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構建成都產業大生態圈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必然選擇。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經濟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因此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仍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背景下經濟高質量穩健發展的改革方略。

一、如何深刻認識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第一，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經濟發展引領新常態的重大變革。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2015年以來，我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經濟的結構性分化已顯露端倪並趨於明顯。為適應這種變化，在正視傳統的需求管理還有一定優化提升空間的同時，迫切需要改善供給側環境、優化供給側結構與機制，通過改革制度供給和創新，大力激發微觀經濟主體活力，增強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新動力。正因為如此，2015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強調，要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是我國經濟發展思路契合經濟發展新常態，積極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革命性變革。

第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必然抉擇。經濟高質量發展階段必須要不斷加快新舊動能轉換的步伐。我國實體經濟發展將從發展數量和效益提高向發展質量和效率提升轉變，要更注重質量提升和惠及民生，引領消費升級﹔要推進制造業提質增效，支柱產業將逐步由傳統產業轉向高技術產業和新興產業。一方面，要加快培育和發展新業態、新模式、新技術、新產品，在中高端消費、創新引領、綠色低碳、共享經濟、現代供應鏈、人力資本服務等領域培育新增長點﹔另一方面，要立足生產和生活消費升級的需要，推動傳統產業提高核心競爭力和產品附加值，向質量提升、綠色低碳、服務優化、品牌高端等方面發展。

第三，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做大做強實體經濟的重大舉措。十九大報告提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現代化經濟體系從服務對象視角上考量，是實體經濟的現代化，是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現代化創新體系，是服務實體經濟的現代化金融體系，是促進實體經濟現代化的經濟制度體系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都是做大做強實體經濟的重大舉措。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能發展先進制造業，在數字經濟、智能制造等領域，爭取彎道超車，培育世界領先企業，培育若干先進制造業集群，提升國際競爭力﹔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能優化實體經濟發展環境﹔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能為實體經濟提供創新環境、創新動力、創新活力。

第四，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彰顯消費在經濟發展中起基礎性作用的強勁動力。十九大報告多次提及消費，包括“在中高端消費、創新引領、綠色低碳、共享經濟、現代供應鏈、人力資本服務等領域培育新增長點、形成新動能”“完善促進消費的體制機制，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加快建立綠色生產和消費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導向”“反對奢侈浪費和不合理消費”等。在過去五年中，消費對於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是前所未有的，今后消費對經濟增長的穩定作用和拉動作用還會更加突出。與此同時，我們不能不看到，目前我國供給的產品質量、技術研發和創新能力還落后於國內消費結構升級的需要。與以往利用補貼政策促進消費的方法不同，未來激發消費對我國經濟發展的貢獻率，更重要的是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更多的有效供給，在改革中破除體制機制障礙，以促進消費由“加法”式升級轉變為“乘法”式升級，從而激發出更多的中高端消費和消費力，培育經濟新增長點。

第五，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提升我國國際競爭力的強大內生動力。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表明，一個國家要強大，首先體現為實體經濟的強大。實體經濟的有效供給直接關系到國民經濟的發展與我國國際競爭力的提高。從供給側看，目前我國很多產業的規模都已經居於世界領先水平。同時，我國經濟仍存在質量總體水平較低、產品附加值不高的問題，特別是面臨著產業規模進一步擴張與發展空間有限的挑戰。要進一步實現經濟持續增長，開拓新的增長空間，就必須盡快實現增長模式從傳統的數量擴張轉到質量提升，把供給側的要素驅動轉到全要素創新驅動。

第六，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基本經濟規律的內在要求。任何一個社會的基本經濟規律都是社會主要矛盾與解決這一社會主要矛盾的手段的統一。十九大報告提出，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而解決這一社會主要矛盾的手段，就是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行動指南，深入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統籌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各方面協調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堅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准脫貧、污染防治的攻堅戰，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偉業，充分均衡全面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二、在創新中構建成都產業大生態圈

針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成都正在建設體現新發展理念的城市，應深入踐行新發展理念，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以城市群等大區域經濟載體和經濟帶，構建成都產業大生態圈，在廣袤沃土上深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打開中國經濟增長之“鎖”提供成都擔當、成都作為和成都實踐。

習近平總書記在G20杭州峰會上曾指出，“建設創新型世界經濟，開辟增長源泉。創新是從根本上打開增長之鎖的鑰匙。”以創新之“鑰”打開增長之“鎖”，正是基於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發展規律的深刻認識。

惟創新者進，惟創新者強，惟創新者勝。成都要深入貫徹十九大精神，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產業現代化注入創新動能。當前，成都已經擁有多個千億級產業以及其他頗具潛力的優勢產業，如電子信息產業、汽車產業、生物醫藥產業、航空航天產業、軌道交通產業等，不僅在國內市場，而且在國際市場都有一定的競爭力。然而，成都雖然在某些新興產業布局上搶佔了先機，但是，在成都創造和成都制造的“顏值”及規模、成都制造業的前向、旁側和回顧效應及重大產業集群方面，還存在某些短板。

