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定確實是近平同志從政起步的地方”——習近平在正定

編者按

本報於2016年11月28日至2017年3月17日，曾經連續刊發採訪實錄《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其后結集出版，成為當代青年勵志成才的鮮活教材、黨員干部錘煉黨性的生動范本。應廣大讀者要求和期盼，本報從今天起，將連續刊出《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后續篇《習近平在正定》等採訪實錄。

1982年3月至1985年5月，習近平同志任河北省正定縣委副書記和書記，在正定工作了三年多。習近平同志與干部群眾打成一片，走遍了全縣每一個村。他深入調研，實事求是，敢於擔當，銳意改革，廣攬英才，心系人民，端正黨風，謀劃發展，使正定這個歷史文化底蘊深厚的冀中平原農業縣趕上時代大潮，煥發出勃勃生機活力。 他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在正定大地上書寫了一部激情洋溢的青春感人詩篇。習近平同志后來深情地說，“正定是我從政起步的地方”。

採訪對象：程寶懷，1936年生，河北博野人。1981年任正定縣委副書記，后任縣長，1983年任石家庄地區行署副專員。1997年退休。

採 訪 組：記者 邱然 陳思 黃珊

採訪日期：2017年2月28日

採訪地點：石家庄市翠屏山迎賓館

採訪組：程寶懷同志，您好！習近平同志上世紀80年代初期來正定工作時，正是社會逐漸變革、人們思想觀念慢慢扭轉的歷史時期。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下，他初來乍到，對正定縣情是怎麼認識的？

程寶懷：上世紀80年代初，全國正在深入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推進解放思想、改革開放、撥亂反正、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等工作，這是全國全黨實現工作重心轉移的大變革時期。近平同志來正定的時候，正定曾發生了一件比較嚴重的事情。“文革”當中，正定縣把1200戶城鎮居民下放農村，他們在農村吃住沒有著落，子女上不了學。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這批人天天上訪，有時堵縣委、縣政府大門，要求回城安置。近平同志就是在這樣一個既混亂又醞釀著巨大變革的歷史轉折點，來到正定的。

近平同志思想解放、意識超前、博覽群書、善於學習，做事沉穩、干練，膽大心細，政策水平高，工作能力強。到正定以后，他做了大量調查研究工作，走訪了不少群眾，召開了有公社干部、社員等參加的不同類型座談會，了解到很多實際情況，對當時正定農村的現狀、經濟發展中的問題有了深入了解，對確定正定的戰略定位和制定經濟發展規劃形成了比較成熟的思路。

近平同志來后時間不長，根據正定正好處在省會石家庄市和廣大農村之間，提出正定應該走“半城郊型”經濟的發展路子。

當時，我對這個名詞不太理解，就問他：“‘半城郊型’的內涵是什麼？”

近平同志解釋說，“半城郊型”經濟是一種不完全的城市經濟，是一個介於城市經濟和一般農村經濟之間的中間型經濟。正定老城正好位於距離石家庄市15公裡的位置上，正定的北方是廣大的農村，正定的南方就是石家庄市。我們處在城市和農村中間過渡的位置上，就應該走城市和農村中間型的經濟發展之路。

從此，正定就確立了“依托城市、服務城市、打入石市、擠進京津、咬住晉蒙、沖向全國”的經濟發展思路。為了讓這個發展思路表達得更加形象和具體，近平同志又提出了“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長、補其所短、應其所變”的二十字經濟發展方針。他提出走“半城郊型”經濟發展路子之后，正定縣大力開展多種經營，大搞農工商，很快出現了黨風正、碩果豐的大好局面。近平同志把正定經濟帶入了發展的快車道。

近平同志離開正定30多年了，但正定一直在沿著這條路子走，也一直保持著良好的發展態勢。這說明當時近平同志提出的發展路子是正確的，是符合實際的。這是近平同志對正定的一大貢獻。

採訪組：當時的正定主要面臨什麼樣的問題？習近平同志到正定上任伊始，做了哪些工作來解決問題？

程寶懷：近平同志首先解決的是正定縣征購負擔過重的問題，這是關系到全縣人民溫飽的大問題。

高征購當時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也是“農業學大寨”先進縣的一個重要條件，沒人敢提出異議，但近平同志做事實在，不唯書，不唯上，隻唯實，腳踏實地，實事求是，敢於大膽提出和解決問題。

