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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己考慮多了,就會離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越來越遠”

——習近平在正定

邱然 陳思 黃珊

2018年01月31日16:42    來源:學習時報

採訪對象:張五普,1941年生。1982年至1985年,先后任正定縣西兆通公社黨委書記,縣委常委、紀檢委書記,縣委常委、辦公室主任。2001年退休。

採 訪 組:記者 邱然 陳思 黃珊

採訪日期:2017年2月24日

採訪地點:正定縣張五普家中

採訪組:張五普同志,您好!您和習近平同志第一次見面,已經是30多年前的事了,請您講講當時的情況。

張五普:我第一次見到習近平同志,是1982年4月6日。那時候,我在西兆通公社當書記。頭一天,縣裡通知我說:“北京調到咱正定來一個新的副書記叫習近平,明天要到你們公社去聽你匯報,了解情況,明天上午就到了。”我說:“行,明天我到大門口等著。”

上午8點多一點兒,習書記就到公社了。我當時在大門口等著,他從西邊過來,高高的個子,騎輛舊自行車,穿著一身舊軍裝,穿著舊帆布鞋。我一看,沒錯,這就是習近平,跟縣裡同志給我描述的完全一樣。

我向他問好,說:“習書記,歡迎你來!”

習書記微笑著跟我握手,說:“你好!”

我說:“你怎麼自己一個人來?你認識道兒(方言,路)啊?你自己來,恐怕是繞遠了吧?”

他說:“沒繞遠,這邊人多,碰見人就打聽道兒。”

我說:“過那個大沙窩,你自行車可不好走。”

他說:“那一段路,我是扛著自行車過來的。”

我說:“習書記,你辛苦了。走吧,咱上公社裡頭去。”

進了公社,我跟習書記談工作,匯報生產情況。聊著聊著,一上午時間就過去了。到中午吃飯的時候,我領著他到公社門口一個小飯店去吃飯。這個小飯店,是我們公社唯一的一個飯店,是供銷社辦的,賣一些饅頭、炒餅、燒餅,還有簡單的小菜,沒有肉。說是飯店,其實就是個小吃部。

我領習書記往小飯店走的時候,他問我:“咱們上哪兒去?”

我說:“吃飯去。”

他說:“你們食堂在哪兒?”

我說:“在后邊。”

他說:“出去吃飯,我可不去。”

我說:“咱們這食堂,條件不行,你來了,我們一點兒准備也沒有。咱們就到門口小飯店去吃,也很簡單。”

習書記說:“不行,不行,不行,我到你們食堂吃,咱們一邊吃一邊說話。”

我當時就有點兒著急了,因為我們公社的食堂特別簡陋,伙食做得也不好。我們食堂有個炊事員,就是我們從農村找的一個農民,人干淨利索,老實可靠,會做個家常飯菜,但手藝不行,蒸饅頭要看運氣,有時候硬得跟磚頭一樣。習書記既然這麼堅持要到食堂吃,我沒辦法,就硬著頭皮領著他到了公社食堂。不過,那天也算湊巧,蒸的饅頭還可以,不是太硬。炊事員用棉花籽油炒了個白菜,午飯總共就吃了這些東西。

我們吃飯的“桌子”,是公社院裡的一塊水泥瓦,下面支著幾塊磚頭。沒有椅子,我們就蹲在那兒吃,一邊吃一邊喝白開水。

我很不好意思,對他說:“習書記,你是從首都北京來的,我這麼招待你,太不像話了。”

習書記說:“這挺好啊!還能吃到新鮮的白菜,我在陝北的時候,想吃口酸菜都很難呢!”

