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這樣開會

周恩來具有高度的責任心、堅定的原則性，“處理問題的敏捷有如電火行空”（郭沫若語）。他十分厭惡不負責任的官僚主義行為，一旦發生此類事情，哪怕是深夜也要召開緊急會議，及時查找問題、解決問題。這也是周恩來常用的一種開會方法。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就任國務院總理26年，領導和主持制定了一系列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決策，其中有些決策是召開會議研究產生的。周恩來嫻熟地運用開會這一領導方法，根據不同的主題召開不同的會議，集中研究和解決有關問題，成效顯著。

周恩來豐富的實踐，為我們提供了主持開好會議的范例。學習周恩來開會的思想和方法，在力戒形式主義的今天，對領導者來說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每周一會，充分聽取各種意見

周恩來虛懷若谷，以善於兼聽而著稱。他認為，隻聽一方面的意見，就會閉塞，犯片面性的錯誤，多聽各方面的意見，可以豐富自己的思想，正確地決定方針、政策及具體決策。這種思想轉化到實踐中，成為周恩來開會的一種重要方法。

國務院前身為政務院，1949年10月21日成立后，周恩來每周主持召開一次政務會議，研究討論重要決策和人事任免。政務會議成員包括總理、副總理、秘書長和政務委員，共21人。其中有共產黨員，也有民主黨派人士。

周恩來非常重視發揮政務會議的作用，要求其成員中的民主黨派人士都參加每周的政務會議，還讓他們審查有關文件，修改指示和法令。這些民主黨派人士熱情很高，積極參加政務會議，暢所欲言，各抒己見。周恩來在充分聽取各種意見的基礎上，作總結講話，集思廣益，形成決策。

來自民主同盟的政務委員羅隆基，本是不樂意開會的人，可他帶病也要參加政務會議。這是為什麼？羅隆基說：“不是政務會議上的什麼事情我都有興趣，也不是這個人那個人的講話我都喜歡聽，而是有一點深深地吸引了我，那就是在每次政務會議上，周總理總有一篇講話，教益很深，對我就像是上了一次大課，所以我舍不得不來。周總理的講話見解精辟，綱舉目張，其水平之高是一般人達不到的。”

羅隆基評價總理主持召開的政務會議有兩個特別之處：一是周總理總結講話的最大特點，在於“把其他人發言時的可取之處，也吸收進去，加以肯定”。周恩來認真傾聽每個人的發言，歸納總結時，積極吸收和熱情肯定好的意見，讓參會人感到自身價值。二是周總理“對包括我在內的其他與會人員發表的並不正確的意見，採取極其高明的方式加以糾正，使人真正心悅誠服”。對於民主黨派人士的不正確的意見，周恩來採取真誠坦率的態度，耐心地擺事實、講道理，幫助他們接受真理、修正錯誤。春風化雨，這些民主黨派人士因此心悅誠服。

從1949年10月21日至1950年10月20日，周恩來共主持召開了55次政務會議。他說：“為什麼政務會議每個星期要開一次呢？難道我們也是閑著沒事干，高興每個星期開一次會嗎？不是的。這是有好處的。”實踐証明，它是廣泛聽取各種意見，妥善作出決策的重要方式，也是發揚民主、團結民主人士合作共事的好形式。通過一次次政務會議，參會的民主黨派人士“把黨的政策傳達到他們所代表的那一部分人民中去”，這樣就團結和調動起了更多的建設國家的力量。

周恩來在主持召開其他會議研究問題的時候，也經常採用民主、兼聽的思想和方法，集思廣益，取長補短，從而形成正確的決策。

專委會議，統籌協調果斷決策

周恩來善於統領和駕馭全局，妥當處理多方面關系，順利解決各種難題。有時面對復雜情況，他會從實際出發果斷決策，以推進重要工作的開展。這是周恩來開會的又一種方法。

原子彈是新中國揚威的一個重器。1962年，為了加速研制原子彈，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專門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央專委會”），周恩來任主任，還有七位副總理和七位部長參加，領導這一“天字號工程”。

11月17日中央專委會成立當天，周恩來就召集了第一次會議，開始了全面的領導工作。半個多月裡，他連續主持召開了三次專委會議，研究研制原子彈的規劃，為二機部調集領導干部和科技人才，確定部門間的協作項目等。此后，專委會議三個月開一次﹔有急迫問題需要解決，就隨時開小會。

周恩來求真務實、嚴謹細致，每次專委會開會之前，都要審閱議題要點，仔細閱讀有關部門呈送的報告，然后再確定開會議題。這樣，會議內容就很實在，研究解決問題的效率也提高了。盡管如此，會議上仍然會出現某些爭論。每當這時，周恩來都會找到化解矛盾的方法，把復雜的問題變得簡單化。

