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選載（二）

近平給我們村做了很多事情。我就講一講我印象最深刻的幾件事吧。

第一件事，近平在報紙上看到四川綿陽辦沼氣，他覺得我們可以借鑒過來，解決農村燒柴的老大難問題。近平就跟大家探討這個事情，給我們講辦沼氣有幾大好處：一是能解決社員點燈問題﹔二是能做飯﹔三是沼氣池裡的廢料還可以給庄稼做肥料。后來，近平他們到四川去學習沼氣技術，學了大半個月的時間，回來就動員社員開會，組織了一個辦沼氣的施工隊。近平在四川學了不少技術，還從四川帶回來一個技術員，在他們兩個人的指導下，我們就建起了沼氣池。當時我也和大家一起修建沼氣池，帶著一些人負責打石頭、接石板，石板接起來套出沼氣池的原型來。沼氣池一修好，就解決了我們的燃料問題。沼氣可以點燈，可以做飯，社員們都很高興。以前做飯就要打柴，社員又要勞動，還要打柴。有了沼氣，就不用費那麼多力氣去砍柴了，社員高興極了，都說：這沼氣可算是解決了咱祖祖輩輩燒柴的大難題啦。后來，省裡在我們梁家河村開了一個沼氣現場會，在全省推廣。很快，沼氣就普及到了全省，給全省很多地方的農民都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和便利。這是近平辦的一件大事情。

第二件事，近平還帶領我們村民打了一口井，解決了我們全村的吃水問題。以前我們村裡吃水困難，就是在河裡挖個滲水坑，拿個瓢，舀到桶裡，擔回去吃水，那個水很渾，遠沒有井水好吃，也不衛生。在那個年代，近平帶我們挖井可沒有現在這些機械，都是人工挖。挖井的人在下面用 頭挖出泥土、石塊，再裝到筐子裡，井口處安一個轆轤，把筐筐吊出來。人工挖井是有很大風險的，往外拉泥土和石塊時，稍有不慎，掉下來一個小石塊就可能給下面的人帶來生命危險。那個時候是冬天，打了很深，才開始見水，那水冰涼刺骨，近平下到井裡，兩條腿都踩在泥水裡，挖下面的泥土和石頭，一干就是挺長時間，實在撐不住了再換人。打這口井的時候，近平的腿凍得落下了毛病，冬天的時候就容易腿疼。這口井挖了半個月左右的時間，我們村現在還在吃這口井裡的水。

第三件事，近平給村裡辦了一個鐵業社。鐵業社可以制造和修理割草的鐮刀、挖土的鐵锨、鋤地的鋤頭、砍柴的 頭，解決社員勞動工具的需求。鐵業社當時生產的工具很多，剩余用不完的，就賣給我們縣的供銷社，給村裡增加收入。

近平還帶領我們打壩地。打壩如果全靠人力，效率就比較低。那時候沒有柴油機，我們就貸款買了一個柴油機，搞水打壩，用管子接上起壩機，一截四米長，起壩機拉到山上，把山上的土打鬆，再用柴油機帶上水，用水把土沖到山下，形成平整的土地，這叫“水墜壩”。這種壩打起來很結實。像這樣的壩地，近平領著我們一共打了5大塊，給村裡增加了幾十畝的耕地。

另外，近平從四川回來的時候，還帶來了種植烤煙的技術，在我們村種植成功了﹔他還辦了一個代銷店，方便村裡人購買日用品﹔還辦了一個縫紉社，解放婦女勞力。近平當書記不到兩年時間，辦沼氣、打井、辦鐵業社、種烤煙、辦代銷店，還搞河橋治理，打了5大塊壩地，給我們村裡帶來了很大的變化，直到今天，我們村裡人還在受益。

——梁玉明《“近平敢說敢做敢擔當”》

剛開始時，我和近平一塊在基建隊打壩、修梯田。我在坡上挖土的時候，看見近平用架子車拉土，他干活非常賣力。砸夯是很累的體力活，四個人用石頭拽著石頭夯的四個犄角，中間一個人扶著把，往下砸。近平打壩時，我就在半山上掏土。雖然打壩很辛苦，但一場大雨就可能把打好的壩沖垮，我們隻好反復地打壩。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每天早晨起得太早了，雞一叫就要起來，那時候天還不亮，我們就一擔一擔地把豬糞、羊糞、牛糞往山上送。我們那時候挑擔子都不會換肩，實在累得不行了就把擔子放在那兒，歇口氣再重新挑起來。

