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的精神構建與道德規范

黨的十九大強調指出：面對新時代、新任務，各級干部必須要有新狀態、新作為。由此而決定了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作風建設一刻不停頓。這是使命的要求，這是時代的必然，這是人民的期願。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世界觀、人生觀的“總開關”，雖然隻有12個詞24個字，即“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等。但卻是一個精神、思想與道德的寶庫，其內涵十分豐富，在理念上和實踐中均有著最大的公約數和最高的指導值，需要我們在整個人生道路上和全部工作過程中持續不懈地加以體悟和踐行，並以具體行動使之開出靚麗的精神花朵，結出豐碩的經濟果實。

一、心存敬畏品自高

作為黨和國家的領袖，毛澤東自然是有權的。但他每次外出考察或公務出行，卻必定要由自己掏飯錢，就連茶葉也是隨身自帶的。偶或在人民大會堂開會忘了帶茶葉，喝一杯清茶臨走時也准要付費2角錢。巴菲特作為擁有500多億美元資產的全美首富，但個人生活卻節儉得驚人，不僅吃飯、穿衣皆極為大眾化，而且至今仍住在位於奧馬哈的一幢普通兩層舊屋裡。這幢房子還是50多年前用了3萬多美元購買的，到現在的估價也不過幾十萬美元。

這真是“恪遵矩度品為貴，心存敬畏行自芳”。“恪遵矩度”，之所以能使人品質高貴﹔“心存敬畏”，之所以會讓人行為美好，就在於此中不僅含有高度理性化、規制化遵奉與堅守的自覺，而且更含有認同、敬重、恭謹、佩服的心理呼應與情感契合。這也就是說，無論“恪遵”，抑或“敬畏”，雖然都具有因強制和懼怕而嚴格遵從與履行的意味和效能，但同時卻也是一種發自內心的道德升華與精神自覺。他們這樣做，除了理性認知和規制要求之外，更是一種對自我精神境界和道德品位的高度淨化與強力構建。

顯然，在“恪遵”中，承諾是以心悅誠服和由衷敬佩為基礎的。而在“敬畏”中，懼怕則始終都以敬重、恭謹和篤誠作為前提。正因為這樣，舉凡奉踐“恪遵”與“敬畏”者，便自會由於“善怕”而“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規，行有所止”。“善怕”與“懼怕”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當然也有著天壤之差的內涵。前者是因敬佩和信服而怕，所以在工作中便唯恐做不到和做不好應做與該做的事情，在生活中則時時收斂欲望，處處知止而樂，總有一種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警醒與謹慎。而后者則由於只是單純的懼怕，所以便難免在工作中和生活上只是消極規避，繞開雷區，甚至是在同政策、規制、道義、良知“玩”著躲貓貓的游戲。坊間有言：若要你滅亡，先讓你瘋狂。而之所以會瘋狂，則惟因失卻敬畏之心而無視矩度之約。

“恪遵”和“敬畏”的基礎與前提，始終都在於高度自覺的真誠、崇敬、感佩與奉獻，而它們的靈魂則永遠都凝聚在一個“善”字上。隻有當這個“善”字切實煥化為意識底蘊、精神素養和理想追求時，才會使人進入生命與事業的最佳境界，也才能為人民和國家做一些實實在在的事情，所以古人說：“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須從薄冰上履過﹔思立揭地掀天的事業，定從烈火中煉來。”

無論歷史和現實，都無時無處不在為這一人生至理與世事公約做著有力的佐証和詳實的注解。司馬光貴為大宋朝的宰相，做官40余年，但卻僅有薄田三頃，陋舍數間，其妻去世時竟然無資發喪，隻得典當田畝以置棺木。當然了，身為宰相的他，並不是由於俸銀拮據乃至生計艱澀，而倒是他將所獲俸銀連同皇帝的賞賜，皆盡數捐為公用和周濟窮人了。就是這樣一個深信“儉能立名成業，侈必墮落自敗”的仕途達人，卻以其曠世之辛勞為我們留下了永放韶華的《資治通鑒》與《家范》，僅在《四庫全書》中就收入了他的16種著作，計有457卷之多。另一位憂國恤民的文宗正公范仲淹，不僅節儉廉潔，奉民為天，而且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將勤謹奉獻、事上惠下作為自己至高的心願與終生的追求。當哥哥范仲溫要他為侄子謀取職位時，他卻在《與中舍書》的回信中對侄子的做人和進學提出了尤為酷苛的標准與要求。當侄子以優任事之后，他又立即嚴肅指出：“汝守官處小心，不得欺事……莫營私利。”這其實也正是他和兒子范純仁的為官之道與處世之則。一生勤勉奉公、廉潔從政的范仲淹，雖然自己因節儉而幾於清貧，但卻捐資助學，惠澤后世，真真切切地用全力踐行了“以天下為己任”的宏圖誓願。作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國藩，一生均倡導和奉行“勤奮、儉朴、求學、務實”的仕宦之規與人生之理，他在寫給女兒曾紀芬的信中說：“予自三十歲以來，即以做官發財為可恥，以官囊積金遺子孫為可羞。蓋子孫若賢，則不靠父輩，亦能自覓衣食﹔子孫若不賢，則多積一錢，必將多造一孽，后來淫佚作惡，大玷家聲。故立定此志，決不肯以做官發財，決不肯以銀錢予后人。”

