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平一向都嚴格自律”——習近平在正定

採訪對象：王幼輝，1934年11月生，江蘇丹陽人，九三學社成員。1981年任正定縣副縣長。1983年任河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后任河北省副省長、省政協副主席。2003年退休。

採 訪 組：記者 邱然 陳思 黃珊

採訪日期：2017年2月27日

採訪地點：石家庄市王幼輝家中

採訪組：王幼輝同志，您好！您大學畢業后就在正定縣工作了，習近平同志1982年來正定工作的時候，您任副縣長，應該是正定最早接觸並與他相識的同志之一吧？

王幼輝：是的，我1957年大學畢業后來正定縣工作。近平1982年初來到正定的時候，我是分管農業的副縣長，確實算是和他認識比較早的同事。到現在，我還記得第一次和他見面的情景。

那一天，我正在石家庄地區英語學習班學習，縣裡給我打來電話，叫我馬上回去開會。回去以后，我們縣領導和地區的領導都坐在一個會議室，談一個技術引進的事情。進了會議室，我就發現有一個“當兵的”坐在我對面。他年紀不大，一身舊軍裝，穿得很土，腳上穿個大頭鞋，活像個部隊炊事班的班長。我很奇怪，怎麼有個當兵的來參加我們的會議？

我就問坐在我旁邊的地區徐副專員：“那個當兵的是誰呀？”

徐副專員說：“這是習仲勛同志的兒子習近平，到你們縣來當副書記。”我恍然大悟：哦，原來這個“當兵的”就是習近平。

近平當時任縣委副書記，在工作上受縣委馮國強書記的領導。我們縣領導班子的同志知道近平是大干部的兒子后，當時有一位縣長就說：“中央大官的子弟，我們怎麼相處？”

近平自己很注意，他不希望因為這個和大家產生隔閡。在正定，那時候領導干部和普通干部共用一個食堂，我們在食堂打飯，不管職務大小，都按照先來后到排隊，打完飯以后，大家就在院裡的大石灰板上吃飯，蹲著吃，邊吃邊聊，哪個干部都不搞特殊。近平從中央軍委辦公廳到正定來，“入鄉隨俗”，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一片。

從那次見面以后，我們在一起工作，很快也就熟悉了。近平剛到正定的時候不滿29歲，我比他大十幾歲。雖然年紀相差很大，但我們思想上比較一致，平時很談得來。

1983年，我到省裡以后，馮書記也調到地區工作，近平擔任縣委書記。他是正定縣的第十任縣委書記，也是最年輕、文化程度最高的一任縣委書記。

雖然年紀輕輕就當了這麼重要的官，但我從來沒有見他發過火，也從來沒有見他跟誰拍過桌子、瞪過眼睛，他一向都非常和氣，平易近人，這讓同志們都感到很親切。他本來就是這麼一個人，從來就是這個樣子。跟他在一起相處，我從不覺得拘束。

有一次開會，我跟省委組織部的一位同志聊天，他跟我講，習近平剛決定從中央機關到正定來的時候，本來想從基層干起，當個公社黨委書記，但當時省委組織部考慮到，從中央下來的干部安排得太低也不行，就讓他當正定縣委副書記了。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剛來正定的時候，分管哪些工作？請談一談他剛接手工作時，給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

王幼輝：近平到正定以后，精神文明建設是他分管的工作內容之一。在這方面，他干了很多實事，其中之一就是公路治理問題。

正定縣是個交通四通八達的地方，從這裡到無極、石家庄、滄州，公路上來往的車輛很多，但是那時的公路非常臟亂差。社員經常在公路上佔地堆糞、晒麥子，汽車就隻好繞著走。還有人為了鋪設管子澆地，就在公路上挖溝。路邊的私搭亂建也很嚴重，有很多破破爛爛的小棚子、小店，缺乏管理。還有，路邊的樹木也被人盜伐了不少。公路疏於治理，長期處於這種亂象，由此導致的交通事故很多。

近平為了抓好公路治理，動員各個部門，包括農業、商業、公安等系統，督促四大班子齊抓共管。他持續抓了一年多，公路上的這些問題都得到了解決。一直持續很多年臟亂差的公路，近平一來總算給弄干淨了。

