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選載（一）

編者按：本報記者採寫的《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2016年11月28日至2017年3月17日在《學習時報》連載后，引起巨大反響。值此採訪實錄結集出版之際，我們特按專題將其中重要內容進行編輯，分三次選登，以饗讀者。
　　1969年1月13日，我們八一學校20多名同學，背負行囊，與北京市其他學校的知青同乘一趟知青專列奔赴陝北延安農村，開始了上山下鄉的艱苦歷程。

1968年底我們辦理去陝西延川縣插隊手續時，按規定需要先到學校提出申請，攜帶學校証明去家庭居住地派出所把自己的北京戶口注銷，然后再回到學校憑戶口注銷証明領取北京市革委會發給我們幾十元錢插隊購置費。這個錢並沒有完全發到我們手裡。學校同行的有一部分知青家裡比較困難，學校革委會就扣出一部分錢集中給他們買東西。

按實際年齡，近平那一年還不滿16歲，還沒有到該去插隊的年齡。他是1953年6月出生的。我們初67屆的同學，大多都是1951年出生。近平比我小兩歲，但因為早上一年學，隻比我低一個年級，是68屆初中生。

我辦離京手續時遇到了近平。當時，我到八一學校革委會辦事組辦公室，把注銷戶口的証明交上去，負責人齊榮先老師很快把我的各種手續辦好了。這時，近平走進來，說他也要報名去插隊。齊榮先老師看上去有些吃驚，問道：“習近平，你怎麼也走啊？”近平回答說是想走。齊老師說：“你還不到去插隊的年齡嘛，你應該明年走，而且明年可能有留京當工人的名額。”那時誰都知道，留在北京生活上肯定要比去窮鄉僻壤的陝北插隊好得多，近平如果拖一拖，第二年再走，很有可能就留在北京了。但近平表示堅決要走，要離開北京。

出發那天，我們兄弟兩個是自己背著簡單的行李到北京火車站的，沒讓家人來送。近平也是獨自一人到的車站，也沒想到家裡會有人來送他，他徑直上了火車，和我們坐在一起。這時候有同學喊他：“習近平，你姐姐來送你了！”我們一看，是近平的姐姐橋橋來了。當時，火車站上到處是人，有送人的，有被送的，一片嘈雜。近平站在車廂中，橋橋大姐在車下隔著車窗望著弟弟。當時那種情況下，姐弟倆應該是百感交集，離別的心情可想而知。橋橋大姐把一包水果交給近平，囑咐他一路小心，到了那邊注意搞好生活，自己多照顧自己。近平點頭答應著，但沒有說太多的話。他站在車廂裡，沒有流淚，只是長時間凝視著他的姐姐。幾十年過去了，橋橋大姐與我談起當時的情景，近平在火車上的動作、眼神，她至今記憶猶新。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黃土地的一部分”》

我們是1月13日出發的。近平和我們幾個都到了北京站，當時一看，好家伙！人山人海，擠都擠不動。有知青，有來送行的家人，還有維持秩序的警察、軍人、車站工作人員，整個站台擠滿了人。當時，我的父母都去送我了，但因為人太多，他們沒能擠到前面去。

我們乘坐的“知青專列”能容納1000多人。車停在那裡等待出發的時候，我們心情還是很好的。有這麼多人送我們，場面這麼隆重，有點兒像去當兵的感覺，覺得還挺光榮的。可列車一開動，車上車下就是一片哭聲了，不光女知青哭，男知青也哭。因為畢竟都是些十幾歲的孩子，大多都沒怎麼單獨離家出過遠門。

多年以后，近平曾在一次訪談中回憶起當時出發的情景。他說：“在去延安的專列上，我記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個專列上沒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當時車底下我的親屬都說，你怎麼還在笑啊？我說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這兒有命沒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這不是好事嗎？我哭什麼呢？他們聽后就破涕為笑了。”

“知青專列”從北京出發，經過河南，過黃河大橋，沿著隴海線，一路到了西安。沒換車，火車又開到了銅川。抵達銅川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了。