——趙華安、張春富《“近平很喜歡讀書學習，也喜歡寫東西”》

當時包括近平在內的北京知青都是些城市娃娃，種地、鋤地這類的活兒都不太會干。我們本地的娃娃干起農活來，比他們強一點，但是我們跟村裡的農民比起來還差得遠。

所以那時候，根據實際情況，村裡就組織我們這些不擅長耕種的娃娃成立了一個基建隊，這個基建隊主要就是在山溝裡邊打壩，在山上修梯田，不干庄稼活。陝北山多地少，修建壩田和梯田能增加很多土地面積，能多打糧食。近平干活很賣力氣，肯吃苦。

他雖然在勞動技巧上和我們農民有差距，但他一點兒都不惜力，甚至比我們干活還拼命。比如打壩，當時沒有大型機械，挖掘機、打夯機全都沒有，都靠人力把一層層的土鋪好，再用很沉重的夯石把鬆軟的土砸得緊密起來，這是強度非常高的體力勞動。那時候基本談不上什麼勞動保護措施，近平也沒有手套，他直接用手抓住夯石的繩子，再用全身力氣往下砸黃土，一天的功夫，他的手掌上磨得全都是水泡，第二天再干活，水泡就磨破了，開始流血。但是不管多累多苦，近平能一直拼命干，從來不“撒尖兒”（延川方言，本意是“耍奸兒”，即偷奸耍滑，偷懶）。

——王憲平《“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實實干出來的”》

近平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辦沼氣。他到四川綿陽去考察學習建設沼氣池的技術，回來以后結合我們延川當地的氣候進行研究、施工。他在知青住的院子旁邊挖了一個沼氣坑，用水泥打成池子。雖經歷了一些挫折，但沼氣池最終辦成了，解決了我們這個地方缺柴燒的問題。沼氣普及以后，梁家河點燃了陝北第一盞沼氣燈，我們做飯、照明都可以用沼氣，沼氣池裡清出來的肥料，還可以給庄稼上肥，一舉多得。

近平在我們村裡辦了一個鐵業社。他發現我們村裡有的社員有打鐵的手藝，就蓋了一間打鐵的小“車間”，讓鐵匠打鐵做農具，鐵匠能掙工分。社員需要農具，不用跑到縣上，直接到鐵業社來就可以了。這樣就解決了村裡農具的需求問題，方便了群眾。

近平還給我們村辦了一個代銷店。我們到文安驛公社去一趟，一來一回70多裡地，大路小路，要走一天時間。哪怕去打一桶煤油，也要天亮了就出發，到文安驛買了油，吃口飯，休息一下，再回到梁家河，太陽就快落山了，不走快一點，晚飯都趕不上。

近平召集我們村裡人開會說：“咱村裡人去買個東西，要走一天，這太不方便了。像煤油這種必需品，我們完全可以把文安驛供銷社的東西拿一部分回來，在村上統一銷售，我們再按單子定期跟他們結賬。”村裡人一聽，覺得這確實是個好辦法：一兩個人拉著毛驢去文安驛公社馱回來一些日用品，就免去了村裡那麼多人來回奔波。這件事越早辦成越好，大家都非常支持。近平說干就干，領著村裡人，用最快的速度就把代銷店辦起來了。這個代銷店基本備齊了社員的各種生活必需品，有煤油、火柴、肥皂、食鹽、糖果等等。

在當時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下，國家以糧為綱，一切以糧食生產為中心，近平搞這些副業，有一定風險的，很容易被扣帽子。所以，一般情況下，村干部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過問這些事，也不搞這些副業。而且，當時體制死板，辦這些副業，並不那麼容易。當時的農副產品公司、供銷社都是國家單位，想跟這些單位合作，並不那麼容易辦成。我們這些農民，說不清道不明的，跟他們打交道都很難。近平當時隻有20歲，他這個人，心裡裝著老百姓，又有一股闖勁，他克服困難，最終還是把事情辦成了。