採訪組：您當時是主管農業的副縣長，對於農業大縣正定來說，農業、農村、農民這“三農”應該是縣裡工作的重中之重，習近平同志當年和您一起配合工作的時候一定很多吧？

王幼輝：是的，我們兩個工作上配合很多，經常在一起談工作，也經常一起下鄉。正定縣當時有25個公社、220多個大隊，近平對我說：“你在正定待了那麼長時間，又是學農的，肯定跑遍全縣了。”我確實對情況比較熟悉，所以近平下鄉，就經常和我結伴同行。

縣委當時有吉普車，但近平跟我講：“咱們還是騎自行車下去好，這樣可以多看看。”

這樣，我們平時基本都是騎自行車下鄉。出發前，近平囑咐我說：“咱們下去，你還是不要提我父親的名字，就說我是復員軍人，來當副書記就行了。”

近平當時考慮到，工作是工作，和個人背景是兩碼事。實實在在干好手頭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如果工作做得不咋樣，別人知道自己是高干子弟，反而會看低自己。

我們騎自行車下鄉，隨走隨看，主要是看庄稼長勢。到了公社，就向公社抓生產的主任了解情況﹔到了大隊，就向大隊抓生產的干部了解情況。近平在鄉下調查的時候，除了問生產以外，還經常問社員家裡的情況。他很喜歡和老百姓聊一些家常話，大家都覺得他這個人很隨和，很親切。后來，據當時縣委分管農業的副書記閆書章告訴我，近平在正定短短3年內，騎著自行車跑遍了全縣所有公社、所有大隊。

我們一般在公社吃飯。近平很自律，到了大隊，他都會吃“派飯”，吃完之后抹抹嘴，說聲“謝謝”，按照規定交半斤糧票，再交一毛五分錢。下午繼續走鄉串村工作。

有一次，我們到東權城公社下鄉，吃飯時，有5個公社書記，還有縣委宣傳部的工作人員。那天的菜也很簡單，有一盤豬耳朵、一盤拌豆腐，這麼多人吃這兩個菜。主食就是一人一碗面條。東權城公社書記還拿出一瓶酒來給大家喝，近平一口也沒喝。吃完飯以后，近平自掏腰包請客，拿出10塊錢給了那位公社書記。公社書記笑笑說：“這些飯哪裡用得著10塊錢？我還倒賺幾塊錢。”

採訪者：請您具體講一講，習近平同志當年是怎樣摘掉正定“高產窮縣”帽子的？

王幼輝：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我們全縣的領導干部以及20多個公社書記都抓農業工作，“單打一”。至少我參加的多數會議，主題就是農業。我本人是專抓農業的，在正定縣工作了26年。值得自豪的是，我們正定的農業，在全省都是出了名的。

我們正定縣有45萬人，種了30萬畝糧食。那個時候，省裡提出“500斤過黃河，800斤跨長江”。我們是全省第一個“跨長江”的縣，還寫了一本《渡江記》的小冊子。

那時候正定在全省是非常有名的高產縣，大家都到我們這裡來學習。可實際情況怎麼樣呢？人們生活水平並沒有什麼提高。永安公社的三角村是正定縣“農業學大寨”的典型，村干部給我說：“幼輝，你別看我們高產，村裡有的戶還要到無極縣買山藥干吃。”

我聽后大吃一驚：“還要到無極縣買山藥干吃？咱們的糧食不夠吃啊？”

他說：“都上交了，上交得太多了。”

我們30萬畝的土地種糧食，總產量是2.4億斤，畝產是800斤。這2.4億的產量，要上交7600萬斤，剩下1億6400萬斤再分給老百姓，每人不到400斤。這些糧食，還是原糧，是帶殼稱的，而且就這些糧食，除了人吃還要喂馬，還要留下一年的種子，社員的口糧的確不多。近平說，正定是“高產窮縣”。這話雖然不好聽，但說的卻是實情。他很直接地提出來，這個上交數量不合理，老百姓負擔太重。