近平同志到正定以后，開了不少座談會，對正定的情況進行了解，再加上他經常下鄉調研，所以在短時間內就對正定的情況了解得比較詳細了。

一天晚上，近平同志到我辦公室來。他說：“程縣長，最初省委讓我到‘好縣’工作，依你看，‘好縣’的標准是什麼？”我說：“咱正定就是‘好縣’，標准很簡單：第一，咱們對國家的貢獻大，每年糧食征購7600多萬斤，是河北省的老大，老書記馮國強說明年咱們還要爭取交一個億。第二，正定的領導班子很團結，老中青結合，你20多歲，我40多歲，馮書記50多歲，是個團結戰斗的班子。第三，正定是‘農業學大寨’先進縣，咱們的三角村是先進典型，全國各地都來參觀學習。”

聽后，近平同志笑了，他說：“老程同志，是不是‘好縣’，應該以綜合指標來衡量。咱們縣去年農村人均收入是148元，你剛才說到的學大寨先進的三角村，畝產過千斤可農民還吃不飽，他們偷著到外縣換山藥干吃，回來交征購。這些事，你了解不？”我說：“我了解。”

近平同志點點頭，繼續說：“咱們正定縣在經濟上是農業單打一，在農業上是糧食單打一。咱們為了交征購，年年擴大糧食面積，壓縮經濟作物面積。現在咱們全縣的經濟作物，棉花還剩一萬畝。我們現在的糧價30年一貫制，小麥一斤1毛2，玉米一斤8分錢。咱們糧食交得越多，群眾收入水平就越低。依我看，咱們正定縣實際是個‘高產窮縣’！”

聽到近平同志這麼說，我“激靈”一下子，當時有點兒接受不了。我說：“‘農業學大寨’的紅旗就在辦公室挂著呢，哪能說咱們不是‘好縣’呢？”

近平同志說：“咱們的‘貢獻’越大，農民的收入就越低。這個問題必須得解決一下。我想給中央寫個信，反映一下這個問題，首先把高征購減下來。”

當時我吃了一驚，連忙說：“這可不行，這可是政治問題，我得先跟老書記匯報一下。”

果然，我一跟馮書記說近平同志要向中央反映減征購的事，馮書記就急了，說：“這個可不能讓近平反映！這事，要反映就你反映，出了問題你兜著！”

我回來又找近平同志談，我說：“馮書記不讓你反映，怕你犯錯誤。他說讓我反映。”

近平同志說：“實事求是是我們黨的光榮傳統，怎麼會犯錯誤？我去跟馮書記談談。”

他那次跟馮書記怎麼談的，我不得而知。后來聽說近平同志和縣委副書記呂玉蘭同志給中央寫了一封信，反映正定高征購使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時間不長，中央、省委、地委聯合調查組來到了正定，對正定征購是否負擔過重問題開展調研，召開了幾個座談會，調查組一致認為近平同志反映的情況屬實。之后上級決定把每年正定征購7600萬斤核減到4800萬斤，減了2800萬斤。這一減，可了不得了。1983年，我們召開三級干部會（縣、鄉、村三級干部會），對種植結構進行調整，適當壓縮糧食作物面積，上經濟作物，當年種植“中棉十號”17萬畝，一年農業產值就翻了一番，農民人均收入從148元漲到了400多元，翻了一番半，一年就徹底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那年，看到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和精神面貌煥然一新，我就對近平同志說：“你為正定人民辦了一件大事，正定人民永遠忘不了你。”

採訪組：上世紀80年代初，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還沒有廣泛推開，人們的思想還比較保守。請您談談習近平同志那時在正定是怎樣積極推行農村改革的？

程寶懷：1982年，近平同志到正定工作后，經常騎車下鄉搞調研，走訪群眾，了解到生產隊長不好當。當時農村的體制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社員下地干活的情況是：隊長一打鐘，干活一窩蜂，社員出工不出力。在分配上搞平均主義，“干不干，八分半”，農民干活沒有什麼積極性。

有一天，近平同志找到我說：“程縣長，最近你注意報紙沒有？安徽和四川正在醞釀搞‘大包干’，咱們縣能不能選個經濟落后的公社搞個‘大包干’試點呢？”

我說：“老書記馮國強給我說過，‘大包干’我們正定目前不能搞，中央沒文件，河北省沒精神，石家庄地委領導沒講話，咱們不能在這個問題上冒尖，犯方向路線錯誤。”