近平對政策方面把握得很嚴謹。鐵業社給村裡人打農具、修農具是不盈利的，完全免費。給縣上供貨，是近平親自去跑的。我們梁家河村黨支部與縣農副產品公司公對公，沒有問題。代銷店也是非營利性質的，近平先跟供銷社賒賬，把東西“批發”回來，原價賣給社員，一分錢都不掙，為社員的生活提供便利，這與當時的政策不抵觸，也沒有問題。

鐵業社和代銷店給村裡實實在在帶來了好處。按現在的新詞來說，是“優化物流，整合資源”。當時，近平讓鐵匠主管鐵業社，讓他的手藝能夠“學有所用”，每天打鐵可以掙工分，不用下地干活。他讓村裡一個叫石鳳蘭的女社員當代銷員，她是個年輕人，有文化，會算賬，每天銷售這些日用品就可以掙工分，也不用下地干活。這兩個人各管一攤，表面上看是浪費了兩個勞力，而實質上卻節省了其他社員去文安驛公社修農具、打煤油、買日用品的時間，他們可以利用這個時間下地干活掙工分。壯勞力一天能掙10工分，最多能達到12分，這些工分與生活是密切相關的，可以換糧食、換錢。可以說，農民的生活全都靠這些工分維持。所以，近平辦的代銷店既不違背政策，又是便民惠民的好事情。

類似這樣的實事好事，近平在短短兩年時間裡還辦了很多。他辦了一個縫紉社，組織我們村的婦女勞力，集中在一起做衣服。我們農村人，因為整天干活，衣服褲子磨損得多，一件衣服穿不了多久就壞了，經常要縫縫補補，實在爛得不行了再做新衣服。如果自己在家縫衣服，像那些單身漢就縫不好，新衣服就更不會做了。干了一天活，天都已經黑了，婦女還要在昏暗的油燈下穿針引線，十分辛苦。

近平辦了縫紉社之后，社員把要縫的衣服交給在縫紉社勞動的婦女。縫紉社的婦女根據每天縫補衣服的數量掙工分，其他社員節省出縫補衣服的時間去勞動，可以掙到更多工分。這種分配方式很合理，受到大家歡迎。近平讓社員發揮各自長處，把村裡的生產和生活安排得十分順暢。

近平當了支書以后，提出要解放勞力，把社員從家庭事務中解放出來，投入糧食生產中，所以他就辦了磨坊，讓社員都到磨坊來磨面。在這之前，村裡人都是用石碾子磨面，套上毛驢，再搭上一個勞力。毛驢一圈一圈拉，人還得用笤帚往裡面掃，費時費力，半晌也磨不出多少面。

機器這種東西真是厲害，一千頭毛驢也比不上它。一台柴油磨面機，隻需要一個人來操作，就把整個村子磨面的活兒都干了，而且磨得又快又好。磨坊也是給村裡人免費服務的，不收一分錢，連柴油機燒的柴油都是隊上花錢。這樣，不僅人力解放了，連毛驢也解放出來了，這些解放出來的生產力都可以投入農業生產中。

辦沼氣，辦鐵業社、代銷店、縫紉社、磨坊……近平當我們的村支書，在一兩年內做的這些事情，就像我們國家現在建立的社會保障體系。政府給人民提供多方面的保障和福利，比如教育、安全保障、醫療保障、公共服務，本身是不盈利的，而是切實解決老百姓的生活需求，讓人民生活沒有后顧之憂。人民生活得幸福，不用為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奔波，就能發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為國家建設出力。國家建設得富強了，人民就能得到更多的保障和福利，形成良性循環。

——石春陽《“群眾需要什麼，近平就干什麼”》

近平當了村支書以后，他真正發自內心地想要帶領村民改變梁家河的面貌。

近平給中國農業科學院某個研究所寫過信，希望他們在糧種、菜種方面給予一些幫助。農科院的人還真不錯，給寄來一大包蔬菜種子，有西紅柿、黃瓜、小油菜。近平收到種子后，專門撥出一塊地來試驗種植。那些菜產量還可以，村裡人分過幾次，大家都吃得很好。