其實，歷史和現實不僅常常是相通的，而且往往是相似的。既然“恪遵矩度品為貴，心存敬畏行自芳”所體現和揭示的是一種法則，是一個規律，那它就必然會富有強大的社會性和旺盛的生命力，也一定能夠成為時代的精神脈動與大眾的人格冀求。這從50年前焦裕祿所親自起草並帶頭執行的《干部十不准》，到50年后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所制定公布的新的《蘭考縣黨員干部“十不准”》中，便能清楚地看出來。諸如“革命者要在困難面前逞英雄”、“任何時候都不搞特殊化”、“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金杯銀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之類飽含摯意與至理、兼具剛性與柔情的話，在任何時候都是大眾的期待與干部的遵從。特別是當79歲的蘭考縣葡萄架村老支書孫世忠從“心中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的焦裕祿，說到今天一些“心裡隻有自己”的干部時，其所引發的就不僅是心中的驚瀾，而更是深深的思考。

是呀，當“一律不准送戲票”，“十排以前戲票不能光賣給機關”也赫然成為明文規定的時候﹔當焦裕祿的女兒要求食品廠的領導專門給自己安排最差的崗位，並說：“好單位干部子女不能去，俺爸規定的”時候﹔當雙目失明的鄉村老大娘在風雪之夜抓住握著她手的陌生人問道：“你是誰？”焦裕祿回答：“我是你兒子”的時候﹔當人們目睹焦裕祿生前用過的那生鏽的鋤頭、帶著窟窿的布鞋和綴著42個補丁的被子的時候，誰還能遏制住滂沱熱淚的涌流，不從心底裡大聲呼喊“恪遵矩度品為貴，心存敬畏行自芳”呢！

二、德才兼備德為先

當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的時候，當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開始收獲果實的時候，人們普遍有一個強烈的社會期待，那就是黨風政風得到明顯好轉，馭權施政的效益和質量更上層樓、更有檔次。而這，在很大程度上又取決於各級干部的素質、覺悟和能力的大幅提升，使命感、責任心與公仆意識的有效加強，也就是人們常說的隻有干部德才兼備，為政方能績效皆優。

正因為如此，《大學》的開首之句便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由此可知，“德”的問題已然是一個很老的問題了，早在人類社會形成的初始階段，對“德”的要求與評鑒就成為勘人治世的要略，並在實踐中將之與“道”和“才”合而為一，共同構成賢能之人的必備條件與對之進行評鑒的基本標准。《論語》有雲：“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這實際上是對“德”的內蘊的延伸與擴大，使“德”在同道、仁、藝的結合中實現升華，產生效能，形成善果。因為道是本，德是用，要通過德來落實道。至於“仁”和“藝”，那則是對“德”的放大、對“才”的聚納了。

正由於“德”是對人的品質要求，“才”是對人的能力要求，所以德才兼備也就自然成為對人的全面要求了。不論這個命題多麼古老，也不論社會發展到了何等階段，對“人”的要求和評鑒都始終無法離開這兩個標准，因為它們最為有效地代表了人的本質和本色，是人作為“人”的先決條件與特殊標識。人之所以“最為天下貴”，就在於人具有足以戰勝自然、認知社會、運應規律、創造文明的意態和能力，而這意態與能力的直接體現，就是人所特秉的“德”與“才”，也即思想與知識、品格與能力、志向與方略、精神與智慧。任何歷史的有效發展、時代的積極變革和社會的文明進步，其最本質的推動力量都是人民群眾，而作為人民群眾的中堅力量和引導力量，則無疑總是那些堅守在各自崗位上的不斷創業、創績、創優、創新的人們，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正是德才兼備，品能皆優，且由此而書寫了民族的輝煌，鑄就了歷史的脊梁，成為后來者尊崇和效法的楷模與榜樣。