原子彈工程浩大、投入巨大。當年剛渡過三年困難期，國家財力有限，研制原子彈的經費從哪裡來？初次搞如此大的工程，會有許多不可預知的因素，導致有些項目事先無法列入財政計劃，臨時要錢如何解決？專委會議上出現了爭論。為了切實解決這個問題，周恩來進行了認真研究和反復思考，在審查專委會第二次會議紀要時加寫了一句話：“設置專委機動費多少萬元。”難題迎刃而解，不用爭論了。一些沒有預見而又急需的項目，也可以順利啟動了。

從中央專委會成立到1964年10月16日我國成功爆炸第一顆原子彈，周恩來共主持召開了九次專委會議和若干次專委小會，解決了100多個生產、科研和建設中的重大問題。其間意見難以統一時，周恩來總是從實際出發，大膽拍板。原子彈研制幾乎牽動全國各條戰線，正是由於周恩來負責抓總、統籌協調、果斷決策、高效指揮，這一浩大工程才能有序開展、全面推進，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使壯美的夢想變成了震驚世界的現實。

后來研制氫彈、人造衛星的過程中，周恩來採取同樣的開會方法，情況復雜時運用同樣的決策方式。這既証明了總理的關鍵作用，也展示了其卓越的領導才能。

凌晨開會，解決官僚主義問題

周恩來具有高度的責任心、堅定的原則性，“處理問題的敏捷有如電火行空”（郭沫若語）。他十分厭惡不負責任的官僚主義行為，一旦發生此類事情，哪怕是深夜也要召開緊急會議，及時查找問題、解決問題。這也是周恩來常用的一種開會方法。

1973年9月10日凌晨1時，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緊急會議。民航、空軍、總參謀部的負責同志和有關人員接到通知后急忙趕來。

周恩來為什麼要在凌晨召開這次緊急會議？

9日夜，巴基斯坦的一架波音720飛機，從北京首都國際機場飛往卡拉奇，機上載有亞非國家的體育代表團和某國政府代表團。飛機升空僅5分鐘左右，機組就向機場指揮塔報告：“飛機第三發動機起火，請求返航降落！”為防止飛機降落時起火爆炸，該機組同時申請空中放油。塔台指揮員從未遇到過這種緊急情況，連忙向值班首長請示。值班首長不敢做主，便向民航總局調度值班室請示。總局調度值班室又向值班副局長報告，副局長也不敢拍板……33分鐘過去了，沒有一個人作出決斷。

情急之中，塔台指揮員要通了北京民航管理局副局長張瑞靄的電話。當過飛行員的張瑞靄聽完情況后果斷地說：“立即放油，同時做好緊急搶救准備！”他火速趕到機場，看見飛機仍在空中盤旋，還沒有放油，便搶過塔台指揮員手中的話筒，下達了命令，“720，放油降落！”由此避免了一場可能發生的災禍。

周恩來走進了會議廳，把到會的人掃視了一遍，發現了張瑞靄，就一邊走向他，一邊高聲說：“感謝你呀，張瑞靄同志！你辦了一件大好事！你的決定很正確，很果斷，很及時！”之前，張瑞靄聽說上級要追究他“擅自做主”的責任。此時，他聽了總理的評價，熱淚盈眶。

贊揚完張瑞靄，周恩來隨即轉向與會的三方負責同志，嚴厲地說：“作重要指示，像打仗一樣，應該尊重前線指揮員，你們不但不這樣做，還要追究責任，是誰決定的？”

見無人答話，周恩來問民航總局值班首長：“你當時是怎麼想的？”值班首長回答：“我也是同意放油的。”周恩來追問：“那麼你為什麼不下達指示，還要一級一級向上請示呢？”值班首長知道錯了，低下了頭。

接下來，周恩來認真查証了在場的每一級領導，發現有13個環節層層請示而沒有一個決斷的。他於是痛批道：“簡直是官僚主義！不負責任的官僚主義！這不僅是關系飛行安全的重大問題，也是關系到國際影響的重大問題！不要說延誤33分鐘，有時即使是延誤33秒鐘，也會造成不堪設想的嚴重后果！我們的事情之所以難辦，就是層層太多，又不敢負責。機構不改革不行，權力一定要下放，領導者要懂行，官僚主義要不得！”

從10日1時到4時30分，會議開了三個半小時。日理萬機的周恩來在凌晨召開緊急會議，因為這是一個不能過夜的重大問題。他親自查找問題的根源，痛批層層推諉的錯誤行為，並有針對性地提出解決問題的要求，是為了杜絕不負責任的官僚主義。

這次緊急會議后，民航總局改進了管理辦法，明確了責任和要求，提高了領導應急處理能力，周總理的指示精神得到了全面落實。

（《刊授黨校》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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