吃完飯,習書記說:“我把飯錢交了。”

我說:“習書記,這小事你就別管了。不佔公家便宜,記我賬上。”

習書記說:“這可不行,飯錢得交。”

饅頭是4分錢一個,兩個饅頭是8分錢,炒白菜是1毛錢,一共1毛8分錢。習書記如數交了飯錢。

吃完午飯,我們就下到村裡去調研。我倆騎自行車到了田邊,當時的小麥長得還不到一尺高。社員們正在整地,准備播種棉花。

習書記看了看麥苗,說:“長得不錯。”他又抓起一把土,說:“這個土真好,是典型的‘壤土地’。”

在植物學裡,壤土地就是那種一半沙、一半黏,既透氣、不板結,又不是太鬆散的土壤。我一看,習書記確實有農村工作經驗,對土壤和農作物都很熟悉。

習書記對我說:“你們這個好地,夏季的生產一定要搞好。土質這麼好,主要應該種糧食和棉花。爭取創高產,絕對不能放鬆。”

我說:“你提得很好,我們一定認真落實。現在是一年種兩茬糧食,上茬種小麥,六月收獲,下茬種玉米,八月十五左右收獲。棉花是一茬,在谷雨前后種,八月份收獲。收完了棉花,又開始種冬小麥,頭年種上,在地裡過冬,第二年春天再長出來。”

習書記又問我:“河灘地你們現在利用得怎麼樣?”

我說:“現在河灘地主要是種瓜、種菜,種點兒花生、豆類、黃黏米之類的小雜糧,但產量比較低,河灘地種這些東西總是長不好,所以老百姓不太重視。”

習書記說:“還是要進一步重視,可別拿這不當回事兒。”

我說:“對於河灘地,有的老百姓還真有這個想法,用我們正定話來說,就是‘臘月三十拾個跑兒(方言,兔子)——有它也過年,沒它也過年’。意思就是不缺這一口,有和沒有都無所謂。”

習書記說:“可別這樣。隻要科學種植,請科研人員來指導,河灘地也能充分利用好。”

接下來,習書記還調研了我們社辦企業的情況。我們公社有一家修配廠,小到修配農具,大到維修拖拉機,都可以搞,但經濟效益一直不好。這個廠子的技術含量也不高,空氣錘的氣壓經常維持不住。改革開放以后,我們這個修配廠有時候也為外邊代加工一些東西,但有一搭沒一搭的,也不怎麼拿這當回事,思想意識還沒有轉過來。

針對這種情況,習書記對我說:“辦鄉鎮企業,你們應該提高技術含量。你們離市區很近,可以到石家庄請技術人員過來指導,幫助你們提高技術。”

習書記把田間地頭和企業都看了一遍,又回到公社聽我匯報。我談到以后整體的工作思路,說:“以后,我們要‘下去一把抓,回來再分家’。十幾名公社干部,下到各個村裡面,每個村一兩名干部。這些干部下去后‘一把抓’,生產、計劃生育什麼事情都要管。公社每個星期開會,大家碰碰頭。回來以后再分家,各自按照分管的工作,再向縣裡匯報。”

習書記聽了我的思路以后說:“這樣不行,工作還是要分專業去抓。那些上崗好地,要想提高產量,你就要找懂農業的去專抓,創高產。那些河灘地,就要發展多種經營,讓擅長這方面的同志去抓。公社要把企業管起來,管好,專門抓,專門研究企業經營的事。你們村裡的修配廠,村裡生產自來水管配件、小農具的企業,可以給城市做一些加工螺絲、鋼筋的活兒,同時應該聘請專業技術人員,提高工人的技術水平。”他又重復那句話說:“千萬別拿這些事不當事兒。”

我們村有個生產瑪鋼的小企業。瑪鋼屬於特種鋼,硬度很高,又很有韌性,生產這種產品,需要一定的技術含量,在原料配比等方面需要比較高的技術。我們農村小廠,技術不夠高,生產的瑪鋼有的過關,有的不過關。因為質量不行,這個企業也不怎麼掙錢。

習書記了解了這個廠子的情況后,對我說:“你要向石家庄市學習。請市裡瑪鋼廠的技術工人,來給你們指導技術欠缺的地方,嚴格你們的技術指標、參數測定,把技術水平搞上來,提高產品質量。”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在這次調研中,給你們提出了不少建議。你們根據這些建議,具體做了哪些改進?取得什麼樣的效果?