第二天很早就起床，吃過饅頭、咸菜，之后就准備出發了。出發的時候，天已經亮了。一兩百輛大卡車來接我們，那個卡車還不錯，上面加了一個篷子遮風擋雨。我們把行李卷、箱子都放在車斗裡面，人都坐在行李上，一輛卡車能坐二十幾個人。近平和我上了一輛卡車。我們上車的時候，看到當時的情景壯觀得很：前面出發的車在環山路上排成了長龍，黃土滾滾，鋪天蓋地。

——戴明《“近平在梁家河從來沒有放棄讀書和思考”》

一下子從繁華的首都來到黃土高原的山溝裡，心理上很不適應。我們這些城裡長大的青年，雖然在60年代初期也曾多次經過學軍、農村勞動的鍛煉，但即使是在農村參加“三夏”“雙搶”支農勞動，也是由學校選擇條件比較好的農村生產隊，勞動時間很短。因此，最初對農村的認識，完全是從書本上得到的。1969年1月，當我們乘車前往陝北途中，就被沿途漫無際涯的光禿禿的黃土高坡所震撼，進入眼帘的盡是“窮山僻壤”，我們無法將眼前的情景與革命聖地、與自己的未來聯系起來，竟有同車人懷疑司機是不是走錯路了。到了公社和生產隊，看到農民驚人的貧窮，心中詫異：“新中國成立已經十幾年了，怎麼竟還有這麼窮困的地區和農民？”那時，我心中感到非常茫然和失落。

農村過“四關”，實在不易。先說“跳蚤關”，我想每一位在陝北插過隊的知青都有切身體會。剛到生產隊的那幾天，我們幾名知青身上都莫名其妙起了又紅又大的腫包，奇痒無比。由於不知道腫包生成的原因，我們也不知道該如何對付。后來才慢慢知道是“虼蚤”咬的，隨后也聽說了不少有用的或無用的應對辦法，比如，“不讓豬、狗等牲口回窯”“喝本地黃土煮過的水”，等等。我們還從文安驛買了一大包“六六六”藥粉，大量撒在炕席下以求驅趕跳蚤，但效果不彰。近平身體雖然好一些，但反應仍然很大。他身上的包又紅又大，再加上撓破的血和感染膿滲出，看上去很嚇人。為了盡快熬過“跳蚤關”，我們想了不少應對措施。首先是盡量保持窯洞裡外地面的干淨，盡可能經常掃地洒水，將窯裡地面浮土掃干淨，減少跳蚤出現的可能。另外就是在進入窯洞或上炕前抖動褲筒，把跳到身上的零星跳蚤抖掉。在窯洞裡停留時盡量離開地面，減少地面上的跳蚤跳到腿上的機會。那時你如果走進我們的窯洞，常常可以見到近平、我，還有雷榕生挽起褲筒“圪蹴”（陝北方言，蹲）在各自的凳子上聊天拉話的滑稽情景，我們認為跳蚤跳得再高，也不至於從地面跳上凳子吧。此時如果梁玉明走進窯洞，會故意抖動褲腿，說自己身上有不少“虼蚤”帶進窯洞，引起我們哄笑。這種情況持續了一年多。最終解決是搬到了大隊為知青修造的新窯洞后，周圍豬、狗等牲畜較少出現，同時我們的適應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至於“飲食關”，主要是粗糧多，我們不會粗糧細做，加上沒有油水，肚子裡總是感覺空空的。蔬菜很少，基本上是有什麼菜下來就吃什麼。那時候搞“以糧為綱”，蔬菜種得很少，土豆胡蘿卜當家，由於不會保存，爛的、凍壞的不少，也不能保証充足供應。農民們吃的菜，主要是酸菜。他們一般在秋后腌上兩三缸酸菜，有白菜、胡蘿卜、洋柿子（陝北方言，這裡的洋柿子是指青西紅柿）等。這些腌菜缸放在窯洞裡，窯洞的空氣中彌漫著一種酸菜的氣味。我們由於懶，借口“不會腌菜”就不腌，於是就沒得吃。有時就向關系較好的老鄉，如武鐵鎖、薛玉斌等要點酸菜吃。梁家河后隊的老鄉都很同情和理解我們這些知青，也從沒有拒絕給我們“挖”一碗酸菜。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70年的四五月，長期沒吃到新鮮蔬菜的我們喉嚨中都“燥得冒煙”。這時正好碰上房東張馬有家要將前一年的酸菜倒出來騰出酸菜缸清洗，准備秋冬再腌新酸菜。張馬有的婆姨（陝北方言，妻子） 過來問我們要不要倒出的酸菜，給我們拿來了一大盆。我和近平感謝之后不由分說下手抓起酸菜大嚼，直到把那一盆酸菜全部消滅掉，才心滿意足地舒了一口氣。

