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就不計得失的過硬黨性

黨性的高度，是一個不斷磨礪和攀登的過程，並非一時之功。黨性的硬度，更是一個持續錘煉和鍛造的過程，絕非一日之效。沒有滴水穿石的磨礪和久久為功的攀登，哪有黨性的高度？沒有血與火的淬煉和割瘤祛癰的鍛造，哪有黨性的硬度？

全面從嚴治黨，要求黨員干部必須從嚴錘煉和鍛造黨性。黨性既是人生觀、價值觀、事業觀的反映，也是權力觀、利益觀、地位觀的反映。有什麼樣的黨性，就有什麼樣的襟懷、境界和格局。胸懷理想、腳踏實地、俯身為民的人，其黨性必然是純正的、無瑕的、奉獻的。秉持極端個人主義、信奉拜金主義的人，其黨性必然是蒙塵的、有瑕疵的、唯我的。黨性是黨員信仰和信念的外在表現，權力和地位是黨員恪守黨性的試金石。如何對待權力和地位、怎樣看待個人的升遷去留，最能考驗一名黨員干部黨性的高度和硬度。

黨員的黨性有高度，才能把自己融入黨的事業，才能把自己當作黨的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黨員的黨性有硬度，才能在名利、地位面前實事求是審視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始終做到頭腦清醒、進退坦然。黨性的高度，是一個不斷磨礪和攀登的過程，並非一時之功。黨性的硬度，更是一個持續錘煉和鍛造的過程，絕非一日之效。沒有滴水穿石的磨礪和久久為功的攀登，哪有黨性的高度？沒有血與火的淬煉和割瘤祛癰的鍛造，哪有黨性的硬度？千千萬萬革命者特別是老一輩革命家，無一不是經過長期革命斗爭的千錘百煉，才練就出不計個人得失的過硬黨性。

練就不計個人得失的過硬黨性，就是練就黨的事業至上的過硬黨性。黨的事業至上，乃是黨員的政治意識至上、大局意識至上，乃是黨員從全局高度處理個人與組織的關系、個人得失與黨的事業需要的關系。羅榮桓同志說：“我們參加革命，為的是實現共產主義理想，不是為了當官。今天我領導你，明天你可能成為我的領導。”這是羅榮桓的事業觀和全局觀。這種事業觀和全局觀凸顯了共產黨人不計個人進退得失的過硬黨性。1934年9月，羅榮桓調任新成立的紅八軍團政治部主任。此時的紅八軍團軍團長和政委都曾經是羅榮桓領導過的部下。命令下達后，羅榮桓毫無怨言、堅決服從。當時不少同志認為羅榮桓德才兼備、作戰指揮能力和政治工作能力都很強，組織上這樣安排不公平。羅榮桓卻說：“不要論資排輩，要服從組織的決定。”對照羅榮桓以黨的事業為重的博大胸懷，那些跑官者、要官者、拉票賄選者豈不羞愧和汗顏？

練就不計個人得失的過硬黨性，就是練就黨的利益至上的過硬黨性。黨的利益至上，乃是黨員從利義觀的高度處理個人利益與黨和人民整體利益的關系、個人眼前利益與黨和人民長遠利益的關系。黨員干部正確處理好這些關系，才能在地位和榮譽面前三思而行、不爭不搶甚至將組織賦予的權力謙讓給比自己能力更強的同志。“粟裕讓權”就是共產黨人這種“量己謙讓”的典型。粟裕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優秀將領，曾經指揮過許多重大戰役。1945年中央決定成立華東軍區，擬定新四軍第一師師長兼政委、蘇中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的粟裕任司令員，張鼎丞任副司令員。但粟裕一再推辭，建議中央任命張鼎丞為司令員，自己當副司令員。他誠懇地說：“張鼎丞同志在中央工作多年，對中央方針政策理解深刻，當司令員合適。”由於粟裕再三要求，中央最后批准張鼎丞為司令員、粟裕為副司令員。這就是粟裕的過硬黨性。這種過硬，“硬”在黨的利益至上，“硬”在黨的需要至上，“硬”在共產黨人不為名所累、不為利所惑。

黨員干部練就不計個人得失的過硬黨性，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內在要求。在從嚴治黨失之於寬、失之於鬆、失之於軟的一個時期，個人主義、利己主義、自由主義很有市場，宗派主義、山頭主義、拜金主義很有市場。在這樣的市場上，信仰缺失泛濫、濫用權力泛濫、腐化墮落泛濫、結黨營私泛濫、陽奉陰違泛濫、違法亂紀泛濫。這些負能量泛濫的結果，不僅沖擊著我們黨執政的底線，還沖擊著黨員干部的信仰信念。黨的十八大以后從嚴治黨，寬鬆軟的狀況已經得到明顯改變。在全面從嚴治黨的新時期，黨員干部練就得失坦然的過硬黨性，不僅是筑牢黨性堤壩的需要，也是積極參與從嚴治黨的實際行動。

（《刊授黨校》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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