張五普:我們按照習書記的建議,到市瑪鋼廠請了技術員,果然立竿見影,我們的技術水平和產品質量一下子就提高了。以前我們生產的瑪鋼,有時候脆,一砸就壞﹔有時候軟,硬度不夠。那個時候,瑪鋼很缺,房屋建筑用的暖氣、自來水設施,都需要用瑪鋼。我們技術改進以后,質量提高了,產量也增加了,一個月能夠生產一噸多瑪鋼配件,從那以后,企業的效益就越來越好了。

我們加強了專業化管理,依托石家庄,為城市服務,在搞小加工業的同時,為城市建設提供勞動力。那個時期,正好趕上石家庄發展城市建設,建筑需要的勞動力比較多,我們各村都組織壯勞力到石家庄去打工。但是我們農民到了城裡,因為技術不行,當不上“把式”(方言,技術工),砌牆、瓦工等,大部分都干不了。一開始,就干技術含量低的活兒,邊干邊學,后來也出了“把式”,澆筑鋼筋、砌磚、抹牆等等,這些活兒都可以干了。

在農業方面,我們根據習書記建議,到石家庄的農科所請了一些農技專家過來給我們指導科學種田。我們請來種子專家,幫助改良小麥、玉米、棉花品種﹔請來植物保護專家,幫助給農作物治病、治虫﹔還請來施肥專家指導合理施肥,讓社員能夠少花錢,提高產量。

最初,老百姓對這些專家還挺抵觸,認為農民種了多少輩子地了,啥都懂,啥都會,城裡人會啥?光看書本,到了村裡,連麥苗和韭菜都分不清。但事實並不是他們所想的那樣。這些專家確實在科學種田方面比我們懂得多,經過他們指導,糧食增產很明顯,比如小麥原來一畝地收五六百斤,后來增產到七八百斤。棉花由過去畝產六七十斤,經過改良以后,超過了一百斤。好多農民覺得弄不成的事,專家一來,都給弄成了。農作物有一種很常見的病叫立枯病,是由一種真菌引起的。如果日常沒有管理好,水和肥跟不上去,農作物就容易得這種病。專家來了以后,診斷症狀,合理施治,很快就讓農作物康復了。從那以后,老百姓對科學種田算是徹底服勁兒了(方言,服氣)。

我們原來在河灘地種西瓜,請了個瓜把式(方言,種瓜的行家),但他總是留一手,種瓜技術不教給我們。后來,我們就按照習書記說的,請市裡農科所的西瓜專家來指導、培訓瓜農。專家毫無保留地把技術教給我們,讓農民掌握了種瓜技術。

那時候,一般的事情,我們自己能解決就不去麻煩習書記。可是有一件事,不給他說還真辦不成。我們公社有兩個村養了五六十頭奶牛,號稱“奶牛村”,但養牛的農民賣奶卻是個難題。那時候村裡沒有機動車,老百姓騎著自行車,后邊馱著桶,一直騎到石家庄送到奶粉廠。這一路不但累,耽誤時間也太多。早上去,晚上八九點鐘才能回來。我說,這不行啊,太耽誤時間,經濟效益也不行。我就找到石家庄這個奶粉廠,跟他們商量,說:“你們能不能弄個收奶站?”他們說:“我們弄個收奶站,你們倒是方便了,可對我們又沒什麼好處。”因為這件事,我就去找習書記了,他跟石家庄市的賈然書記講了這個事,由市裡給這個奶粉廠做工作,后來就在村子裡建了收奶站,奶粉廠每天用汽車把牛奶拉走,給村民賣奶帶來極大方便。

我經常到縣裡找習書記,給他匯報公社的事,他每次見到我都非常熱情。公社的發展越來越好,我經常給他寫報告,他看了以后挺高興。到了1982年底,我們公社的生產指標在全縣排第一。習書記對我說:“很好!你們就這樣干。”他還囑咐我說,咱們縣裡發展“半城郊型”經濟,為城市服務,多種經營,供應城市,但是農業這一塊也不能丟,同時還要發展好牧副業。習書記對正定“半城郊型”經濟這個定位很准確,非常切合實際,這是他充分調查研究后得出的結論。在他的正確思路引導下,全縣都發展得很好。