再一個困難就是缺油。由於沒有油，主食就吃得特別多。由於沒有油水，也鬧出不少笑話。近平說過一件“吃生肉”的故事，很多人向我求証，我回答確有其事，因為我也是此事的親歷者。1972年12月，福建莆田小學教師李慶霖給毛澤東寫信反映一些知青生活困難問題。1973年4月，毛澤東回信李慶霖，並隨信附上人民幣300元，“聊補無米之炊”。1973年下半年，延安地區革委會作出決定，對當時仍在生產隊勞動的知青每人補助200元人民幣。於是我和近平共得到了400元生活補助。有了這些補助，窘迫的生活稍微寬裕了一些。1974年的春節，我們過了個肥年，買了大概幾十斤豬肉。當時買的豬肉質量不錯，感覺肉像玉雕一樣整齊漂亮。我們那天包了些餃子，在准備煮餃子時近平說了個笑話，說在作家梁斌的小說《播火記》中有這樣的情節，主人公之一運濤說他的願望就是要用幾斤豬肉包一個大餃子，一口咬下去，“能咬出個小牛犢來”。我們又說笑道，國外有一種很嫩的小牛肉可以用刀片成薄片生吃。這次買的豬肉質量很好，大概也可以生吃。我們倆哄笑著，真的用刀試著將其中一塊凍得微微發硬的瘦肉部分小心片下來，你一片，我一片，蘸醬油膏吃。也許是餓的時間長了，肚子裡沒有油水，那一塊生豬肉的瘦肉部分竟讓我們吃完了。生肉吃完了，我們費了兩三個小時包的餃子也在20分鐘內風卷殘雲般吃光了。

說到“勞動關”，實事求是地講，我們剛到生產隊時勞動積極性都不那麼高。一是我們尚未養成勞動習慣，也不適應強度較高的勞動﹔二是一開始給我們評工分，一天隻給6.5分。那時候隊裡一個強壯勞力一天的工分是10分。而知青的工分連一個婆姨都不如。如果早晨不出工，我們就隻能掙5.2分。據了解，前一年（1968年）一個工（10分）分值隻有1角1分。換句話說，我們勞動一天掙的5.2工分也就隻值5.7分錢。一年工分1200分，就可以保全年糧錢，也就是隻值十三四元錢。所以，那個時候的勞動積極性就高不起來。當然，時間長了，近平的思想有了變化，與老鄉接觸多了，勞動也習慣了，養成了吃苦耐勞的精神，工分也漲到10分了。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黃土地的一部分”》

近平以前提到的過“跳蚤關”，這對我們知青來說，確實是非常難忘的記憶。陝北那個地方，像貓啊，狗啊，豬啊，這些動物身上都有跳蚤，它們沒事都喜歡往窯洞裡面跑，這樣就把跳蚤傳染給了人，人和人之間又互相傳染。我們6個人在一個炕上睡，隻要其中一個人身上有跳蚤，其他5個人也不能幸免。有時候我們生產隊開會，甚至一個大隊的幾十個人都擠到一個窯洞裡，實在擠不下，門口外面再坐幾個。人擠人，人挨人，跳蚤和虱子肯定是要傳染上的。

跳蚤一咬，身上就起包，痒起來非常難受，抓來抓去的，皮膚就抓破了。但到后來，我們就習慣了，也學會了防治跳蚤的辦法：燒一大鍋水，把衣服燙一燙，衣服裡面的跳蚤就都殺死了。