作為人的至高標准和完美境界，德才兼備自然是令人向往、令人景仰、令人艷羨的，既無人敢於也無人能夠對它有所排斥和否抑。其真正意義上的分歧，則往往表現在對這個標准的實際踐行與具體評鑒上。正因為如此，才使這個古老命題得以常說常新，總有著挖不完的內涵和辯不盡的是非。曾任宰相之職的司馬光從實踐中得出結論：“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這，或許就是德才兼備之論的肇始，其意義和作用不言自明。至於對德才偏廢的后果，司馬光更有著獨到的見解，他說：“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為什麼呢？因為“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特別是“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決其暴”。相比之下，愚者“雖欲為不善”，卻終因“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而不得不作罷。這也就是說，德才兼備的人，既想做好事和愛做好事，又有能力把好事做好﹔無德有才的人，既想做壞事和愛做壞事，又有能力做成壞事。而無德無才的人，他即使不想做好事而想做壞事，也不具備相應的智慧和能力。顯然，在司馬光看來，堪為重用和堪當大任的人，隻能是德才兼備的人。其次則是，寧肯用無德無才的“愚者”，也不可用有才無德的“小人”。因為“愚者”雖干不了事卻也壞不了事，“小人”則往往有可能辦壞大事和鑄成大錯。

我們的各級干部，不論官大官小、是官非官，都是人民的公仆，都是以竭誠為人民服務作為最高宗旨和最終追求的。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德才兼備、品能皆優，切實做到信真理、知責任，明大義、懂規矩，敢擔當、勇創新，始終堅持正確對待權力、正確對待名利、正確對待群眾，時時刻刻把“為民務實清廉”銘刻在靈魂裡，落實在行動上，堅持用“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的標准履職任事，在工作實踐中堅決做到“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真真正正用自己的行動讓老百姓感到你就是他們自家人，隻見公仆不見官。因為對於身處改革前沿和時代激流中的人民公仆來說，德才兼優的集中體現，就是政治堅定、信仰忠誠、目標遠大、道路自信、思想明睿、精神振奮、勤謹敬業、勇於創新、廉潔守矩、竭誠服務、處事精干、關愛群眾，用自己的無私奉獻和卓越業績將“中國夢”落實到行動上，把老百姓常裝在心坎裡。

習近平總書記在答釋我們用人的標准為什麼是“德才兼備、以德為先”時，指出：因為德是首要、是方向，道德之於個人、之於社會，都具有基礎性意義。因此，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永遠都是崇德修身。是呀，共產黨人就正是用“以德配天”的偉力和千磨萬礪的才智贏得了人民的擁戴，建立了人民的政權，創造了人民的福祉。因此，作為人民公仆的廣大干部和每一個共產黨員，始終都必須將德才兼備、以德為先作為自己堅定的遵循與永遠的追求。這既是我們的光榮傳統，這更是我們的看家本領。

三、大有作為才是“官”

玉，向來被用作喻示美德﹔剛，一直被引為人格風范。而自然界則恰恰有一種三氧化二鋁的礦物叫剛玉，也就是人們常說的紅寶石或藍寶石。它質地晶瑩、堅密、抗壓、耐磨、拒腐、防蛀，有著極強的承載性和支撐力，不僅貴為高檔飾物，而且更有著廣泛的工業用途。

正是由於剛玉在“剛”與“玉”的結合中所形成的透明性體、純潔品格、堅密質地和廣泛用途，才不禁讓人想到了它與為政之德的相洽和相似。

政者，正也！其所崇尚、追求和遵奉的，便是這種“玉”的質地和“剛”的品格。玉，在中國文化中有著至美的形象和至高的喻義。以玉喻人，更是崇仰為懷、聖潔有加。至於“剛”，那則是對玉的絕佳匹配和天作之合，僅僅將這個字的意蘊略加引申，便可衍生出剛強、剛介、剛毅、剛正、剛直、剛耿等一系列令人振奮的辭令來，而所有這些辭令的深層寓義，又都恰為構成人品與政德的基石和魂魄。任何施政主體與官場達人，隻要秉有了這樣的精神資質和人格魅力，其政令、政風、政德和政績，便自會與時有進，與世有得，與事有益，與民有惠。因為剛玉的資質和稟性，必然會使為政者既慎權慎微，又勇於開拓﹔既潔身自好，又敢於擔當﹔既從嚴律已，又寬厚待人﹔既恭謹修持，又大膽進取。不但愛干事，干實事，能扛事，敢“亮劍”，而且深執“為官避事平生恥，擊水破浪才英雄”之道。