他向省裡領導提意見說：“我們是‘跨長江’的第一個縣，但是我們老百姓吃飯還成問題呢！”后來，上級領導經過調查研究，感到正定確實是上交太多了。考慮到正定的實際情況，決定給減掉2800萬斤。這樣，我們人均一下子多了不少，老百姓吃飯問題就比過去好了不少。

群眾拍手稱快，夸贊說：“到底是北京來的干部，近平這小伙子魄力真大！”其實，農民負擔過重的情況，縣委、縣政府的領導同志並不是不知道，但別的干部沒有這個膽量向上級反映，近平就敢，這就表現了他實事求是和敢於為群眾擔當的精神。

採訪組：剛才您講到，初次見到習近平同志的時候，他穿著一身舊軍裝，很“土”，那麼他平時的生活都是這樣簡朴嗎？

王幼輝：近平時時處處都在為群眾謀利，他自己的生活卻特別簡朴。我到省裡工作以后，他到石家庄來看我，我們從來沒有上過一次飯店。快到中午的時候，11點半左右，他就走了。正定離石家庄也就半個小時的路程，他回到正定正好吃午飯。

其實我完全可以領他在省政府招待所吃飯，但他到點准走，不願意給我添麻煩，我也從不留他，老朋友之間沒必要那麼客氣。但我到正定去，他就留我吃飯了。有一次，我到正定去看他，快到中午了，他說：“你今天在這裡吃飯吧。”

當時，近平已經是縣委書記，我是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但他沒有給我們開小灶。他自己掏錢買了一個魚罐頭、一個牛肉罐頭，又抓了兩把米，放在一個很小的鋁鍋裡，用煤油爐蒸米飯。那個鍋很小，最后蒸出來就是每人一碗飯。他對我說：“就這些啊，多了就沒有了。”沒有湯，我們就一人倒了一杯白開水喝。不過，這頓飯我們還是吃得很開心。其實，他是縣委書記，完全可以叫伙房給我們做個飯，但他不願意搞特殊化。

縣裡的生活確實很艱苦。1983年，近平有一次到石家庄辦事，辦完事來找我，他發現我房間裡有個衛生間，衛生間裡還有個澡盆子（因為我這個住處本來就是招待所改建的）。他就對我說：“我想洗個澡。”

我當時有點為難，因為這裡不是天天有熱水，每逢星期二和星期五才有熱水，但這天恰好不是。后來，我就想了個辦法，先把澡盆洗干淨，然后用臉盆到隔壁的茶爐房去端熱水，連端了6盆熱水，把茶爐裡的熱水全放完了，然后再兌些涼水。

搞好了洗澡水，我對近平說：“你當心不要把塞子踢掉，要不水都放走了，你可就洗不成澡了。”

接下來，近平就“舒舒服服”洗了個澡，洗完以后說：“真舒服啊！”

那個時候，正定的條件很艱苦，縣委、縣政府都沒有洗澡的地方。近平是縣委書記，完全可以到招待所去洗澡，但他不搞這種特殊化，他一向都很嚴格自律。他說，天熱了，就在辦公室裡用熱水擦擦身。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那次到石家庄是辦什麼事？找您又是因為什麼？

王幼輝：他那次到石家庄來，是為正定縣建造榮國府的事，找我也是商量這件事。通過抓旅游建設促進正定發展的思路，在近平當縣委副書記時就已經成型了。當時別的人並沒有這種想法，隻有他站得高看得遠。實際上，正定縣的旅游資源相當豐富，我還在正定工作時，近平就跟我談過，正定有那麼多古寺，還有那麼多寶塔，為什麼不利用起來發展旅游呢？

有了這個思路，近平首先考慮的是把這些文物古跡保護好，其次才是旅游收入的問題。如果這兩者有沖突，他首先還是側重於文物保護工作。

有一次，我們到隆興寺去，他看見一塊碑，上面刻有朱熹題寫的“容膝”兩字，拓一次碑收5塊錢。旁邊還有一塊隋碑，因為年頭太長了，很多地方已經風化了。近平說：“以后不能拓碑了，要把朱熹的題字碑封存起來保護好，那塊隋碑也封存起來，可以刻一個仿制的碑。”現在立在大殿右邊的那塊隋碑，就是按近平的指示仿制的。