採訪組:您從西兆通公社調到縣上,在習近平同志直接領導下工作,對他的工作作風是不是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張五普:是的。1983年,我從公社調到縣上工作,和習書記朝夕相處,接觸機會更多了。在習書記身上,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優良作風都有充分體現,有很多方面都值得我好好學習。

習書記對群眾的感情很深,他經常說,我們共產黨人天生就是為人民服務的,聯系群眾是我們的本分,必須和人民群眾建立深厚的感情,一時一刻也不能脫離群眾,這是我們搞好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基礎。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他一直艱苦朴素,夏天就穿個白襯衫,秋天就穿個舊軍裝,有時候穿一套藍色中山裝。跟他一起工作的3年時間,我沒有見他穿過新衣服。習書記白天的工作,往往是下鄉了解情況,晚上就在辦公室處理機關事務,接待群眾來訪。晚上10點以前,他都在忙公務。10點之后,他就開始拿起書本學習,一直學到12點。過了12點,他就洗洗衣服,洗完衣服再睡覺。習書記睡的是一個鋪板和兩個板凳架起來的簡易床,鋪板是用一塊一塊的小板拼成的,寬一米二三,長兩米多,下面用兩個板凳一架。

習書記因為工作忙,經常誤了吃飯,所以他經常吃涼飯。有時候涼飯也沒有,他就在辦公室吃點方便食品,也就餅干、罐頭什麼的,那時候還沒有方便面。有時候方便食品也沒有,他就餓一頓,睡覺也睡不好。時間長了,他得了急性腸胃炎,經常胃疼,他也不當回事。后來病情嚴重了,他找醫生說,吃點藥就行了吧?醫生說不行,必須住院。這樣他才住進二五六醫院。

習書記住院以后,我去看他,我說:“你這是累病的,以后可要注意勞逸結合,按時吃飯,不要把自己再累病了。”他說:“我的病沒事,你不要為我擔心,這點小病算不了什麼。咱們共產黨員不能隻為自己考慮,為自己考慮多了,就會離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越來越遠。”他這話說得真好,讓我至今難忘。他住了3天醫院,就硬要出院,醫生沒辦法,隻好給他辦了出院手續。

習書記的辦公室裡,到處都是書和文件。他博覽群書,過目不忘,記憶力非常強。我到他辦公室談話,他有時會跟我談起他學習的情況,談到讀書。他讀了什麼書,內容都記得很清楚。

習書記熱愛學習,但他並不拘泥於書本。他很注重向實踐學習,通過調查研究來獲取更多的知識和經驗。他和老農談,和干部談,平易近人,我從沒見他發過脾氣。他態度很溫和,很有禮貌,說話很容易讓人接受。同志們都非常願意和他接觸,跟他談心。我們春夏秋冬,都在縣委院裡一個洋灰板上吃飯,吃飯時大伙有說有笑,經常和習書記開玩笑,他也和大家說說笑笑的,很高興,很隨和。

習書記時刻關心著黨風廉政建設。他廉潔奉公的思想很牢固,工作也抓得很緊,他當縣委書記不久,就出台了不少關於黨風黨紀方面的文件。我理了一下,他在1983年和1984年一共出台了11個文件。首先出台的是從縣委常委會成員自身做起的《關於改進領導作風的幾項規定》,針對性很強。習書記講,打鐵還需自身硬,先從縣委領導班子做起。這個規定有六條。第一條是總攬全局,抓大事。第二條是反對官衙作風,注重工作實效。第三條是搞好“一班人”團結,維護縣委領導的統一。第四條是以身作則,不搞不正之風。第五條是加強學習,不斷提高領導水平。第六條是樹立雄心壯志,為四化爭先創優。這六條規定出來以后,大大振奮了全縣人民的精神,振奮了廣大黨員干部的精神。縣委常委都吃住在機關,晝夜工作,看文件,抓落實,廣大干部也都一心一意比著干工作。

