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又是發展的戰略目標

蔡昉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全要素生產率既是創新的一種度量，也是創新的一種手段，它歸根結底來自於重新配置效率。

王一鳴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

王東京 中央黨校副校長

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堅持以創新發展為動力，堅持以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為核心。

胡家勇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政府與市場在資源配置和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猶如車之雙輪、鳥之兩翼，不可偏廢。

陳劍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

現代化經濟體系，是建立在現代市場經濟體制基礎上的經濟體系，並充分體現其時代性。

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對於“現代化經濟體系”這個新概念、新范疇，應如何理解、把握？“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應做好哪些工作、應對哪些挑戰？本刊特約幾位專家學者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解讀。

——編者

現代化經濟體系在全球舞台上有強大競爭力

主持人： 十九大報告對我國經濟建設作出了戰略部署，報告第五部分對“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作出了具體規劃。應如何理解現代化經濟體系？

王東京：研讀十九大報告，我體會習近平總書記所講的經濟體系，是指由“產業體系、創新體系、協調體系、開放體系、體制機制”等五個子系統構成的一個大系統。

現代化經濟體系的科學內涵包括：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著力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著力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

主持人：現代化經濟體系有哪些特征？

陳劍：現代化經濟體系是建立在現代市場經濟體制基礎上的經濟體系，並充分體現其時代性。它的外在表現形式或者說主要特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高效益的經濟增長。經濟保持中速增長（5%左右）或適度增長，增長更多體現在經濟發展質量，體現在經濟效益的持續提升上。在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基礎上，提升整個社會效率。

二是產業結構持續優化。在產業結構上，應當符合三次產業運行規律。第三產業在三次產業中所佔比重日益增大，至少超過65%以上﹔在三次產業就業人口中，從事第三產業的就業人口比重應當超過70%以上﹔在第三產業內部結構中，科技、文化創意、服務貿易等領域的增加值比重持續上升。戰略性新興產業、高端服務業地位日益重要。

三是產品和服務的質量不斷提升。在現代化經濟體系中，企業生產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應當是質量持續上升，科技含量持續增加的，要體現低碳、高科技、綠色、生態等現代經濟的基本特征。

四是全球性特征顯著。現代化經濟體系一定是深度融入全球一體化的經濟體系，其企業組織、產品與服務也一定具有全球性、跨國際的特征，很難說哪一件產品完全是由哪一國生產。

五是誠信是社會的普遍遵循。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體現法治經濟的外在形式是契約的履行，和對誠信原則的遵循。

六是地區之間平衡發展。區域之間，生產要素的配置和流動更為有效，跨地區的轉移和互助機制逐步成型，形成以城市群為主體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較為發達地區與相對落后地區之間，人均GDP指標不應當差距過大。也就是說，共享發展必然帶來區域之間的相對平衡發展。

七是競爭力水平提升。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其經濟在全球舞台上有著強大的競爭力，在一些領域扮演全球引領者的角色。而一個有強大競爭力的經濟，應當是法治經濟、扎實的市場經濟基礎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綜合體現。

主持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有何重大意義？

蔡昉：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有三大重要意義：首先，它是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重大任務﹔其次，它是緊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推進經濟建設的客觀要求﹔再次，它是適應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必然要求。

跨越“三大關口”，有路線圖也有時間表

主持人：我們注意到，十九大報告在提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時，用了兩個關鍵詞，一個是“跨越關口”，一個是“攻關期”。怎麼理解“跨越”和“攻關”？

王一鳴：經過多年調整，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同時必須看到，受深層次體制因素影響，我國經濟運行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風險尚未根本消除，產品和服務質量短板仍然突出，原有的發展方式、經濟結構和增長動力已經越來越不適應高質量發展階段的要求，亟須跨越“三大關口”。

首先，依靠擴大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方式必須加快轉變。隨著部分傳統產業產能接近或達到上限規模，再簡單沿用老辦法擴大投資需求，不僅投資效率會下降，債務杠杆會攀升，還將增大金融風險發生的概率，也難以從根本上緩解經濟下行的壓力。

其次，依靠工業產能增量擴能形成的經濟結構必須加快調整。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結構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舉。2010年以來，隨著部分傳統產業市場需求趨於飽和，工業增速持續回落，服務業比重逐年上升。在工業內部，鋼鐵、煤炭、建材、有色、石化、電力等行業漸次達到或超過峰值。再像過去那樣依靠“鋪攤子”擴大制造業產能推動經濟增長，勢必將加劇重復生產和產能過剩，扭曲經濟結構和資源配置。

再次，依靠資源和生產要素大規模高強度投入形成的增長動力必須加快轉變。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生產要素供求關系發生明顯變化，勞動年齡人口逐年減少，礦產資源人均佔有量大幅下降，土地供給日趨緊張，生態環境硬約束強化，原有的低成本競爭優勢開始減弱，繼續依靠大規模增加要素投入支撐經濟增長已經越來越困難，必須加快推動增長動力從主要依靠生產要素大規模高強度投入為主轉向創新驅動為主。