1983年，他任縣委書記后，正好來了一個機會——中國電視劇制作中心要拍攝《紅樓夢》連續劇。近平通過做工作，爭取到劇組的很大一部分鏡頭在正定縣拍攝。劇組原計劃搭建一個臨時拍攝基地，拍完了戲一拆了事。后來，近平決定建一個永久性的榮國府，還要建榮寧一條街，這樣正定以后就可以借此發展旅游事業。

近平就和我討論，榮國府建好了，《紅樓夢》拍完之后，如何再利用這些房子的問題。當時他跟我說了一個方案，就是把榮國府變成仿古形式的招待所。他說：“我們把榮國府建成永久的建筑，拍完電視劇以后，不僅可以當成旅游景點，也可以變成招待所，比如尤二小姐的房間多少錢一天，王熙鳳的房間多少錢一天，林黛玉的房間多少錢一天……這是一個思路，如果這條路走不通的話，我們就搞旅游，把榮國府作為旅游景點來開放。”他還給我算了一筆賬：“不僅僅是榮國府賣門票的問題，也不是為了讓游客來看一會兒就走。游客不僅在榮國府參觀，還可以在榮寧街吃飯、買紀念品。如果我們正定縣隻有一個隆興寺的話，游客一上午就走了，隻在此留半天。如果我們再加上榮國府和榮寧一條街，游客最少能留一天。這一天之內，他要吃喝，要住宿，要消費，這樣他就把錢留在正定了。”正是基於這種考慮，近平就下定了建設榮國府的決心。

1986年，榮國府竣工。那時近平已經離開正定到廈門工作了，我去參加了竣工儀式。榮國府對游客開放以后，門票銷售異常火爆，有力拉動了正定的旅游、餐飲等相關產業，對繁榮正定經濟發揮了極大作用。

近平的眼光獨到，很有遠見，發展旅游業不算計一時一處的收入，而是縱觀全局來策劃。他在浙江任省委書記時，把西湖的門票一律免除，一開始有些人不理解，后來發現門票免了以后游客更多了，杭州的旅游收入反而大幅提高了。

採訪組：我們了解到，您那時為幫助習近平同志建設榮國府，籌措了不少資金。是這樣的吧？

王幼輝：是的。建設榮國府，當時的主要困難就是資金問題。蓋這麼大一座建筑群，如果沒有一定的投資渠道來支持，單憑正定縣的財政肯定是負擔不了的。我本人不是抓旅游的，但我跟近平經常談這些事，我們很談得來。近平和我統計了一個數字，大概需要300多萬元，正定肯定是拿不出這麼多錢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倆就開始動腦筋了。

我們商量著是不是可以從省裡要些錢來。后來，近平從石家庄市委書記賈然同志那裡要來了20萬塊錢。

那時，河北省成立了一個文藝基金會，有一點錢。我跟原省委書記（當時省委設有第一書記）高佔祥同志商量：“能不能從基金會拿10萬塊錢，借給正定縣建榮國府？”他當省委書記時是抓文化的，很能理解近平做事的初衷，痛快地說：“好！”

我趁熱打鐵說：“這10萬塊錢還遠遠不夠，應該集點資，讓大家都來支持建榮國府。”

有一天晚上，近平和我准備到高佔祥同志家去商量這件事。我在電話裡說：“高書記，我和近平想到您家裡去談一談榮國府的事，您看可以嗎？”

他說：“你們可以來，但是我家裡吃飯吃不好，我們家沒保姆。”

那天，近平買了十幾個罐頭，帶到高佔祥同志家裡去，我們一邊吃“罐頭宴”，一邊談事情。

后來，高佔祥同志就和我協調省財政廳、文化廳等10多個單位開了個會，叫大家出一點錢，最后決定向正定撥出專用款172萬元。這樣，加上之前七拼八湊的錢，總算把建設榮國府的事情定下來了。

採訪組：您到省裡工作以后，在很多工作上還和習近平同志保持著密切聯系。你們作為老朋友，生活上的交往也很多吧？

王幼輝：那還是很多的。有一件事情讓我至今難忘，就是他請我到北京他的家裡吃飯，一家吃得真簡單啊。那是在1983年，全國政協六屆一次會議召開，我到北京開會，住在京豐賓館。那天，近平也正好在北京，我就想去他家看看，我自己也有個好奇心，想看看曾經的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勛同志的家究竟是個什麼樣。