習書記還提議出台《關於整頓機關大院作風的安排意見》,提出實現黨風好轉,進入全省先進行列。他把黨風廉政建設時刻挂在心上,可以說是天天想著。

我舉個例子,就是關於剎住公款吃喝的問題。當時在全國還沒有先例,正定搞的這項工作有開創性。如何剎住公款吃喝?習書記做出規定,機關干部、事業單位干部不准用公款吃喝,單位之間也不准互相宴請。執行一段時間以后,習書記發現了新問題:正定要改革開放、要招商引資,客商要來正定投資、置業,來了總是要吃飯的,怎麼辦?針對新問題,他提出:客商來了可以招待一頓飯,標准四菜一湯,上正定小吃,不准上高檔菜,不准上煙酒。這樣的規定執行了一段時間,習書記又發現了問題。人家客商來一兩個人、兩三個人,單位的陪客七八個、十來個。他認為這樣不行,要解決。所以又做了補充規定,規定陪客人數不准多於來客人數。經過一段時間又發現了新的問題。正定在習書記的領導下,各項事業都有了長足發展,創造了很多好經驗,這些經驗通過媒體在全國得到傳播,影響很大,全國各地來正定取經學習的人很多。考察學習團少的有三五個人、十來個人,多的有二三十個人,這樣一來,之前規定的陪客人數又不合適了。習書記又做出規定,陪客人數最多不能超過5個,一般兩三個人。這項規定出來以后,再由紀檢委認真檢查各單位執行情況,招待工作就越來越規范了。

按照習書記的辦法,公款吃喝的問題一抓就靈。老百姓也敢反映,真有干部不守規矩,老百姓肯定就反映上來了。那時候,包括縣委常委會在內,批評和自我批評都很認真,敢於批評別人,也敢於批評自己。習書記反復強調,一定要做到有令則行、有禁則止。如果從改革角度講,正像他現在說的,改革隻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

現在習書記是黨的總書記,他在中央抓黨風廉政建設也是這樣,不是抓一下子就完了,而是堅持不懈抓下去,嚴肅認真抓下去,“老虎蒼蠅一起打”,這和他在正定的作風是一脈相承的。

採訪組:在正定工作期間,習近平同志就注重抓精神文明建設。請講講您了解的情況。

張五普:大力抓精神文明建設,是習書記在正定工作期間一以貫之的。從全國來說,這方面在當時是領風氣之先的。當時好多人有片面認識,認為經濟建設是中心,精神文明抓不抓不要緊﹔經濟上去了,精神文明自然就好了。習書記不這麼看,他抓精神文明建設抓得很緊。

有一件事情,我印象很深。1984年春天,習書記提出搞一場全縣全民運動會,在正定一中操場舉行。提出后,好多人不理解,認為體育運動多年不搞了,1958年以來全民體育運動就停了,學生運動會都很少開,現在搞經濟建設,弄這個運動會干啥?沒有多大必要。習書記不這樣認為,他反復講,我們必須“兩個文明”一起抓,老百姓“錢袋子”要鼓起來,精神也要豐富起來,身體也要健康起來,讓老百姓感到幸福,搞全民運動會這件事情意義重大。習書記說,咱總得有個開頭,開始可能不太完善,也不會盡善盡美,沒關系。咱們開個頭,以后逐步搞,會越搞越好。

全縣運動會如期在正定一中操場舉行,有1300多人參加,當時我協助習書記做這項工作,石家庄地區體委還來了個同志出席,因為這在當時是一件大事。習書記講話,當時也沒個主席台,就站著講。他說,咱們這是第一次全縣運動會,一定要開好,要“兩個文明”一起抓,老百姓既要富起來,也要健康起來、幸福起來,所以我們一定要開好這個頭,通過比賽達到促進團結、廣交朋友的目的。要堅持友誼第一、比賽第二,這對開展群眾性體育活動非常重要,大家共同努力把這次運動會搞好。習書記講話時間不長,講得很好。

運動會一共有10個項目,包括田徑、體操,還有健身、舞蹈這一類的。比賽中大家都挺高興,跑步的、打籃球的、拔河的都有,習書記一看大家很高興,他也很高興,笑著說:“運動會促進團結,這很好。”

運動會上還發生了一件有趣的小故事。拔河隊長跑到習書記跟前說:“習書記,拔河不公平。”他問:“怎麼不公平了?”隊長說:“對方穿解放鞋,俺們穿著塑料底鞋打滑,不能算。”習書記笑著說:“看這事兒,下回你不要穿塑料底鞋了。”大家說著笑著,很高興。

那天的運動會確實開得很好。后來正定能夠成為全國體育先進縣,與習書記搞的這次全縣運動會開了個好頭有直接關系。大家一想起這件事,就覺得習書記有超前意識,這項工作抓得早、起步早,為我們打下了很好的基礎。從那以后,正定的群眾體育活動就逐漸蓬勃開展起來。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平時是怎麼接觸普通群眾的?

