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歌謠》中的紅色情懷

贛南採茶戲《永遠的歌謠》越改越好。此前曾看過同是贛南採茶戲的《八子參軍》，兩台戲同屬“紅色題材”，同樣難忘看戲時的激動和看后雋永的回味。《八子參軍》寫了殘酷斗爭中的生死較量，《永遠的歌謠》表現了飢饉歲月裡物質與精神的相互激發，二者又都緊扣著一個可以穿透時空的“永恆”課題——對人情、人性的開掘，令今人回看那特定時代、特定人物、特定事件時，獲得真切的共鳴和感動。

“蘇區干部好作風，自帶干糧去辦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打燈籠訪貧農。”今人吟詠、聆聽這首“永遠的歌謠”時，一定會浮想聯翩，振聾發聵。“自”與“公”，是矛盾對立著的事物兩端，劇中主人公李龍槐，從小孤苦無依，是一個靠吃百家飯才得以活命長大的庄稼漢。鄉親們養育了他，蘇維埃政權解放了他，他翻身入黨，又臨危受命，當上了村長。也許他從來沒聽說過什麼叫“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但是他懂得什麼叫良心，什麼叫報恩。

品格是共通的，性格是獨特的。戲不能先有德而后“找”人，而要從對生活的概括和提煉中，塑造出心懷德性與良心、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這一個”永遠是獨特的。《永遠的歌謠》就濃墨重彩地刻畫了這個頗具特點的庄稼漢李龍槐，幾分憨直、幾分狡黠、幾分認死理和幾分阿Q氣質，構成了他的性格特征。他在飢餓困頓中長大，因特能吃，而獲了一個不雅的綽號“米桶”，可偏偏這個米桶當上了這個飢餓村的村長。在給本村財主馬某扛活時，他曾戀過馬的女兒馬玉琴。村蘇維埃政權建立，馬財主逃亡縣城，卻把一個有文化又五谷不分的女兒馬玉琴留在了村中。玉琴因不識農事，不會插秧倍受村民歧視，難以度日。李龍槐同情她，想保護她，竟別出心裁地假結婚“娶”她，但又不失“原則立場”，於是便有接下來的“真”入洞房，“假”做夫妻的喜劇連連。經歷了李龍槐與之同房不同床，且醒裡夢裡總說糧，甚至把她裝進飯筲裡的飯倒給了烈屬大娘，筲裡再裝沙子以遮同事耳目，竟致當場餓昏——馬玉琴深受感動，深感這是一位難得的“君子”，於是“發誓”和他圓房做真夫妻，並主動提出和父親借糧。李龍槐喜不自勝，決意連夜前往，他隻身闖進馬府，遭毒打，忍絕食，一息尚存時，口唱馬老爺酷愛的鄉曲採茶調，引起馬老爺思念女兒，愛屋及烏，終借糧三十擔。李龍槐卻因飢餓和勞累過度，倒在歸來的途中，未實現所期許的“圓房”。在對這一主線的演繹中，有積極分子帶頭獻糧，有黨員兩度重溫入黨誓詞，有干部訪貧問苦，有先人后己的帶頭人當眾餓昏，有紅燈籠在眾人手中相傳遞，還有《蘇區干部好作風的歌謠》如縷縷春風，陣陣吹拂。

尤為難得的是，該劇著力宣揚的是極其可貴的人間大愛，是一種曲折的愛的表達。唯其曲折，才生戲入戲，而不是非要劍拔弩張，你死我活。這為“紅色”題材開辟了新的語境，難能可貴。

此戲突出了傳奇性。戲本就無奇不傳，更何況是很容易出現概念化人物和概念化說教的紅色題材。長工兼村長娶財主女兒，飯筲裝沙而餓昏，隻身入敵陣借糧，餓死於借糧歸來途中。這些，都讓人覺得很傳奇。生活中不可能的事，出現在舞台上卻能引人入勝，而當舞台上所呈現的真如生活之“真”時，卻總讓你認為其“假”，這就是有些照搬好人好事的戲，之所以不感人的緣故。

最后一場“借糧”，把“英雄主義”發揮得淋漓盡致。馬財主並未現身，由四家丁代替，將鞭笞摧殘與美食誘惑加於主人公一身。其妻馬玉琴與眾鄉親在紗幕后的另一空間“目睹”這一切。創作者讓台上人物“心靈際會”，用大寫意的手法，潑墨渲染，收到了獨特的藝術效果。而此處的“大寫意”，又與前面場次中悉心刻畫人物關系和心理的“工筆”相得益彰。

在這裡，我們又一次看到著名導演張曼君藝術手法的嫻熟。這首先來自她對“紅色題材”的認知。她深刻領會此類題材穿透歷史的永恆性，要很好地表現它，絕不能從概念出發，而要扎扎實實塑造人物。依照這樣的認知，她導演了多部“紅色題材”的劇目。而這一切，又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她出生在這方“紅色”的土地。用她自己的話說，我生於此，長於此，與這塊土地“母子連心”。她的一系列與心魂相連的藝術創作，何嘗不是她對自己祖輩與父輩的憑吊。

如何將“紅色題材”作品做成藝術品並成為傳世之作，是當下創作者應當思考的問題。（劉錦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