一開始，上廁所我們也不習慣。當地的廁所，就是在窯洞外面找個角落挖個坑，四周一擋，就是廁所了。廁所又臟又臭，冬天蹲在那裡，寒風吹得人渾身哆嗦﹔夏天，蚊蠅到處都是，所以我們在那裡，都養成了快速上廁所的習慣，方便完了就趕緊從廁所裡逃出來。像我們現在這樣，坐在家裡衛生間的馬桶上看書、玩手機，一坐就是半個小時，在當時是不可想象的。在陝北農村，洗澡也比較困難，淋浴當然沒有。冬天，我們就隻好燒點熱水，拿毛巾擦一擦身上。天氣轉暖之后，我們6個人一起到溝裡的水井旁邊去洗澡，這樣就省得把水擔回來洗了。擔水要走十幾分鐘，我們剛來，還不怎麼會挑水，為了圖方便，就到那口井旁邊沖涼了。雖然穿著游泳褲，但是村裡人笑話我們，說大小伙子還光腚，以后我們就再不好意思那麼洗了。

對於吃的東西，我們也很不習慣。不過，我們剛去的頭兩天，各自到老鄉家吃派飯，伙食還可以。我們給老鄉支付4兩糧票和2毛錢，老鄉盡量給做好的，把家裡平時舍不得吃的都給我們做上。有玉米面饃饃，有豆面饃饃，這就已經是當時最好最有營養的食物了。老鄉家裡的小孩都看著我們吃，很眼饞。當然，這和我們之前在北京吃的伙食比起來差太多了。

后來，我們在自己的灶上吃，伙食就更差了。當時我們十六七歲，正是長身體的時候，每天吃野菜團子、黑米糊糊、玉米糝子這些非常粗糙和難以下咽的糧食。有時候，我們能吃上小米飯，這就算是最有營養的了。但小米飯太干了，感覺沒法吃，一嚼起來滿嘴竄，咽不下去。我們經常吃不飽肚子，晚上睡覺的時候，躺在炕上，我們就聊吃的，越聊越餓。

到了春節，生產隊為了歡迎我們，特意弄了幾桌好吃的，並且讓全村人都來吃。那頓飯真不錯：有八大碗，有各種菜，還有炸酥雞。那頓飯吃的香得不得了，我們都驚嘆：陝北咋還有這麼好吃的東西？

正月十五過完了，整個村子裡大部分人都走了，梁家河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殘。我們當時還奇怪，人都哪裡去了？很快，我們就知道了：大部分人都出去要飯了，從這裡走到銅川、西安，沿路乞討。

我們了解這個情況后，非常震驚，心裡也很不是滋味。梁家河的老鄉，自己肚子都吃不飽，甚至還出去要飯，卻沒有虧待我們知青。這些事情，加深了我們對這片土地的了解，增進了我們對父老鄉親們的感情，更促使我們進一步認識社會的現狀，加深了我們對這個國家的認識。

石春陽的父親給我們做了一段時間飯后，我們就開始自己做飯了。我們知青有國家補助糧，每個月四十四斤原糧，其中有玉米、小米。我們把玉米磨成玉米碴子煮著吃，有時柴燒光了，玉米碴子還沒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得吃夾生的。沒有菜，大家就讓我去跟老鄉要點酸菜，我就硬著頭皮去要。因為陝北很缺菜，老鄉也很困難，他們的酸菜都很少，但是我們知青去要，他們還是會給一些，有時候能給一小碗。我把那一小碗酸菜端回來，我們六個人一人分一點，就著半生不熟的玉米碴子吃，勉強把肚子糊弄飽。