近平了解種子的重要性，是因為他剛到梁家河的時候，大隊書記梁玉明曾安排他到縣裡制種站去學習良種培育工作。制種站把種子培育好，再分配到公社，送到大隊。近平對這項工作很認真、很投入，積極學習育種知識，還用一個小本子做筆記。他回到窯洞裡，還饒有興致地給我講有關制種的知識，父系1號、子一代、子二代之間的關系，雜交為什麼會有雜交優勢，等等。近平對這些知識非常感興趣，所以他給我講得很詳細，也講得津津有味。

近平帶領村裡人打井，這件事情我是從頭到尾都見証了的。那個時候有句口號是：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我們陝北地區，川面上的水澆地田，一般情況下產量都比較高，打的糧食質量也比較好。但是灌溉需要足夠的水源，靠下雨是不行的，陝北干旱少雨，而且雨水一來，很快就流走了，所以必須有持續不斷的水源。怎麼才能找到水源呢？近平當了村支書以后，經過調查，知道前隊的某個位置過去有個泉眼，曾經往外滲水，現在找不到了，但是泉眼還藏在泥土中，可以挖出來。后來經過詳細調查，找到了過去給泉眼定位的一個標志。1974年初春，近平那時候剛當村支書不久，他把整個基建隊全都調上去挖這口井。當時近平、武玉華、梁玉明，還有我，都在打井的第一線。我們往下挖，越挖坑越大，越挖土越濕，但是達到一定深度，鏟子就很難施展開了，於是我們就在外面搭了一個井架，上了滑輪，近平跳下去繼續挖，他挖一陣兒，我們也輪著下去替他。那時候天氣很冷，我們當時都穿著棉衣，棉衣上面弄得全都是泥，上面還不斷往下掉土，弄得我們頭上也都是泥。經過努力，水源終於找到了，有一個胳膊粗細的泉眼，往外流水。水出來之后，我們要把水留起來，就要在這個位置打一個小壩。那時候天氣很冷，冰和土凍在一起，如果冰壓在土底下，過段時間天氣轉暖后，冰一融化就會把壩滲穿，所以我們必須用老 或鎬頭把這些冰土混合物挖掉。基建隊的婆姨和娃娃比較多，男壯勞力就隻有我們幾個，那時候天很冷，基建隊社員站在邊上，怕踩在冰水裡凍腳，就不往下走。近平就率先跳到冰面上，用老 和鎬頭使勁地一下一下挖。武玉華是個挺豪爽的人，也善於做動員工作，他朝大家喊：“你們看，習書記都已經下去了！他是外面大地方來的知青，都這麼能吃苦！我們給自己家裡修壩，咋能不出力呢！”武玉華喊罷，也跳了下去，和近平一起挖。這時候，大家也都被帶動了起來，下去用力挖，把殘冰清理出去。

這口井打成以后，不但解決了前隊社員吃水的問題，水量也足夠澆地用，生產和生活都頂上用了。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黃土地的一部分”》

在建設沼氣池過程中，習近平既是指揮員又是技術員，遇到的困難都由他來解決。在那個年代，建筑材料的質量、施工精度，都和現在有很大差距。新建的沼氣池因為有裂縫，沼水從裂縫滲入地下，就不能和糞便這些原料產生化學反應，也就無法產生沼氣。為了維修沼氣池，習近平帶領幾個青年，把沼氣池裡面的水、糞便，全部挖出來，然后下到沼氣池裡，打著手電筒找裂縫，用水把裂縫沖洗干淨，再用水泥仔細地修補。在炎熱的夏天，沼氣池裡臭不可聞、一片漆黑，憋得人喘不過氣來。這種又臟又累的活計，恐怕許多人是不願意去干的。

排除了這些故障，沼氣池很快就可以正常產氣了。1974年7月中旬，沼氣池順利點火，梁家河亮起了陝北高原的第一盞沼氣燈，一舉打破了“沼氣不過秦嶺”的謬言。當時，整個延川縣都轟動了。對於當地山區的農民來說，切實感受到了建沼氣池的好處，紛紛到這裡來“取經”。一時間，梁家河這口沼氣池，變成了沼氣宣傳站，從早到晚擠滿了從其他村趕來看稀罕的人。習近平和參加建池的幾位同志，一遍又一遍地向人們介紹沼氣制取的辦法和利用沼氣的好處。每天都不厭其煩地給參觀的群眾示范沼氣使用的方法——把沼氣燈的開關一扭，劃根火柴一點，燈泡的光芒比60瓦的電燈還明亮。把灶膛裡的沼氣點燃，藍色的火苗呼呼地燒著鍋底，那火很“硬”，幾分鐘工夫，半鍋涼水就“咕嘟咕嘟”地燒開了。

