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更高層次開放型經濟 引領國家中心城市發展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后。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隻會越開越大。”開放既是我們黨在過去近40年改革開放歷程的成功實踐，也是繼續推動和引領新時代中國發展的必然要求和關鍵一招。成都地處中國西部內陸，是成渝經濟區的雙核之一，是西部經濟最發達、對外開放度和國際化程度最高核心城市。進入新時代，黨中央、國務院賦予了成都建設國家中心城市的新使命，這對於未來進一步拓展中國發展的新空間，加快形成中國發展的新優勢具有重要意義。

一、發展更高層次開放型經濟的內涵

開放是國家繁榮的必由之路，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開放的路應當怎麼走，並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循。改革開放近40年的歷程中，從改革開放之初，設立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沿海開放城市，通過主動開放、單邊開放的模式，打開了通向世界的窗口﹔再到2001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借助於多邊貿易體制下的集體性安排，全面提升了我國參與國際競爭合作的能力和水平，實現了開放模式的突破。十八大以來，國際經貿規則面臨重構，圍繞市場和資源的國際競爭更加激烈，中國參與國際競爭合作的形式日趨多樣，深度和廣度不斷提升，以往開放模式的局限性日益顯現。十九大提出發展更高層次開放型經濟，是中央深刻把握國內外形勢新變化后作出的重大判斷，是新時代中國改革開放的重大戰略部署，將開啟我國進一步走向世界的新征程。

發展更高層次開放型經濟，推動形成全方位開放格局，要堅持引進來與走出去並重，拓展經濟發展空間﹔要優化區域開放布局，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要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進一步放寬外資准入限制，推進產業結構深層次調整﹔要主動塑造開放的外部環境，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

國家中心城市應當是最集中體現國家戰略、代表國家形象的城市，應當是最能夠代表本國參與國際競爭的主要城市。成都作為國家中心城市，要加快發展更高層次開放型經濟，拓展開放型經濟發展空間，培育內陸經濟發展新增長極，盤活和深化改革開放棋局，促進沿海與內陸地區協調發展，以開放的主動贏得發展的主動，不斷匯聚發展動能，為內陸地區發揮示范帶動作用。

二、內陸地區發展更高層次開放型經濟的重要意義

從全球看，內陸地區發展更高層次開放型經濟，將促進內陸地區產業深入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實現向全球價值鏈高端躍升。成都產業發展迅速，2016年，電子信息、汽車兩大優勢產業的產值規模分別達4800億元、1700億元，軌道交通、航空航天、生物醫藥、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培育，產值分別增長10%、40%、12%、18%。成都發展更高層次開放型經濟，將建立與國際經貿規則相銜接的市場規則體系，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兩個市場，聚集國內外高端生產要素和技術資源，加快推動產業轉型升級，提升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的地位，全面形成參與國際競爭新優勢。

從區域看，內陸地區發展更高層次開放型經濟，將推進區域協調發展。受地理位置影響，內陸與沿海地區在開放程度和區位條件上擁有先天的差距與不足，區域間經濟發展失衡，制約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平衡性和普惠性。成都是中國西部的中心城市，連接西南、西北和華中三大地區的重要樞紐，在輻射帶動西部地區發展，促進沿海與內陸地區協調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成都發展更高層次開放型經濟，將增強西部經濟中心、科技中心、金融中心、文創中心、對外交往中心功能，提高內陸地區整體競爭力，破解制約內陸地區要素流動,產業連接和市場統一的體制機制障礙，不斷完善各類開放平台功能，探索促進區域間協同發展的長效機制，為完善新一輪對外開放戰略布局，探索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

從地方看，內陸地區發展更高層次開放型經濟，將促進地方經濟轉型升級，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成都市第十三次黨代會報告指出，“堅持以新開放觀服務全省跨越發展”。2016年，成都實現地區生產總值12170.2億元，同比增長7.7%，其中，第三產業增加值佔比達53.1%，產業結構持續優化，為成都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成都發展更高層次開放型經濟，將產業發展置於廣闊的國際空間來謀劃，探索產業轉型升級和開放創新的路徑和模式，推動發展方式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為內陸地區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探索新路徑，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