近平后來在訪談中回憶起酸菜，他說：“長時間吃不到酸菜，還挺想。”這就是那個時候留給我們的特殊記憶，因為那種條件下能吃到一口酸菜，已經是非常幸福的事了。

——戴明《“近平在梁家河沒有放棄讀書和思考”》

一開始覺得很不適應，我們畢竟都是大城市裡長大的，覺得陝北農村的生活各方面都太艱苦，太原始，什麼都不方便。現在我倒是覺得，年輕人多吃苦，多體驗，對成長有很大好處。

講到生活方面不習慣的地方，我就想起以前我在電視上看到近平接受採訪，談到“過五關”的時候，一講到“跳蚤關”，我就笑了。這是一種會心的笑，隻有我們這批人才能講出這樣的話。這讓我想起我們當時所經歷的“磨難”。近平講得非常真實，沒有經歷過那種生活的人，說不出來這些細節。

我們剛到陝北，身上就開始長大疙瘩，那時候都不知道是跳蚤咬的。這種包比蚊子叮得還嚴重，我們用手反復地撓，撓得多了就撓破了，流血。當時的被子都不像現在，是沒有被罩的，我們的白色被裡上粘得都是血點。身上的這些包，撓破了就疼，不撓破就特別痒。我們問村民，他們也說不明白怎麼回事——當地人都沒有這個毛病，北京娃娃來了怎麼就得這種病呢？

有些知青就往家裡寫信，也沒有說明白，就說身上總是起很痒的大包，家裡回信就猜測說，可能是水土不服吧。到了后來，我們才發現是跳蚤咬的。在陝北農村，家畜家禽的身上都有跳蚤和虱子，窯洞裡四面都是黃土，地面不像現在鋪地磚，當時都是壓實了的黃土地面，跳蚤在裡面很容易滋生、繁殖。而當時的生活普遍貧困，北方農村的老鄉，一年到頭也不洗澡，冬天穿著大棉襖、大棉褲，棉衣的縫裡面都是虱子、跳蚤。后來我們告訴老鄉，我們身上起的包是跳蚤咬的，他們還不相信，不停地說：“我們咋沒事呢？”其實，他們在這個環境中已經適應了，身體對虱子、跳蚤的毒素已經有了免疫力。

——王燕生《“近平在困境中實現了精神升華”》

當時插隊的時候，近平這個人比較沉穩，抗壓能力比較強。這個抗壓，指的可不僅是生活上、體力上的壓力，更是心理上所要經受的巨大壓力。

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同志受迫害、挨批斗，被下放到河南，母親當時也過著受審查的生活﹔而近平本人，成分是“黑幫子弟”，這樣一來，我們知青的兩大出路——征兵、招工，對他來說都幾乎不可能實現。所以，他要承受著比我們幾個都大得多的心理壓力，也面臨著比我們幾個大得多的困難。

我們家裡給我們寄東西、寄錢，而近平家裡因為這種情況，明顯對他的“支援”就比較少。但是，近平這個人不願意對我們說他自己的一些困難，也從來不跟我們訴苦，更不抱怨什麼，而是把這些事情都藏在心裡不說，由此可以看得出來，近平是一個多麼堅強的人，他從不向困難低頭。

近平也是一個非常有主心骨的人。他有了想法，有了思路，就一定要仔細研究，一定要把事情做好。后來，他當了梁家河的村支書，帶領大家建沼氣池，創辦鐵業社、縫紉社，我一點都不吃驚。因為，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時候，就發現他這個人有一股鑽勁，有強烈的上進心。

我們有時也去周圍幾個村的知青窯串門。那時我們閑得無聊，肚子又餓，就經常一起商議到什麼地方去蹭飯。我們說：“近平，走啊，咱們去梁家塌吃他們一頓！”但是，近平不去，他就坐在那裡看書，他說：“我就不去了，你們弄到吃的，給我帶回點來吧。”

近平一方面是不喜歡參與這些事情，另一方面他那段時間“痴迷”在閱讀和學習之中。他碰到喜歡看的書，就要把書看完﹔遇到不懂的事情，就要仔細研究透徹。當時，我並不覺得什麼，現在想起來，一個十五六歲的小伙子，同齡人都跑出去玩耍，他還能餓著肚子坐得住，能踏下心來看書、閱讀、思考，這確實需要一定的定力，需要有很強的求知欲和上進心。