近平同志說：“我覺得‘大包干’不錯，是調動農民種田積極性的最好辦法。我去跟老書記說說，你跟玉蘭同志說說。”

近平同志跟馮書記怎麼談的，我不了解。我跟玉蘭同志一說，她很高興，說：“‘大包干’是個好東西，遲早都要搞，這是個大方向。早搞比晚搞好，它分配簡單，上交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農民容易接受。”

在近平同志和玉蘭同志影響下，我逐漸扭轉了看法，對“大包干”有了新的認識，開始積極推動。

根據近平同志意見，我當時選擇了離縣城遠、經濟發展比較落后的裡雙店公社搞“大包干”試點。我把公社黨委書記王香文、主任張士文叫到醫院（我當時因胃病住院），先詢問了他們對“大包干”的認識，說：“你們對‘大包干’是怎麼看的？如果在你們公社搞個‘大包干’試點，你們意見怎麼樣？”

他們說：“我們早就想搞，但是馮書記不讓現在就搞。”

我對他們說：“搞‘大包干’咱縣領導認識不一致，但允許你們公社先搞個試點。我講三條原則和三個‘不’。三條原則：一是要廣泛征求群眾意見，多數社員願意就搞，多數人不同意就不搞﹔二是在分配土地時，遠近搭配，好次搭配﹔三是不能跨隊分配地。三個‘不’就是不匯報、不宣傳、不上報。你們兩個記住了嗎？”

他們說：“記住了！”

我說：“記住了，回去就搞。”

結果一年就成功了，公社農業產值翻了一番半，社員年人均收入分配從210多元漲到了400多元。

無巧不成書。有一天，我和馮書記騎車下鄉到裡雙店，我們兩個還沒坐穩，還沒說讓公社干部匯報什麼工作，公社書記王香文就按捺不住，眉飛色舞地講起了“大包干”的好處。還沒說完，馮書記就拍了桌子：“是誰叫你們搞的！簡直是無組織無紀律！知道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嗎？”

他們摸不著頭腦，就老看我。我汗珠子一下子就下來了。馮書記轉過頭問我：“程縣長，這個事你知道嗎？”

我當時有點兒懵了，不敢說不知道，也不敢說知道，就含含糊糊地說：“我好像知道點兒，忘了跟你匯報這個事，我做得不對。”

馮書記啥也沒說，騎上車就往外走，40裡地我們倆沒說一句話。走到縣委門口，我把車子撂下，三步並兩步到了近平同志辦公室。我對近平同志說：“不好了，老書記知道搞‘大包干’了。”近平同志說：“程縣長，你緊張什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大包干’搞成功了，應該受到表揚，不應該受到批評。”

我說：“那你趕緊跟馮書記解釋解釋吧。”

不知道后來近平同志是怎麼跟馮書記解釋的，反正這場風波很快也就過去了。正定開了全省“大包干”的先河，近平同志在推行“大包干”上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后來，他解放思想、大膽改革，實行科技興縣、工業興縣、人才興縣、旅游興縣，走“半城郊型”經濟發展路子，奠定了正定經濟起飛的基礎。

採訪組：為了正定發展，習近平同志那時大刀闊斧革新人才制度，收到很好的效果，在全省乃至全國引起很大反響。請您談談這方面情況。

程寶懷：近平同志到正定后非常重視人才，大念“人才經”。他講，人才是發展經濟、翻番致富的根本。在招聘人才上，他做的十分突出，親自向全國各地發了100多封聯系信，聘請有關專家、學者給正定當顧問，組成了有50多人參加的縣顧問團，應邀的有頂級專家，如數學家華羅庚、經濟學家於光遠等人。近平同志還讓組織部和人事局制定了一個表，把全縣中專以上人才進行拉網式統計，逐人登記造冊，建立“人才賬”，該提拔的提拔，該調動的調動，專業不對口的適當調整，做到人得其所，才適其用。

