有點意見的話，只是第一幕發生的時間是不是往后放一點，現在寫的是戊戌政變，放在辛亥革命前夕就更好。……不過，這個意見不要向下傳達，以免說不清楚耽誤事情。……等我以后要親自和老舍先生商量好了。”

顯然，周總理在百忙當中，極力搶出時間觀看《茶館》的演出，這本身就是對於“大寫十三年”（即當時由柯慶施提出的——不要天上的，不要地下的，隻有寫建國以后十三年的作品，才能算是社會主義文藝）錯誤理論的根本否定，也是對於北京人藝創作勇氣的“撐腰”，更是為整個國家文藝事業道路的積極“導航”。如果不是周總理的及時有力的“出手”挽救，廣大觀眾就根本無法欣賞到，今天這享譽遐邇的優秀經典劇目《茶館》了。

（《中華兒女》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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