於是，我就給他通了電話，說：“我今天不開會，去你家看看，行不行？”

近平說：“歡迎啊，你來吧！”

隨后，他告訴了我地址，我挺高興，就借了一輛破自行車，一直騎到他家。到了他家，我把自行車放在外面，警衛已經得到了通知，就請我進去了。一進屋，就看見他已經坐在客廳等我了。我和近平打了招呼，又環顧客廳的陳設，當時可以說是大吃一驚，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家的客廳，沒有電視機，就有幾張舊沙發，其他的什麼也沒有。這叫我懂得了什麼叫儉朴。這就是國家領導人家的客廳啊！

我們坐在客廳聊天，近平的姐姐橋橋那天在家，齊心阿姨也在家，她就坐在我們對過，說：“我喜歡聽你們之間的談話。”

聊到11點半，快中午了，近平說：“你在我們家吃飯吧！”

聽到近平說這句話，我正求之不得呢，因為我肚子已經餓了，騎車回去吃飯也來不及了，而且我身上也沒有帶錢，這頓飯就指望在近平家吃了。我心想：我倒想嘗嘗副總理家的飯是什麼味道。

近平就對服務員說：“告訴廚房，今天有客人來了，多加……”近平說到這兒，我心裡潛意識地就想，肯定是吩咐多加兩個菜，結果近平說的是：“……多加一副碗筷。”

我問近平：“你爸爸回來不回來？”

近平回答說：“回來。”這一下，我又緊張了。

開飯前，我聽見一輛汽車進院來了，近平說：“我爸爸回來了。”

話音未落，精神矍鑠的習仲勛同志就走進客廳來了，我連忙起身，壯著膽子說：“習叔叔！您好！”

習老走過來跟我握手，近平在旁邊介紹我：“他叫王幼輝，過去在正定工作，是我的好朋友，現在在省裡工作。”

習老一邊跟我握手，一邊熱情地說：“歡迎！歡迎！”

到了吃飯時間，大家都在飯廳落座了。我一看，長方形的桌子上，沒有菜。我坐在一邊，近平就坐在我旁邊，習老、齊心阿姨、橋橋也都落座了。一會兒，飯上來了，是陝西的米粉面，吃起來酸溜溜的，這個飯要比我在京豐賓館吃的政協會議餐差老鼻子了。

吃飯的時候，我發現習老的左手邊放了一個大盤子，裡面有一摞切片面包，我一邊吃米粉面，一邊用眼睛看著面包片，特別想拿，但是要拿，我就得站起來繞過習老，我覺得太失禮了，也不敢，所以就決定算了，忍住不吃了。

吃了一陣，我說：“我吃飽了。”

近平說：“你舀一碗湯喝。”

我一看那個鍋裡，是雞湯，但是湯燉得非常淡，所謂的雞湯，沒什麼味道。大概是一隻雞燉了一大鍋水的緣故。

吃完飯以后，習老問我：“我們家的飯好吃嗎？”

我違心地回答說：“好吃！好吃！”心想，這頓飯吃得可真簡單啊！

我們簡單聊了幾句。習老說：“個人、家庭都要勤儉節約，這樣社會上就會形成好風氣，因為我們國家現在還不富裕。”這是他對我和近平兩個人講的。

隨后，習老對我說：“要不我們倆扯扯（方言，聊聊）？”

我心裡想：我跟國家領導人有什麼話扯扯？但是我也不好說“不扯”。當時，我看習老的眼睛有點發紅，就說：“您忙了一上午了，眼睛都紅了，中午還是休息一下吧。”

習老說：“好吧，那我就不陪你了，我下午還有個外事活動。”

他這麼一說，我也就放心了。其實我也怕自己跟國家領導人講話講不了什麼。

習老上樓休息之前，又對我講了一句：“下次到北京來，還來我家玩啊。”