三、內陸地區區發展更高層次開放型經濟面臨的挑戰

（一）全球產業發展趨勢變化

在新一輪世界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推動下，世界經濟正在努力擺脫“新平庸”風險，各國加緊謀劃布局，搶佔新一輪國際競爭制高點，發達國家紛紛實施“再工業化”戰略，重塑制造業在國際競爭上的新優勢，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積極參與全球產業再分工，承接產業及資本轉移，拓展國際市場空間，產業轉型升級成為順應世界產業發展新形勢的重要任務。成都新興產業發展迅速，但產業仍大多處於國際分工和全球產業鏈的中低端，國際競爭缺乏核心優勢。產業的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有待進一步開發。

（二）國際經貿規則重構

當前雙邊和多邊貿易安排進展較快，各國利用自貿區談判，融入符合其自身發展需求的重點議題，搶佔國際經貿規則制定的主導權。自貿區的談判領域發生變化，投資、電子商務、政府採購、競爭政策、環境、勞工、知識產權、監管一致性等領域成為自貿區的重點議題，並出現具體化、向邊境后轉移、向虛擬經濟領域延伸等特點。成都承擔著參與和制定國際經貿新規則的重要任務，國際經貿發展新環境對成都經濟未來的發展方向提出新的標准和要求。

（三）內陸地區競爭加劇

內陸各地大力推進改革開放，積極打造各類開放平台，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促創新，充分釋放制度紅利。各省在深化改革開放的同時，與其他內陸地區的競爭加劇，各區域之間缺乏聯動性和協同性，不利於各內陸地區錯位發展，各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難以破解。成都全面推進區域合作，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但成都與各地區開展區域合作仍面臨諸多問題，區域合作機制有待完善、區域間產業轉移尚不到位、各地行政體制仍需統籌，阻礙了經濟要素在區域內的自由流動，限制了區域間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

四、成都發展更高層次開放型經濟的建議

（一）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

成都要發展聚焦資本和技術密集型高端產業，實現產業發展新舊動能轉換，將產業發展主動融入全球創新網絡，在全球范圍內優化配置創新資源，把握住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與我國產業轉型升級歷史性交匯的戰略機遇期，形成產業的創新引領優勢。促進服務業發展，加快新興業態集聚，培育經濟發展新動力，塑造國際競爭新優勢，搶佔新一輪國際競爭制高點，從而實現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上地位的躍升，為在新一輪產業革命中實現彎道超車探索新路徑。

（二）對標國際規則先行先試

成都要積極對接國際經貿新規則和新標准，形成與國際通行規則相銜接的基本制度和政策框架，為提出中國優勢議題、創造中國FTA（自由貿易協定）模式打下基礎。放寬產業市場准入限制，對國際談判中涉及的部分新議題進行先行先試，對產業開放進行局部壓力測試和效果評估，從而解決好“開什麼”和“如何開”的問題，為我國產業進一步開放積累防控和化解風險的經驗。

（三）促進區域協同發展

成都要開展與自身發展相適應的制度創新，實現內陸地區錯位發展，建立健全區域間互動合作和利益分享機制，推動市場一體、標准互認、政策協調、規則對接。破除區際市場壁壘，建設統一開放和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促進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自由流動，更好發揮市場對要素優化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完善區域間大通關體制，優化國際貿易服務功能，發展多式聯運物流支撐，加強信息互換、監管互認、執法互助，探索促進區域協同開放的新路徑。

（四）加快內陸自由貿易港建設

成都是連接“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的重要紐帶，是連接西南西北、溝通中亞南亞和東南亞的重要交通走廊，是內陸開放的前沿地帶和西部大開發的戰略依托，是推進亞歐、亞太互聯互通和經濟貿易一體化的戰略支點城市。成都要依托“一帶一路”倡議，加快內陸自由貿易港建設，促進形成內外聯動的開放格局。加大一線放開力度，運用信息化監管模式，簡化一線申報手續，取消或最大程度簡化貿易管制措施，促進要素徹底市場化和完全自由流動，為轉口貿易發展提供便利。對標國際自由貿易港區，創新金融、投資、外匯等管理制度。完善具有離岸特征的產業體系，探索國際融資租賃、國際中轉等業態發展，打造內陸地區建設自由貿易港新樣板。（作者：朱思翹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亞洲所助理研究員﹔杜國臣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亞洲所副主任）

（成都《先鋒》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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