——曹谷溪《“陝北七年是近平一生最寶貴的財富”》

陝北農村的冬天是很冷很冷的，沒有電，農民一天的生活就是早上太陽出來了就上山勞動，太陽落山就回家，成天都在勞動，但是生產效率卻很低下，一年到頭累死累活，一畝地卻打不了多少糧食。這個地區的發展也很不均衡，整個延安都沒有什麼副業，一切就是靠種庄稼。農民的生活基本都在貧困線以下，有些家庭能吃上飯，更多的是像我們這樣的家庭，七八個娃娃，就吃不上飯，就靠吃山上的野菜度日。

對我們這些山裡長大的娃娃來說，從小就在這小山村裡生活，在窯洞裡面住，出了窯洞，面對的就是黃土山，一抬頭就隻能看到山中間這麼一點藍天，這就是我們的世界，不覺得有什麼不適應。但是近平他們從北京來，到這窮山僻壤的小山溝，在這裡過陝北農民的艱苦生活，必須面對和接受這個現實，在這裡生活下去。

春天，近平跟我們社員一樣，用挑子挑著羊糞和牛糞往山上送。知青不習慣爬山，爬得高了，有時候重心不穩，糞就從糞筐子裡洒出來。送糞的工作完成后，就是耕地、整地、播種。苗長出來了，主要的事就是鋤地、追肥。地種不好，秋天就沒有收成，就沒有糧食吃，就會餓肚子，這是很現實的事情。

社員和知青們都是一起鋤地。一開始他們把草和苗分不開，我們是當地的娃娃都懂得。我們跟他們說一下，他們就學會了。別看他們沒干過農活，他們有文化，理解能力強，所以學得確實快。

鋤地都是在春夏，天氣很熱，隊長要求大家加緊時間干活，不讓我們休息。我想偷懶，就以解手為借口，跑到溝裡，休息三四分鐘、五六分鐘，隊長不叫，我就不回去。我確實受不了那種苦，又餓又渴又晒，有時候覺得實在干不下去了。但是近平就一直堅持，從來沒見過他偷懶。

收獲的季節，我們一起去割麥子。我們到山上的耕地有五裡地的距離，回來的時候社員和知青都是一人擔一擔。我們集體喂的牛和驢，飼養這些牲靈，需要用鍘刀把草鍘碎了喂給它們吃，知青不會鍘草，不太容易掌握鍘刀的技巧，鍘刀壓到一半就壓不動了，后來慢慢掌握技巧，一刀就可以鍘到底。

雖然我是個農村娃，但是因為我年紀小，個子小，力氣小，這些勞動對我也是很大的挑戰。我一開始掙6分工，后來逐漸提高，但也沒掙到過10分工。近平個子高，力氣大，干活越來越熟練。我印象中，1969年到1970年這個階段，近平還是一個比較穩重的普通知青，一開始很難適應高強度的勞動。但是經過一兩年以后，近平就成了一個非常棒的壯勞力，基本上每天都能掙10分工。他不僅在勞動方面非常拔尖，而且逐漸和社員們在思想、語言上打成一片。誰家有困難，他都會盡自己的能力幫助。

——武暉《“近平既一心為民辦事又善於為民辦事”》

近平他們這些知識青年，從小就生活在首都北京，接觸的人多，見的世面廣，到了我們這個窮山溝裡，住土窯洞，干農活，面朝黃土背朝天，和我們這些大字不識的農民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肯定不習慣。在農村，吃得很差，吃不慣也吃不飽。上很臟的茅廁，冬天冷，凍屁股，夏天臭氣熏天，蒼蠅蚊子騷擾不斷。睡覺也是挺作難的一件事，幾個知青躺成一排，擠在一個炕頭上。這麼艱苦的生活，這麼大的落差，要說一下子就適應了，顯然不太現實。

我們農民就是黃土地裡生長的，在黃土地裡種糧食吃、挖窯洞住，所以身上總是沾滿黃土，根本就不在意。我們村裡這些年輕人，跟北京知青混熟了，就經常跑到他們窯洞裡去串門，進了窯洞，就往炕上一坐，身上的黃土弄得被褥和枕頭上都是。有些個人衛生特別差的，人一上炕，虱子也上炕了。