1983年，近平同志親自主持制定了一個廣招人才的《關於進一步解放思想，放寬政策，加快我縣經濟發展的若干規定》，當時反響很大。這就是現在廣為人知的正定“人才九條”。文件提出，凡是來正定的科技人員，每搞成一個項目，利潤按比例分成或付一次性總報酬﹔樹立新時期用人觀點，凡有技術專長的一律接收，包括出身不好、社會關系復雜、過去犯過錯誤已經改正的﹔工作調動由縣委組織部和人事部門負責辦理，一時辦不齊手續可先來后辦，原工資照發，糧食定量不變，全部吃細糧﹔允許研究項目失敗，不追究責任，工資報酬、往返車費照付﹔為調入人才建“人才樓”“招賢館”﹔凡到正定來講學的專家、學者、教授，車接車送，並發津貼費等。

這些政策對人才的吸引力相當大。近平同志讓我將“人才九條”印了兩千張宣傳單，發到各生產隊，廣泛張貼，並讓我送到石家庄地區的《建設日報》發表。我拿著“人才九條”到《建設日報》找到了總編輯。我跟他說：“我們制定了一個招攬人才‘九條’，你給我們登登吧。”他一看這九條，就說：“程縣長，你還讓我當這總編嗎？”

我說：“怎麼了？”

他說：“你這九條，違反現行政策，我敢登啊？我一登，地委准把我職務給撤了！”

我回來以后，跟近平同志說了這事，他說：“你去找找《河北日報》。”

第二天，我到《河北日報》找到了總編林放同志。他一看“人才九條”非常高興，說正定縣委班子思想解放，膽子大，就把“人才九條”登在1983年3月29日《河北日報》頭版頭條上。這篇報道一下子震動了全省甚至全國，要求來正定的人才絡繹不絕，正定縣委短時間內就收到1000多封書信，當年接收人才374人。當時，我們就成立了人才開發總公司，我任總經理，並且成立了接待辦，負責人才的接待和安置事宜。

採訪組：在引進人才過程中，有沒有給您留下深刻印象的典型事例？

程寶懷：當然有啊。我舉兩個例子吧。

第一件事，是找石家庄車床附件廠的工程師武寶信。他發明了“三露”，也就是粉刺露、亮膚露、增白露，當時已在全國暢銷。

當時武寶信和廠領導在利潤分配上發生了矛盾，他見到了“人才九條”，就給近平同志捎信，表示願意到正定工作。近平同志收到他的信時，天已晚了，就到我辦公室來找我。

他說：“程縣長，走，咱們今天夜訪武寶信！”

我說：“今天晚了，咱們明天再去吧？”

近平同志說：“今天必須找到武寶信。”

於是，我們到了武寶信住的石家庄市橋東區談固小區，談固小區有幾十棟樓，不知他住哪個樓，於是就挨個打聽，問誰誰都不知道，當時已經晚上10點多了，我說：“算了吧，今天找不著，明天再說吧！”

近平同志堅定地說：“不行，今天必須找到武寶信，我從南往北喊，你從東往西喊。”

我們倆在小區裡就扯開嗓子喊“武寶信”，功夫不負有心人，武寶信總算聽到了，連忙從樓裡出來，緊緊握著近平同志的手，非常感動。我們到了他家裡，談了一個多鐘頭，談得非常投機。武寶信當即表示：“就沖你們書記、縣長來找我這一條，我把新研制的爽腳粉配方給正定。”1983年4月4日，近平同志親自主持爽腳粉項目技術轉讓會，項目落地在新城鋪鄉。投產不到一年，我們就賺了純利潤30萬元。

第二件事，是近平同志到無錫引進人才的故事。正定有個油泵油嘴廠，原屬省管，一年賠了27萬元。后放給石家庄地區管，一年賠了9萬元。

有一天，地區專員冀劍波找到我說：“你們正定的工業基礎比較薄弱，油泵油嘴廠就在你們正定，就給你們縣裡管吧！”

我說：“我們不要！”

冀專員說：“你不要，那你想要什麼？”

我說：“我要電視機廠。”

冀專員說：“電視機廠能給你啊？那是咱們地區的骨干企業，不能給你們。”

我說：“不給我們電視機廠，我們也不要油泵油嘴廠，要了就背上個包袱。”

冀專員說：“你們把這廠子搞好了，包袱裡裝的就是金子！要了吧！”

我回來把這事跟近平同志說了，近平同志說：“地區要給，那就要吧！”