主持人：這個“攻關期”有無明確時間表？

蔡昉：十九大報告沒有明確給出攻關期和跨越關口的時間表。我理解，這個攻關期並不長，隻有3年時間，也就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當然，在一定范圍內也可以延長，但是真正的時間窗口就是今后3年，隻有在這3年裡創造了充分的條件，我們才可能開啟新征程。

主持人：為什麼這麼說呢？

蔡昉：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全面深化改革為主題，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完成各項改革任務，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可見，2020年是一個重要時間節點，因此跨越關口的時間是非常緊迫的。從十九大到二十大，是“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的工作不僅有路線圖，也有時間表。

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

主持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目標很宏大也很振奮人心，十九大報告對此提出哪些戰略舉措？

王東京：十九大報告就如何用新發展理念引領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提出了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等六大戰略舉措。落實這六大戰略舉措，我認為應抓住三個重點： 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堅持以創新發展為動力，堅持以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為核心。

主持人：我們應當做好哪些具體工作？

王一鳴：根據十九大報告精神，我認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重點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工作：

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實體經濟是富民之基、強國之本。中國從低收入國家變成中等收入國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靠的是實體經濟，今后要跨越高收入國家門檻也隻能和必須依靠實體經濟。要加快建設制造強國，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增強產業競爭力，做實做強做優實體經濟。

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化，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攻方向。加快建立落后產能退出機制，以處置僵尸企業為突破口，建立市場化法治化退出通道，解決“退不出、死不了”的問題，真正實現市場出清。加快形成產業升級機制，以資產重組、資本整合、產業融合為路徑，推動企業兼並重組，推進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促進制造業和服務業融合、農業“接二連三”、傳統產業嫁接新技術新模式，真正實現產業升級換代。通過優化存量資源配置，擴大優質增量供給，不斷提高供給體系質量。

必須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加快三大變革，關鍵是要轉向創新驅動發展，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要強化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推進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在更多領域躋身世界領先行列。從國際比較看，我國要素生產率與發達國家差距較大，提升潛力和空間很大，關鍵在於深化改革。要深化產權制度改革，強化知識產權創造、保護、運用，加大科技創新的產權激勵力度。加快要素市場改革，促進形成市場化價格形成機制。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創造各類企業平等競爭的環境。

必須著力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要支持傳統產業優化升級，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瞄准國際標杆，持續提高產品和服務的質量水平、質量層次和品牌影響力，推動我國產業價值鏈從低端向中高端延伸，形成高質量供給體系。提高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效率和水平，優化融資結構體系，打造適應實體經濟發展的金融鏈，推動存量資產重組，為新興產業提供金融支持，做好中長期資金供給的制度安排。培養造就一大批具有國際水平的戰略科技人才、科技領軍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創新團隊，建設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勞動者大軍。

必須著力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要完善各類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加快國有經濟布局優化、結構調整、戰略性重組，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全面實施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制度，清理廢除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發揮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健全財政、貨幣、產業、區域等經濟政策協調機制。

新發展理念貫穿於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之中

主持人：十九大報告將“貫徹新發展理念”放在“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之前，其中有何深意？

陳劍：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就要求我們不能再以過去的舊思維、舊理念來指導經濟建設和發展，而應當貫徹新發展理念。

現代化經濟體系是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為指導的經濟發展方式，是以發展成果共享為目標的經濟體系。新發展理念是以經濟質量和效益為主線的，而非過去強調的速度和規模。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后，結構失衡問題日益突出，應當把工作的重點放在結構上，用改革的辦法推動結構調整。讓新發展理念貫穿於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之中，是遵循事物發展演進的客觀規律，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發展觀邏輯的根本所在。

主持人：怎麼理解新發展理念的重要性？

王東京：現代化經濟體系與傳統經濟體系不同。兩者的區別，就在於是否符合新發展理念。符合新發展理念的經濟體系是現代化經濟體系，否則就是傳統的經濟體系。

十九大報告強調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要貫徹新發展理念，是在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的科學論斷。新中國成立后的一個時期，為了迅速建立工業體系，過度強調發展重工業，結果導致農、輕、重比例失調﹔為了超英趕美，在處理積累與消費的關系上重生產輕生活，沒有把發展生產同改善人民生活緊密結合起來。出現這樣的問題，既有歷史的客觀原因，也有經濟建設指導思想上的失誤。上世紀80年代初，理論界開展了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大討論。作為這次大討論的成果，黨的十二大報告將“一要吃飯，二要建設”確定為我國經濟工作的基本原則。此后，積累與消費以及農、輕、重的比例關系得到了逐步調整。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成就舉世矚目。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已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人民也實現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歷史跨越。但經濟仍存在一些問題：從發展驅動看，主要是靠投資、出口拉動，創新不足﹔從供給側看，供給效率和質量不高，結構性矛盾突出﹔從生態環境看，以犧牲資源環境為代價追求增長的現象在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從國際收支看，進出口長期失衡，對外依存度偏高﹔從財富分配看，不同地區、不同群體的收入存在較大差距，基尼系數偏高。