我估計他們家人中午也得休息，就趕快告辭走了。后來我寫了一篇文章，叫《難忘的習家午宴》。在那篇文章裡，我說：“共產黨的高級干部不是像人們所說的、電影裡所講的住豪華別墅，根本不是那麼回事。”

1985年年初，有一次機會，我在北京又見到了習仲勛同志。那段時間，近平正在忙正定的事情，大概很久沒回家了。習老就跟我打聽：“近平在正定那邊什麼情況？”

我說：“近平現在干得生龍活虎，正在建造榮國府，這個大項目能給正定的發展帶來巨大好處，把單打一的農業縣搞成多種經營的旅游縣。”

習老說：“你回去轉告他，他做的事情是應該的，要埋頭苦干，不要驕傲自滿。”

我說：“好，我一定帶到。”

這就是我和習老的第二次見面。一晃，很多年過去了，2002年5月的一天，我接到近平秘書的電話：習仲勛同志去世了。

第二天，我就開車趕到了八寶山。遺體告別儀式上，來賓繞遺體一周，再和家屬握手，當時齊心阿姨因為悲痛過度，體力不支，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和來賓握手。我當時沒有見到近平。我想，這麼大的事情，近平怎麼不在呢？

當我要走出門的時候，猛地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從高處朝我喊：“幼輝！”

我回頭一看，近平在台階上面朝我招手，他大聲朝我說：“你要保重身體！”

我說：“你也保重身體！”近平點點頭。

我說：“我走了啊。”近平同我招手告別，我就轉身走了。

那一天，我的心情很悲痛，近平失去了一位慈父，我失去了一位非常敬重的長輩，人民失去了一位好領導，這也是國家的巨大損失。

雖然我與習老隻見過兩次，但是通過這兩次，我就意識到了，近平品格的形成，和習老的言傳身教有著至關重要的關系。這就是“家風如春雨”。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離開正定后，您和他還保持聯系嗎？

王幼輝：1987年，近平在廈門工作的時候，我到福州參加校慶。雖然我在福建讀了幾年書，但沒去過廈門。校慶結束之后，我就到廈門去，一方面是帶我愛人走走，另一方面是去看看近平生活得怎麼樣。到了廈門，我就打電話給他，說：“近平！我來廈門了！”

近平很快就到我住的招待所來看我。那天，我出去辦點事，回來的時候，他已經到了，正在跟我愛人談天呢，還給我們帶了一些水果。我問他，彭麗媛同志現在在哪裡演出？他說：“她去中央音樂學院讀碩士學位了。”我這才知道，彭麗媛同志是我國第一位民族聲樂碩士。

后來，近平在浙江和上海工作的時候，我們有幾次見面的機會，但不是他太忙，就是我錯不開時間，所以那幾次都沒能見上面。雖然沒有經常見面，但我們的聯系一直沒有中斷。

到了2008年，我突然接到省委辦公廳一個電話，說：“近平同志要到你家去看你。”那次見面，近平問了我的家庭情況。

談話當中，我說：“我送你一套書吧，你不是分管香港工作嗎？我送你一套《大公報名記者叢書》，一共7本。”

近平說：“好！你送我書，我就要。”

從我家離開的時候，近平說：“幼輝，你多大了？”

我說：“75歲啦！”

近平感慨地說：“時間過得真是太快了！”

2013年，因為愛人生病，我住在北京照顧她。我們省委副書記給我打電話說：“后天，你必須趕到石家庄，有一個重要的事情，要找你。”

我答應了，心裡卻有種預感：我退休那麼多年了，還有什麼重要的事情要找我？會不會是近平來了？

我趕到石家庄，一看，果然是近平來了。當時有好些老同志都在，大家一起合影，前面一排坐著，后面一排站著。

近平一看見我，就說：“這麼多年過去了，你還是這麼精神！”

我說：“不精神了，現在精神不了了！”

當時，我旁邊有位姓熊的老同志，曾任省委顧問委員會秘書長，是石家庄地區的老干部，大概已經80多歲了，走路不方便，拿著一個拐棍站在我旁邊。近平看見了他，就說：“這麼大年紀，還站在后面？來，加個椅子，讓老同志坐在前面！”

近平對老同事的這份情誼，讓我很感念。他對老干部的這份尊重，也讓人很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