結果，我們管這個廠子，一年就賠了7萬元。

為了能讓縣裡的經濟發展快些，進一步解放思想，1984年五六月間，近平同志帶領縣經濟考察團到江蘇考察鄉鎮企業發展經驗，先后走訪了無錫、常熟、南通等地。在無錫，近平同志約見了給他寫信，願意到正定工作的無錫機械局農機供銷公司原經理邱斌昌。邱斌昌懂經營、善管理，是個能人。聽了近平同志對縣裡企業情況的介紹，邱斌昌當即表示可以到油泵油嘴廠工作。他還特別提到，自己可以帶一個成熟的柴油發電機項目到正定，馬上就能出產品。

近平同志問邱斌昌：“你從大城市去我們偏僻的縣城，有什麼條件嗎？”

他回答說：“沒有條件。”

近平同志就把“人才九條”的內容給他說了說。他說：“我不需要這個。”

近平同志就笑了，說：“你不提條件我們不好請呀。”

邱斌昌說：“你要非讓我說，那我就提兩條吧。我現在是17級工資，我一踏上正定的土地，縣裡就給我漲1級工資。我保証在一年之內，油泵油嘴廠的產值翻一番，到時候你再給我漲2級工資，達到14級。這樣，我從正定再回到無錫，就是高干了，重要文件得讓我看，重要會議必須讓我參加。”

近平同志當時就打電話跟我商量，問我：“邱斌昌提的這兩條行不行？”

我說：“這是最低條件。工資級差不大，搞不好，一年也就是多付兩三百塊錢，可以答應他！”

邱斌昌這個人積極性很高，當年8月就到正定報到了。他找到我，說：“你是程縣長？你知道我的事情了？”

我說：“你的工資已經從17級漲到16級了。我們說一是一，說到做到，這就是正定精神！明天我領你到大會上宣布，你就是縣油泵油嘴廠的廠長。”

邱斌昌很感動，當時眼睛就濕潤了。第二天，我就到油泵油嘴廠召開職工大會，宣布邱斌昌為廠長，行政16級。

宣布完后，廠裡有個副書記，給我提意見說：“程縣長，你做得不對。縣裡給我們請廠長我們能接受，但宣布他的級別就不對了。”

我說：“這是習書記給你們請的人才。級別是邱斌昌來正定工作的條件，你們就不要提意見了，下月按16級給他發工資。”

邱斌昌這個人本事太大了，上任沒幾天，就把油泵油嘴廠積壓的產品全部賣了出去，隨后就開始組織生產，當年產值實現翻番，成為正定縣四大骨干企業之一。他帶來的柴油發電機項目，成為企業的一個增長點。后來，他在正定工作了十幾年，一直干到退休，為正定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期間和離開正定以后，都對他非常關心，曾經給我來過3次信，讓我注意關心他的工作和生活。后來縣裡把他提為正定的政協副主席，藥費按月報銷。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當年剛到正定任縣委副書記的時候，分管精神文明建設和教育工作，在他任縣委書記之后，對這些工作仍然十分重視。請您具體談一談這方面的工作。

程寶懷：近平同志對精神文明建設確實十分重視。首先是從群眾的衛生習慣抓起。正定雖然是歷史古城，但剛剛經歷“文化大革命”的浩劫，還沒有恢復元氣，到處是殘垣斷壁、碎磚爛瓦，污水橫流，街道沒人打掃，生活垃圾到處都是，很臟很亂。近平同志反復強調“兩個文明”必須一起抓，在全縣開展了“文明禮貌月”活動。他反復講，不能摘了“高產窮縣”的帽子，再戴上“高產臟縣”的帽子。近平同志組織成立了“五講四美三熱愛”辦公室，在縣城裡修建了37個垃圾池、11個公共廁所，在全縣建立了13個鄉鎮文化站和45個村俱樂部，為71個村安裝了自來水。

近平同志非常重視思想政治工作和文明大院建設，開展了“五好家庭”“模范黨員”“紅花少年”評選活動，制定了鄉規民約。全縣評出“五好家庭”3592戶，成立青年服務隊3500個。縣直部門實行了“門前三包”，劃分了衛生區，縣城面貌大為改觀，多次受到地區文明辦表揚。

再說說近平同志對教育工作的重視。他來正定不久，就對全縣的教育工作進行了改革，對教師實行聘任制，提高教師工作積極性，落實教師待遇，發放拖欠的教師工資，提高教學質量。當時，正定的小學有3500多平方米危房，校舍陳舊簡陋，學生大多趴在土台子、水泥板上上課。他多次召開教育工作會議，反復強調教育是立國之本。1983年10月13日，他聽說南牛公社南永固村小學因校舍漏雨，學生已停課一周，立即作了批示，要求南牛公社黨委應從南永固村小學辦學條件問題中看到與黨的要求的差距，採取有力措施迅速改善該小學的辦學條件，不然就是失職。同時，還馬上派縣委宣傳部長陳守東和主管副縣長何玉前去現場幫助解決問題。