針對上面這些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上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而且強調五大新發展理念是今后我國發展思路、發展方向、發展著力點的集中體現，也是改革開放近40年來我國發展經驗的集中體現，反映出我們黨對我國發展規律的新認識。

未來增長的關鍵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主持人：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對此應如何認識？

蔡昉：全要素生產率，是指在各種生產要素的投入水平既定的條件下所達到的額外生產效率。比如，一個企業或一個國家，既定的資本、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要素投入的增長率分別都是5%，如果顯示出的產出或GDP增長大於5%，譬如說是8%，這多出來的3個百分點，在經濟學意義上就是全要素生產率對產出或經濟增長的貢獻。全要素生產率與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以及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直接相關。它既是創新的一種度量，也是創新的一種手段，它歸根結底來自於重新配置效率。

其一，中國改革開放近40年來的發展歷程表明，生產率提高主要來自資源的重新配置。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約有70%、80%的人在務農，這些人隻生產了20%多的產值，說明當時生產率極低。之后，通過改革把這批人轉向非農產業，宏觀上我們獲得了資源重新配置效率。

其二，經濟學家熊彼特提出了創造性破壞理論，意思是許多更高的生產率、更高的競爭力是通過破壞達到的。有新的企業進入，就有原有企業的退出。研究表明，這個過程中生產率的提高佔全部生產率提高的1/3到1/2。這是企業之間的重新配置。

其三，技術進步、技術創新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根本路徑。現實中，企業的技術進步不是齊頭並進的，誰最先進行創新，使用新技術，誰就可以壟斷資源，實現有進有退。因此，技術進步本身也是資源重新配置。

主持人：這是否意味著未來中國經濟增長主要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蔡昉：是的，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關鍵靠改革，具體來說，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認識：

其一，通過改革把人口潛力再挖掘出來，是改革紅利的一種。無論是與發達國家還是收入水平比我國略高的國家相比，我國農業勞動力還有大量人口可以轉移出來。阻礙我們挖掘潛力的，是現存的一系列體制機制障礙。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實現農民工市民化，不但可以提高生產率，帶來資源重新配置效應，同時提高勞動力供給，緩解勞動力成本提高太快的困難，而且可以提高國內的消費需求。

其二，落后產能以夕陽產業、病態企業甚至僵尸企業形式存在，佔用有限資源和稀缺生產要素，降低經濟整體全要素生產率，扭曲資本和勞動等要素價格，推高企業和增長成本，使得傳統經濟發展方式得以延續。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必須把那些生產率低的產業、產能出清。

其三，創造性破壞不保護落后產能，不保護落后崗位，但必須保護勞動者﹔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改革開放發展的成功經驗，也是十九大提出的要求﹔越是社會政策托底有力，越能做到有勇氣退出。

市場和政府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

主持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要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這是人們非常關心的一個問題，具體應如何認識？

胡家勇：十九大報告強調：“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而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就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這也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要處理好的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這是我們科學把握政府與市場關系所應遵循的基本理論思維。政府與市場在資源配置和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猶如車之雙輪、鳥之兩翼，不可偏廢。

其一，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不是讓政府更深地介入到資源配置活動中去，而是要在保証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理那些市場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就要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

其二，政府要盡量減少對微觀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絕大部分微觀經濟活動，都可以交給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去完成。

其三，要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運行規律來界定政府職能。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政府職能作了完整和清晰說明，強調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這一表述更加科學和清晰地勾勒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職能的准確內涵，也反映出時代發展的新背景和新要求。要按照這個總方向，科學界定政府職能范圍，優化各級政府組織結構，理順部門職責分工，該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該放的權一定要放足、放到位，堅決克服政府職能錯位、越位、缺位現象。

其四，選擇最有效的方式來履行政府職能。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要順應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借助市場的力量來實現自身職能，從而獲得“四兩撥千斤”的效果。發揮政府作用，不是簡單下達行政命令，而要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基礎上，用改革激發市場活力，用政策引導市場預期，用規劃明確投資方向，用法治規范市場行為。

（主持人：周經緯）

主題鏈接

面對國際上的“唱衰”論調——

不僅要講好中國故事 也要研究出中國理論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在“人文清華講壇”上指出，未來中國經濟需應對六大挑戰。

首先要嚴防系統性的、區域性的金融風險。2017年7月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召開，一個關鍵詞就是“穩定”，堅決不能發生風險，這是底線。

其次是在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的過程中，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

其三，要提高勞動力素質。未來世界經濟的發展說到底是勞動力跟勞動力的競爭，所以要提高勞動力的生產效率，提高其受教育水平與工作能力。

其四，要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挑戰。必須探索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高效的養老體制，要有制度創新，社會與家庭、道德與法律、市場與行政多管齊下。

其五，對外投資要謹慎。不管是企業還是個人，“走出去”是應該的，但是一定要謹慎。

其六，中國在發展的過程中，面對國際社會唱衰中國經濟的輿論，不僅要講中國的經濟故事，也要研究出中國自己的理論。理論水平上不去，理論講不圓、講不清楚，在國際上、在發展上就會吃虧。（高樓 摘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