毫無疑問，這既是為政的理想境界，又是政德的完美體現。但要實現這一目標、達臻這一境界，則必須在私德與公德兩個方面同時修煉，同時進取，同時秉持，同時提升。任何時候，都不能發生畸變和偏廢。也就是既要潔身自好、守身如玉，又要開拓進取、大有作為。對於一個擔當管理職能和負有領導責任的為政者來說，獨善其身是必要的和必須的，是基礎和前提。但僅僅如此，卻還是遠遠不夠的。“責重山岳，能者方可當之。”領導干部的責任首先是管理，是引導，是開拓進取、做好工作，以自己的能力、辛勞和政績而不斷地贏得群眾喝彩，經濟發展，事業進步，社會文明。也正是為了這個目標，才需要積極固本培元，持續而有效地為心靈輸氧，替精神補鈣，給信仰鑄基，通過提升素質和能力以求做好工作，創造奇跡。而絕不是要尸位素餐、獨善其身地當擺設，當木偶，當和事佬，當好好先生。這種獨善其身，對於為政者來說，又何嘗不是別一種形式的瀆職與失德呢？不貪不佔不攬權的童名謙之所以被起訴，就因為他不干實事和沒有擔當。在2012年的地方人大換屆選舉中，當三名花了錢卻落選的企業老板在辦公室堵住童名謙討要說法時，身為衡陽市委書記的他竟然作出批示，要求將老板用作賄選的錢退還給老板本人。

多麼荒唐，何等下作啊！這樣的領導干部，形表上尚猶潔身自好，可骨子裡卻滿滿當當地裝了一籮筐“私”字。他看似“好好先生”的行為，而對於國家和人民來說，卻是一種犯罪。因為不作為和胡作為的本身，就已將領導干部的天職嚙食淨盡，哪裡還有一絲一毫政德可言呢？

政德乃為履政之德，分解到每一個踐行者的身上，則自然會衍化為官德。不同的時代，官德當然也自會有所不同，但不論到了什麼時候，其核心意蘊都總會是：精管理、勤疏導，干實事、訂方略，革弊政、布良謀，聚賢能、納忠告，淨風氣、修善果，察世情、恤民瘼。故此，歷代官員的政德於今便大有借鑒之處和楷模之效。像漢朝文景時期的晁錯和周亞夫，就都是為了人民福祉和國家利益而出良謀、弭兵禍的大功臣。難能可貴的是，他們為了國泰民安、社會進步，不僅勇於作為、敢於擔當，而且全然不顧及個人的禍福得失。其他像唐宋時期的柳宗元、劉禹錫、王安石、蘇東坡、司馬光等人，雖然皆以文名世，但他們同時卻也都是銳意改革的朝政柱臣。正是為了改革的順利實行和大力推進，他們全然不計個人恩怨和一己得失，始終都充滿著實干的精神和進取的銳氣，即便是一時遭遇政治霧霾而致被逐、被貶、被囚，也仍然信誓旦旦、矢志不移，一心扑在國家和人民的事業上。特別是司馬光，當其晚年退出朝政之后，為了將自己的理政實踐和政治見解總結出來，傳諸后人，竟蝸居在洛陽郊外的一個地窩子裡專心苦修《資治通鑒》。以待書成之日，他竟然幾乎熬瞎了雙眼。

人們都知道，秦國的強盛乃自商鞅變法始。明朝的中興，源於張居正強力推行“一條鞭法”。可對於變法者本人來說，那又該付出了多麼巨大的辛勞和犧牲啊？人民之所以擁戴他們，歷史之所以禮贊他們，就因為他們用自己的才智、心血和汗水，為國家和人民干了實實在在、卓然有成的大事和好事，並由此而淬煉和彰顯了他們自己的理政公德。在這方面，諸葛亮當然就更是一個為國家政事而盡瘁終生的典范了。對於此，從他始一“就業”，便已具有高度的行為自覺。當是時，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不僅兵多將廣，而且地盤很大。可劉備卻只是個在政壇上剛剛起步的“氓流”，無權無勢，萍蹤浪跡，前途堪憂。但諸葛亮的政治選項卻為什麼不是曹操，而偏偏是劉備呢？就因為他深知一味貪吃現成的果子，那是永遠也干不成大事業的。隻有披荊斬棘，篳路藍縷，勵志創業，才能施展本領，打開局面，親手干出一番大事業、兀自拓出一片新天地。事實上，如果諸葛亮從一開始就想吃現成飯，投了曹操，那安逸倒是安逸了，省心倒是省心了，可不過諸葛亮也就絕然不會是而今人們所認識、所崇仰的諸葛亮了，他很可能會是一個吃太平飯、飲休閑茶的庸官和冗官。

人們愛惜羽毛固然無可厚非，但如果隻為愛惜羽毛而再也不去向高處奔躍、向遠處飛翔了，那則注定會陷於平庸、浮泛與猥瑣，“公仆”也就自然會由茲而衰變為“私童”了。

這顯然有違官德、有傷民心，失卻了剛玉的本色和本質。而每當政德一旦沉淪，施政者也就自然會為人所不齒，為世所不容。所以，風骨猶然品自貴，大有作為才是“官”。

（作者為山西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作家協會理委）

（山西《前進》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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