裡雙店公社傅家村小學房子露天，窗戶沒玻璃。近平同志把公社書記王香文叫到辦公室進行批評，他說：“裡雙店搞‘大包干’不錯，但不能一俊遮百丑，教育抓不上去，改善辦學條件不力，那你也不是一個好書記。”

后來，全縣籌集187萬元，用於改善小學辦學條件，修繕房屋1020間，共15000平方米，新置辦桌椅板凳3000套。有16個村還蓋起了新的教學樓，大大改善了小學辦學條件。

採訪組：請您談一談習近平同志那時在黨建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程寶懷：近平同志對黨建工作非常重視，多次講要擺正黨的建設和四化建設的關系。他說，如果忽視黨建工作，就會給我們帶來不可挽回的損失﹔對黨員違法亂紀和工作作風問題，必須下大力氣解決。

他非常注重加強黨員干部黨性教育，要求各級黨組織開展好“三會一課”，解決好領導班子自身組織生活不正常、渙散軟弱等問題﹔要求黨員對照黨章要求，對照先進黨員、英雄模范，對照入黨誓詞，反思自己思想上和行動上有哪些差距﹔強調對黨員干部進行三種教育，即綱領教育、方針路線教育、先鋒模范帶頭作用教育。

同時，他還要求解決好領導班子的四個問題：一是政治路線、政治立場問題，二是為人民服務問題，三是政治生活不健全問題，四是領導班子渙散問題。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一貫重視和關心老干部，請您講一講他在正定做老干部工作的情況。

程寶懷：近平同志曾經在多個場合說過，老干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沒有他們過去的奮斗和無私奉獻，就沒有我們今天的一切。老干部工作中，小事也是大事，一定要懷著深厚感情對待老干部。他對當時的老干部局局長王保奇說，關心老同志就要少講空話、多辦實事，多給他們送溫暖、送方便，讓他們過個舒適、幸福的晚年。

他把縣委僅有的一輛212吉普車讓給老干部坐，把縣委、縣政府合用的會議室騰出來做老干部娛樂室。縣委曾經下文，讓醫院開辦老干部病房，開設老干部挂號窗口，規定老干部的醫療費按月報銷，不得拖欠。

正定的老干部工作引起上級關注，河北省委、石家庄地委曾專門通報表揚。《人民日報》《河北日報》《建設日報》《石家庄日報》專門刊登了近平同志尊老敬賢的事跡。他調走以后，仍一如既往地關心離退休干部以及和他一起工作過的老同志，平時書信來往，逢年過節慰問，寄挂歷、寄賀年卡。一有工作變動，就主動把新地址告知我們。

1994年，在全國勞動模范呂玉蘭同志病逝一周年之際，近平同志特意寫了《高風昭日月亮節啟后人》的悼念文章，以“痛心傷永逝，揮淚憶深情”表達了對玉蘭同志的懷念。1998年，為紀念縣文化局局長賈大山逝世一周年，他專門寫了文章《憶大山》，刊登在河北省文聯的雜志《當代人》上。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期間大力挖掘正定的歷史文化，實施旅游興縣。請您講講這方面的故事。

程寶懷：正定是文化古城，有“九樓四塔八大寺，二十四座金牌樓”之說。近平同志對文化非常重視，提出來要挖掘潛力、發展旅游業。他把發展旅游業作為第三產業，在正定扎扎實實辦了幾件實事。一是修建常山公園。當時縣裡沒有錢，就號召各部門和個人集資49萬元，用了半年的時間把公園建起來了。二是修繕、彩繪大佛寺。三是組建乘飛機旅游觀光的公司。四是興建榮國府。