產業興則城市興。其一，成都要以“大創造”與“大制造”雙重發力，重點發展電子信息、汽車等優勢產業，大力發展軌道交通、航空航天、生物醫藥、智能裝備制造等戰略性新興產業，提高先進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佔比。要堅持把創新驅動作為成都面向未來的核心戰略和推動城市轉型發展的第一動力。始終依靠包括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內的全面系統改革破解城市發展難題。要加強招大引強和項目促建，瞄准重點區域、重點領域、重點產業，大力引進和培育一批帶動力強的產業龍頭項目。特別是要深入實施成都制造2025規劃和工業強基行動，以建設國家重要的先進制造業中心為目標，加強軍民融合，加快培育萬億級產業集群。同時，要進一步增強成都的自主研發能力，強化企業技術創新主體地位，設立新興產業創業投資基金，引導創新資源向企業和企業集群集中。其二，成都要大力促進服務業的現代化。加快發展現代物流、現代金融等生產性服務業，優化發展健康、養老等生活性服務業，大力發展電子商務等新興服務業。同時，還要深入實施服務業發展2025規劃和服務業提升行動，加快打造國家服務業核心城市和西部金融中心，加快建設世界旅游目的地城市、國際購物天堂、國際會展名城，提升城市市場吸引力和輻射力。其三，成都要以統籌城鄉改革和農村土地“三權分置”改革為契機，促進農村土地經營權的流動，以都市農業的提檔升級為突破口，提升農業的組織化、標准化、規模化、品牌化、資本化水平，推動農業向集約式、經濟型、現代化轉變。

在創新中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都還必須在區域協同發展戰略上進行創新，以拓寬產業發展的大生態圈，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更加廣袤的空間。根據生產要素的空間布局和經濟活動的空間區位理論，產品的生產—交換—分配—消費是在一個廣袤空間實現的。特別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互聯網+、大數據、高鐵迅猛發展的大背景下，國內外市場已經通過“城市群市場—經濟帶市場—全國市場—世界市場”的鏈接機制形成市場一體化格局。資源的配置與產品流通已經超越了狹隘的屬地范圍，需要大生態圈為產業做大做強提供更大舞台和更大市場。日本作為本土資源相對貧乏的國家，以原材料和最終產品“兩頭在外”，搶抓世界經濟發展機遇，成為拓寬產業發展大生態圈的成功范例﹔我國發達地區城市群產業發展大生態圈所帶來的資源配置效應也給成都以城市群和經濟帶為空間載體和平台，構建產業發展大生態圈，深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了對標借鑒。

成都在唐代就有“揚一益二”之稱，歷來是經濟重鎮。成都地處絲綢之路經濟帶、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是連接海上絲綢之路與長江經濟帶重要交匯點，具有承東啟西、連接南北的獨特區位優勢，是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核心節點、長江經濟帶的戰略支點、海上絲綢之路的產業腹地、“一帶一路”建設和長江經濟帶的重要紐帶。在“一帶一路”建設和長江經濟帶、西部大開發等戰略中，成都具備在向西、向南、向東三方向開發開放的強勁拓展能力，在市場與資源配置上與周邊重慶、西安、昆明、貴陽等大城市具有相當程度的聯系。成都要積極利用好自身的區位優勢和經濟社會基礎，打造內陸型經濟開放高地，構建開放型經濟新格局，發揮好西部特大中心城市功能，以成渝城市群成為長江經濟帶的“龍尾”，鏈接好西安、昆明和貴陽等城市，把長江經濟帶中的“龍尾”擺起來。這樣，才能成為“一帶一路”建設和內陸大開放格局中的重要支撐點，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更強勁的回旋余地和強發展極。

事實上，成渝城市群不是成都、重慶及其若干城市在一定空間范圍內的自然布局和簡單組合，城市群能夠成“群”的關鍵在於城市間的緊密聯系和協同互動，促進城市間要素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基礎設施對接、產業關聯配套、公共服務均等，充分發揮城市群的規模效應、集聚效應和協同效應。成渝城市群的內生規模、聚集、輻射、分工、協同效應要激發出來，一是成渝城市群各城市要打破城市間的行政封鎖、壁壘和保護，以實現城市間的要素自由流動和資源高效配置。二是成渝城市群內部的城市規模、功能、城鎮化水平、資源配置與產業要錯位競爭、差異協同發展。三是成渝城市群的發展必須充分考慮土地、水、環境容量等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實施生態共建環境共治，嚴格保護長江上游重要生態屏障，強化水資源安全保障，全民護綠、重拳治水、強力淨土、持續減噪、鐵腕控霾，實現“天藍”“地綠”“水淨”“空清”“食優”，與京津冀、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珠三角、長江中游等各級各類城市群協同發展，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帶動和支持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加快發展，共同實施好十九大報告提出的區域協調發展戰略。

成都要借鑒京津冀協同發展和雄安新區建設的創新路徑，在跨行政區資源整合和一體化發展上加強跨行政區之間的協同創新，通過“中國制造2025”試點示范城市建設，以智能化、綠色化、服務化為方向，以“空、鐵、公、水”四位一體的暢通西部、聯接全國、通達全球的現代立體交通網絡體系，構建從上游原材料、中游生產到下游制造銷售的主導產業全產業鏈，在成都平原城市群“1+7”、在“成都—綿陽—樂山”和“成都—瀘州—宜賓”經濟走廊、四川多點多極發展、成渝城市群、“成渝西昆貴菱形經濟圈”、西部大開發、長江經濟帶和“一帶一路”建設中，構建成都產業大生態圈。成都要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領域，進一步加快對外開放步伐，特別是要對標國內外先進標准，加快成都自貿試驗區核心區建設力度，構建戰略大通道促進大流通引進大項目，加快中德、中法、中意、新川等國際合作園區建設，鼓勵引導本土企業參與科技、教育、醫療、文化、體育等各領域的國際交流合作﹔進一步加強與歐美、東亞、南亞、中亞、西亞、非洲等的經貿往來，隆起成都內陸對外開放高地。（作者系成都市社科聯主席，西南財經大學博導、教授 ）

（成都《先鋒》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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