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型政黨制度 人類政治文明的重大貢獻

3月4日下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的民盟、致公黨、無黨派人士、僑聯界委員，並參加聯組會，聽取意見和建議。 　　盛佳鵬攝（新華社發）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委員們在認真聽會。 　　新華社記者 高 潔攝

3月7日，全國政協新聞出版界別舉行小組會議，討論憲法修正案草案。圖為曾慶軍委員在會上發言。 　　本報記者 史自強攝

3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民盟、致公黨、無黨派人士、僑聯界委員聯組會時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

對於這一新型政黨制度的創新之處，習近平用了3個“新就新在”來進行論述：

新就新在它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能夠真實、廣泛、持久代表和實現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國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代表少數人、少數利益集團的弊端﹔

新就新在它把各個政黨和無黨派人士緊密團結起來、為著共同目標而奮斗，有效避免了一黨缺乏監督或者多黨輪流坐庄、惡性競爭的弊端﹔

新就新在它通過制度化、程序化、規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種意見和建議、推動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囿於黨派利益、階級利益、區域和集團利益決策施政導致社會撕裂的弊端。

那麼，中國的新型政黨制度究竟是什麼樣的制度呢？

從統一戰線到人民政協

新型政黨制度是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是一個將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政黨制度。

早在1848年誕生的《共產黨宣言》中就提到，“共產黨人到處都努力爭取全世界的民主政黨之間的團結和協調。”數十年后在東方，中國共產黨經歷了艱辛的斗爭實踐，“統一戰線”的理念逐漸成型。從兩次國共合作，到《八一宣言》的發表，再到瓦窯堡會議決議指出“共產黨員必須在農村中、兵士中、貧民中、小資產階級與知識分子中，以至一切革命同盟者中，進行自己的活動，為這些群眾的切身利益而斗爭”。1939年，毛澤東撰寫的《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指出，“十八年的經驗，已使我們懂得：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成績，也是中國革命的偉大成績。”可以說，在斗爭年代，“統一戰線”為中華民族的存亡做出了重大貢獻。

1949年后，人民政協成為了統一戰線的組織，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機構。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會議代表全國各族人民意志，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通過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作出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國旗、國歌、紀年4個重要決議，選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這標志著100多年來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運動取得了歷史性的偉大勝利，標志著愛國統一戰線和全國人民大團結在組織上完全形成，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正式確立。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指出：“新時期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的任務，就是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努力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維護和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為把我國建設成為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奮斗。”

此后，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確立，人民政協性質和作用載入憲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被確立為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

沿著歷史一路走來，正確的方向終將抵達光輝。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從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發芽，在中國的土地上生根，具有了鮮明的中國特色。它已經成為了中國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重要力量。

團結和民主是兩大主題

2014年，習近平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高度重視人民政協工作，強調要進一步准確把握人民政協性質定位，充分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協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圍繞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推進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制度建設。

要點之一在“團結”。習近平說，“大團結大聯合是統一戰線的本質要求，是人民政協組織的重要特征。”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起來的不僅是各民主黨派、各團體、各民族、各階層、各界人士，更是團結起了全體中國人民的力量。團結才能集中力量做大事，減少內耗。“從效能角度講，新型政黨制度可以避免惡性黨爭導致的政治僵局。”中共中央黨校黨建部副教授曾毅認為，“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關系，這是一種嶄新的政黨關系，有利於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攜手為共同事業貢獻力量。”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在接受採訪時說：“我覺得最適合一個國家當下國情的一種新型政黨關系才是最好的政黨關系。証明它最大程度上減少了內耗，最大程度上凝聚了各方面力量，帶動了中國走向偉大復興的進程。”

要點之二在“民主”。習近平指出，“實現民主的形式是豐富多樣的，不能拘泥於刻板的模式，更不能說隻有一種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評判標准。”“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會商量”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特色。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禮指出，不同於一黨制，也不同於西方的多黨競爭制，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中，執政黨和參政黨共同為中華民族發展謀劃、協商、努力。民主監督是新型政黨制度的重要功能。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指出，要將黨內監督與外部監督相結合，“各級黨組應當支持民主黨派履行監督職能”。有一些學者曾提出“歷史終結論”，認為人類文明將終結於西方發展模式。但事實已經証明，通過中國共產黨在政治、思想、組織方面的堅強領導，通過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制度安排，中國成功實現了發揚民主和集中領導的有機統一。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新型政黨制度的團結與民主，基礎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習近平指出，“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用來做擺設的，而是要用來解決人民要解決的問題的。”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用了7個“廣泛”和5個“有效克服”來細致地闡述中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這一獨特優勢：廣泛聽取意見和建議，廣泛接受批評和監督，可以廣泛達成決策和工作的最大共識，有效克服黨派和利益集團為自己的利益相互競爭甚至相互傾軋的弊端﹔可以廣泛暢通各種利益要求和訴求進入決策程序的渠道，有效克服不同政治力量為了維護和爭取自己的利益固執己見、排斥異己的弊端﹔可以廣泛形成發現和改正失誤和錯誤的機制，有效克服決策中情況不明、自以為是的弊端﹔可以廣泛形成人民群眾參與各層次管理和治理的機制，有效克服人民群眾在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治理中無法表達、難以參與的弊端﹔可以廣泛凝聚全社會推進改革發展的智慧和力量，有效克服各項政策和工作共識不高、無以落實的弊端。

為世界政治貢獻新模式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這一說法的提出，也體現了我們對自己的政黨制度持有充分的制度自信，展現了中國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國風范。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統戰理論教研部參政黨教研室主任王小鴻認為，過去在政黨制度模式上，有的人缺乏自信，總是以西方政治學理論來評判中國的政黨制度。“習近平總書記講清楚了新型政黨制度‘新’在哪，為世界政黨制度提供了中國方案，讓一些跳不出舊式政黨制度的國家看到了可以借鑒的模式。”在新型政黨制度中，每個民主黨派都有著各自所聯系的群眾，實現了廣泛聯系群眾，解決了舊式政黨代表少數人和少數集團利益的弊端，為世界提供了中國方案。

身在海外的華僑華人更是深有感觸。“我在海外生活工作多年，正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樣，一些國家所謂的民主政治、多黨競爭往往成為少數既得利益集團維護自身利益的手段，不能代表民眾的訴求，造成了社會亂象、經濟停滯不前。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既強調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強調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確是更有效的民主制度。新型政黨制度的確是為廣大中國人民謀福利的政治制度。”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中國研究中心理事屈建平這樣說。美國波特蘭州立大學教授李斧認為，習近平闡述的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受到海外關注的同時也引發了大家的思考，特別是在新時代的背景下，多黨合作舞台極為廣闊。“海外僑胞將會通過僑聯等渠道，反映自己的呼聲和訴求，更積極地參加祖（籍）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建設。”

海外的專家學者對新型政黨制度也做出積極評價。泰國瑪希隆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釋元德認為，新型政黨制度確保了中國政治制度具有廣泛參與性，“中國共產黨希望並願意傾聽來自不同方面的聲音。而在所謂的西方民主政治中，這種情況不可能發生，因為執政黨對於在野黨和少數派的聲音鮮有興趣。”中歐數字協會主席路易吉·甘巴爾代拉表示，“中國之所以成功，其中一個根本原因就是中國的制度優勢。中國政治制度的突出優勢在於，中國共產黨能夠團結其他政黨，在共同協商的基礎上制定出務實而長遠的發展規劃，並且一道為實現遠大目標而奮斗。這在世界上其他國家是很少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