張五普:習書記對信訪工作很重視。他待在辦公室的時候,特別是晚上,都是開著門,群眾可以隨時找他談事。群眾的來信來訪,他都認真對待,認真看材料,認真解決。

有一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刻。1984年夏天,正定籍在校大學生回來過暑假。之前大學生聯名給習書記寫信,要和他座談正定縣發展問題。家長知道了以后堅決反對,說:“別胡鬧,你們毛孩子能提出什麼好建議?安生會兒吧!(方言,老老實實待著吧)全縣都知道,習書記12點以前沒睡過覺,你們這是在給習書記添亂。”

習書記收到大學生的聯名信后,很快給他們回了信,邀請他們到縣委常委會議室座談。記得那個會是1984年8月5日開的。習書記跟大學生們坐在一起,一點架子也沒有,說話很隨和。他先向大家介紹了正定工農業發展、“兩個文明”建設、黨風廉政建設等情況。大學生們聽得都挺帶勁兒。正定發展這麼快、搞得這麼好,上學的時候聽說正定在習書記領導下搞得很好,今天一聽確實如此。他們假期回來也感覺家鄉變化很大,發展很好,都願意回來工作,希望習書記支持。習書記說,你們回來,縣裡一定支持你們,各方面都支持你們。你們作為大學生,是國家的寶貴財富,畢業以后一定要服從國家分配,回正定來工作很好。國家分配你們到艱苦的地方去,你們也要服從國家分配,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發光發熱、健康成長,這樣才是好學生,是新時代的好青年。

參加座談的大學生都很高興,紛紛表示一定服從分配,向習書記學習,到基層、到艱苦的地方去工作,為國家發光發熱。后來,那一屆畢業生沒有不服從國家分配的,都很愉快地到基層去,干得很好。

習書記工作那麼忙,還抽出半天時間和大學生們座談,認真聽取他們的意見,確實難得,令人感動。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一向尊重和關心老干部,在正定同樣如此。請您講講這方面的故事。

張五普:習書記對老干部一直非常關心。他經常給我們講:“咱們一定要尊重老干部,重視老干部。老干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沒有他們打天下,就沒有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他們的崇高思想境界、精神境界,咱們一生也學不完。”

當時,正定縣有幾個1938年以前參加革命的老干部,叫作“三八式”干部。習書記對這些老同志評價很高,他說:“這些老同志,咱們比得了人家嗎?咱們一輩子都要向人家學習。日本鬼子大舉侵略中國,這些老同志在那個時候參加共產黨,反抗日本侵略者,為中華民族求解放出生入死。他們入黨干革命,是九死一生,這能是為當官發財嗎?他們這種無私為人民的精神,咱們應該用一生來學習。”

正定原來有一個縣委副書記,叫宋聯捷,就是一位“三八式”干部,在抗日戰爭中參加過地方武裝。習書記經常到家裡去看望他,對他說:“你有啥事,就盡管跟我說。如果你要上石家庄看病,咱們有一輛吉普車,優先給你用。”宋聯捷當時已經70多歲了,家住得比較遠,習書記就把他的家搬到縣委門口的馬路南邊,方便縣委的同志們照顧他。宋聯捷一直非常感激習書記,對習書記評價很高。他說:“像習近平這樣,革命的好后生,人民的好干部,難找!”

習書記離開正定以后,宋聯捷有一次生病,住在石家庄第四醫院。我們縣委的同志每次去病房看他,他都說:“每次你們一來,我就回想起習書記對我的照顧,我真感謝習書記,真想習書記啊!”