近平每天下地干活，經常一身黃土，慢慢也就習慣了。他以前在北京生活，沒被虱子咬過，剛來梁家河的時候腿上經常被虱子咬得紅腫一大片，奇痒無比，他經常撓，后來都撓得流膿流血。在地裡勞動時，大家都把褲腿挽起來，我就看到他的小腿上到處都是被虱子咬的紅疙瘩，有的剛剛結痂，有的痂被撓掉，還往外滲著血。過了一段時間，近平就不怕虱子了，像我們農村人一樣，對虱子的毒素產生了抵抗力，就算被虱子咬了，紅腫也沒那麼嚴重了。

——石春陽《“群眾需要什麼，近平就干什麼”》

剛到梁家河，我們就在基建隊，主要任務是打壩、拉土，我們在北京都沒有干過這樣的活兒，干得不熟練，村民就手把手教我們。千萬別小看這些簡單的體力活兒，如果掌握不好技巧，就干得又慢又費力氣。起初，我們連挑水都挑不好。陝北的扁擔是用兩根又扁又長的木棍綁在一起做成的，立起來有一人多高。這種扁擔不像南方的竹扁擔，竹扁擔挑東西時會產生形變從而起到緩沖作用，而木頭扁擔特別硬，沒有形變，把所有重量結結實實地壓在肩膀上。我們用扁擔挑著兩個木桶到井邊，把水挑回住處，再倒進水缸。剛開始，我們用小木桶挑水都挑不好，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掌握不好平衡，不是往前就是往后了﹔二是肩膀受不了，扁擔把肩膀硌得生疼，從井邊到窯洞，不算遠的路，要歇好幾次。幾趟下來，肩膀就被磨破了皮。但第二天水缸裡沒水了，還是要去挑水，磨破皮的肩膀火辣辣地疼。

到了春天，勞動就真的開始“上強度”了。剛開春時，夜還長，六點多鐘，天還沒亮，村裡就開始喊：“上山受苦去嘍！”開春農忙，就是要起這麼早，我們急匆匆爬起來還得刷牙。村民沒見過刷牙，說：“這幫北京來的娃娃，一到早上就口吐白沫！”洗漱完畢，我們就開始跟著農民整地、送肥，不會干也要跟著干。

我們這些挑水都挑不好的知青，到了農忙的時候就得往山上挑糞，這是又累又臟的活兒。挑糞的筐比較淺，裡面裝滿漚好的農家肥。我們挑著糞上山，不但路遠，而且還要走那種“之”字形的羊腸小道，山路又窄又陡，所以勞動強度很大。我們不想被落在后面，在路上就使出了全力，盡量走快一些，結果力氣很快就用完了，再干后面的活，就沒有什麼力氣了。慢慢我們就發現，農民上山的時候並不是健步如飛，而是慢悠悠的，因為他們一天到晚都要干農活兒，就像長跑一樣，不能一開始就沖刺，必須要保存體力。

夏收的時候，我們到山上去收麥子，麥地離村子大約五裡路，並且是在山上比較高的地方。麥子割好以后都是一捆一捆地碼放著，往回挑的時候，扁擔一頭擔一捆。挑麥子更累，一是因為距離遠，路不好走﹔二是因為無論多遠，中間都不能休息，因為一旦把挑子放下，一捆麥子在地上一墩，麥穗就會散落，當時畝產不到一百斤，如果在往回挑的途中掉幾斤麥穗，損失是非常大的。所以，挑麥子隻能換肩，不能把扁擔卸下來休息。五裡山路，挑著麥子，經常要走一個小時，那也算是快的了。

近平當時是我們村知青裡年紀最小的一個。這些農活對他來說，真是難上加難。那時我們學犁地，雖然看著簡單，人家都是一個直線就過去了，但是我們一弄，就是歪七扭八。近平最初和我們一樣，干農活也是很不熟練，但他從不服輸，吃了很多苦之后，他干活也熟練了。我離開梁家河以后，聽到他當了村支書的消息，還是有點吃驚的，沒想到他在農村扎根了。

——王燕生《“近平在困境中實現了精神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