——戴明《“近平在梁家河從來沒有放棄讀書和思考”》

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插隊生活，對於我們這些知青來說，主要是體力上和生活上受苦，我們像農民一樣在黃土高原貧瘠的土地上勞動，缺吃少用，甚至還要為燒柴發愁。而對於近平來說，這還不是主要的，他精神上所受到的痛苦和壓抑，比體力上和生活上受的苦更大。

黨的九大召開的時候，我們幾個知青都在窯洞裡聽收音機，當廣播裡宣讀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名單的時候，近平在特別認真地聽。結果名單裡面沒有出現他的父親習仲勛的名字。當時，近平雖然沒說什麼，但我能感覺到他的情緒是比較失落的。他這個人比較堅強，不會對身邊的人抱怨什麼，或者傾訴自己的苦悶，但是我們能理解他的心情：敬愛的父親已經受到了9年的迫害，至今仍命運未卜﹔母親也過著受審查、挨批斗的生活﹔自己和兄弟姐妹們的頭上還戴著“黑幫子弟”的帽子﹔好好的一個家庭四分五裂……這些，對於他，一個17歲的男孩造成多麼沉重的壓力是可想而知的。

況且，一兩年之內，跟他一起來插隊的知青陸續都走了。我們都是先轉回老家插隊，再從老家當兵走了，因為我們的父母都是從老家參加革命，孩子要當兵比較容易。而且當兵這個出路是非常好的——那個年代，當兵是最光榮的，社會地位也是最高的。

然而，習仲勛的問題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解決，他的家庭受到的沖擊太大了。要尋找一條從梁家河走出去的路，對那時的近平來說，實在是太艱難了。這種困境帶來的巨大心理壓力，是一種精神上的磨難，這種苦遠遠超過了體力上和生活上的苦，是我們無法想象的。

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中，近平沒有消沉。他貼近黃土地，貼近農民，下決心扎根農村，立志改變梁家河的面貌，一待就是7年。在這7年時間內，他靠自己的苦干實干做出了一番成績。

后來，近平在接受採訪時講到了剛插隊時的迷茫和后來的轉變，這些我都非常認同，他講得非常實在。萬事萬物都有一個發展過程，每個人也都有一個歷練和成長過程，沒有“天生偉大”這一說。這也就是近平所說的“過四關”當中的“思想關”。

——王燕生《“近平在困境中實現了精神升華”》

我老伴兒叫張青遠，當時是他們生產隊的隊長，每天都帶著近平他們這些北京知青到山裡去打壩，修梯田，受苦，勞動。近平干活能受下罪，吃下苦，一點兒城裡娃娃的嬌氣勁兒都沒有。

近平從村裡往地裡挑糞，那扁擔把他的肩膀磨得一層一層掉皮，出血。他就把衣服脫下來，墊在肩膀上。墊得薄了，不管事兒，扁擔還是磨得肩膀受不了﹔墊得厚了，使不上勁，扁擔又容易掉下來。沒過多久，近平的肩膀上磨出了厚厚的繭子，就不怕扁擔磨了，也不用墊衣服了。

夏天，我們這邊太陽毒得很，天氣干熱。近平身上都晒紅了，之后又蛻皮。那個苦，可不是一般大城市的娃娃能吃下的。有時候，我老伴看他太辛苦，就說：“近平，你坐那兒歇歇。”近平不歇，他說：“沒有事，干完這一氣兒再說。”結果，他又干了很長時間活，還不歇著。他這個人就是這樣，有什麼活兒都要干完了再歇著，干不完就不休息。

不到兩年頭上，北京知青差不多都返城回去了。但是，近平因為家庭政治方面的原因，走不了，他就這樣一點一點吃苦，鍛煉成了每天能掙10個工分的壯勞力。

我老伴兒很佩服他，他跟我拉話說：“你看，近平是北京的娃娃，大城市裡來的，但是干活跟咱農村人一樣，一點都不惜力。又有文化，又愛學習，又能吃苦，了不起呀。”

——劉金蓮《“近平干活跟咱農村人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