習書記在正定工作3年多,正定的各項工作全面進步,達到了1947年解放以來的最高峰。全縣老百姓對習書記的工作成績非常認可,這是很了不起的事。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領導編寫的《正定古今》這本書,您也參與了嗎?他為什麼要編寫這本書?編寫的過程是怎樣的?

張五普:這本書編寫之初我並沒有參與,我是后期參與的。

關於正定的歷史書籍,習書記都認真地讀。他經常說,正定在歷史上創造了燦爛的文化,有很多很好的東西,值得發揚光大。1984年3月,習書記提議我們編一本涵蓋正定古代、近代、現代各階段歷史的普及讀物。他提議,編這本書,是出於這樣幾點考慮:第一,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要貫徹中央精神,實事求是地對歷史有個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正定發生了很多新的變化,認真地加以總結,對統一干部群眾思想很有好處。第二,正定是個人杰地靈的地方,歷史上有很多名人,也有很多歷史文物,我們以史為鑒,可以對正定有更深入的了解,可以讓讀者有很多收獲。

縣委常委會開會研究以后,同意從辦公室抽調幾個人來做這個事。書稿完成以后,反復進行了幾次修改,習書記都參與了,每一次修改他都提出意見,並且邀請正定文化界知名人士給這本書提意見,根據他們的意見反復修改。

習書記用了很大精力組織編寫這本書,編得很細致、很全面,一直到他離開正定去福建工作的時候,這本書還沒編完。到了1987年,我又組織人再次進行修改,之后把書稿寄到廈門去,他又對書稿進行第三次修改。改完之后,他給這本書寫了個序。到了1987年5月,他改完的書稿送回正定,我們按照這個最終稿正式出版。

讀了習書記為這本書寫的序,我感觸非常深,熱淚盈眶,久久不能平靜。在序中,他第一句話就寫到“正定是我的第二故鄉”。以前他在正定多次提到,“這裡是我的第二故鄉”,這句話見諸文字還是第一次。接著他寫道:“我愛自己的故鄉,更想了解這裡的一切,《正定古今》的出版,使我如願以償。”他的話說得很動情、很真切,隻有對正定、對正定人民有深厚感情的人才會說出這樣的話。在他心目中,正定人民是可愛的人民,他們自強不息,勇敢奮斗,百折不撓,可歌可泣。他對正定人民的深情比海還深。我讀了這些文字以后,感受到習書記的心在為正定激動,他對正定寄予殷切期望。他寫道:“正定,有一個值得自豪的歷史。正定,將有一個光輝燦爛的未來!”

《正定古今》的書名也是習書記定的。我們當時有三個備選書名讓他選擇,一個是“正定古今”,一個是“三國雄鎮”,還有一個是“北方重鎮”,他選擇了第一個,這個名字也確實是最朴實、最合適的,讓人一看就懂。我找到河北省書法家協會主席黃綺,請他題寫書名。黃綺曾是習書記聘請的顧問。他一聽,毫不猶豫就答應了,他說:“既然是習書記交代的事,我趕緊寫!”

《正定古今》封面的三幅畫也是習書記審定的。上面一幅是大佛寺大悲閣的大佛、觀世音菩薩畫像﹔底下兩幅,一幅是正定地圖,一幅是正定工業發展圖,預示著正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繼續前進,發展得更快更好。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離開正定以后,他和正定以及您本人還有哪些聯系?

張五普:習書記離開正定以后,長期關心編寫《正定古今》的事情,對正定一直念念不忘。他走了以后還經常在不同場合講到正定。我印象中,他有一次在河南看小麥的時候講到了正定,還有一次在北戴河開會時也提到了正定。

他離開正定以后,同在正定共事過的很多同志都一直保持著聯系。我跟他也一直有聯系,他給我寄過書,寄過賀年卡,還寄過鼓浪嶼風光的明信片。2004年春節,他還給我寄來了一本他的著作《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思考》。這本書內容很扎實,寫作風格也很好,對理論有深入探討和認識,而且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和當前實際聯系很密切。我讀了這本書,從中學到很多東西,受到很大啟發。我深深感到,習書記真正是繼承和發展了老一輩革命家的優良傳統、優良思想、優良作風。

(責編:常雪梅、程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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