我詳細講講建榮國府的事。本來是中國電視劇制作中心要拍《紅樓夢》，需要40畝地搭建一個臨時的攝影棚。近平同志當時正在醞釀發展旅游業，計劃把正定建成距石家庄市最近的旅游窗口，聽到這個消息以后，敏銳意識到正定的機會來了，就派人和他們聯系，說正定願意提供40畝地，希望把《紅樓夢》的假景建在正定。制作中心到正定后，他們原計劃投資49萬元，讓縣裡投資27萬元，搭建一個2200平方米的《紅樓夢》假景。近平同志考慮《紅樓夢》拍完以后，三合板搭建的假景經不起風吹雨打，正定什麼也落不著，就提議建一個“真實”的榮國府。這個想法提出來以后，中國電視劇制作中心很高興，立即同意。於是正定縣就投資350多萬元建了個“真實”的榮國府。1986年建成開放以后，第一年門票收入達221萬元，旅游總收入達1761萬元。

近平同志積極協調，把石家庄的公共汽車延伸到正定，促進了正定的經濟旅游發展。有一天，近平同志找到我說：“老程同志，石家庄地區公共汽車一天兩趟通到正定，參觀榮國府的游客人山人海，車輛不夠。你是不是和石家庄市商量一下，把市裡的公交車延長到正定？”當時石家庄市和石家庄地區是分設的，是省裡直管。我到市裡找到了市委秘書長王同林同志，說：“我們發展旅游，石家庄地區的公交車少，你能不能把市裡的公交通到我們那兒？”他一聽，很高興：“我贊成。”不久之后，石家庄市的公交車通到了正定，給到正定旅游的石家庄市民帶來了很大方便，同時正定人到石家庄市裡也更方便了。

採訪組：您和習近平同志共事3年多，您如何評價他？

程寶懷：近平同志做人做事有一個很鮮明的特點，就是他能做到嚴以修身，言行一致。為了振興正定，他帶頭苦干，親力親為，他在正定經常講：“表態不如表率，身教勝於言教。”

他衣食住行各個方面都非常簡朴，總是輕車簡從，騎自行車下鄉。他經常對大家說：“騎自行車有三個好處：一是鍛煉身體，二是接近群眾，三是節約汽油。”

近平同志做事，始終能夠做到一個“實”字，從不講套話，也從不“穿靴戴帽”，說話很干脆，干事很利索，說一就是一，說二就是二，說一件干一件，干一件成一件。他強調，不能說了不做、言而無信，不能有始無終、虎頭蛇尾，更不能華而不實、弄虛作假。決定了要做的事，就要抓住不放，一抓到底，抓出成效。

近平同志心裡時刻裝著人民，始終堅持一切工作都要為人民的切身利益著想。他既是“三嚴三實”的倡導者，更是模范踐行者。他無時無刻不把人民裝在心裡，人民在他心裡重於泰山。他把人民關心的熱點問題作為解決問題的突破口，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工作的出發點。

他不僅注重調查研究，而且善於調查研究。他的調研工作有三個特點：一是召開不同類型的座談會，接觸的人特別廣，聽到的聲音也特別全面﹔二是調查研究的方法多，比如外出參觀學習、走大街小巷、走村串戶等多種形式﹔三是認真聽取不同意見。他總是在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基礎上考慮問題和認識問題。

通過和近平同志3年多的共事，朝夕相處，我發現他身上有4種優良作風值得學習。一是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二是艱苦奮斗的勤儉作風，三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作風，四是勇於改革、大膽創新的務實作風。

在正定工作3年多，尤其是當縣委書記之后，近平同志把一個幾百平方公裡、幾十萬人口的縣治理得很有起色、井井有條、蒸蒸日上，這對他的領導能力是一個很好的鍛煉和考驗。他后來很多思想，都可以在正定工作中找到源頭。他曾飽含深情地說：“正定是我從政起步的地方。”這是他由衷的話。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離開正定以后，您和他還有哪些接觸？

程寶懷：他離開正定以后，我到他工作的廈門、福州、杭州去看望過他。我去了以后，主要是跟他一起敘敘舊，給他介紹介紹正定的發展情況。近平同志對老干部和一起共過事的同志特別關心，在我回來的時候，他讓我給正定的老干部帶些茶葉和食品，叫我代他向大家致以問候。近平同志前后回過正定6次，他不止一次對我說：“老程，正定是我們一起工作戰斗過的地方，有我們的心血和汗水，你要多關心正定，讓正定發展得更快些。”

他在正定工作時曾講過：“改革必然海闊天空，守舊未必風平浪靜。”他有一個座右銘：刪繁就簡三秋樹，領異標新二月花。這兩句話，就是近平同志作風的突出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