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破解深度貧困問題”新思想

習近平總書記2017年6月23日，在太原主持召開的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座談會上指出：“脫貧攻堅工作進入目前階段，要重點研究解決深度貧困問題。”這是在打贏脫貧攻堅戰關鍵時期，習近平總書記扶貧開發重要戰略思想的最新成果，標志著精准扶貧、脫貧攻堅戰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一、“破解深度貧困問題”思想的形成過程

習近平總書記“破解深度貧困問題”新思想是經過長期實踐探索而形成的，內涵豐富、思想深邃，博大精深，具有極強的思想性、理論性、指導性。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上深情地說：“40多年來，我先后在中國縣、市、省、中央工作，扶貧始終是我工作的一個重要內容，我花的精力最多。”上世紀60-70年代他在陝西延川縣梁家河村插隊擔任大隊黨支部書記7 年，對中國農村貧困問題有了深刻理解。80年代在河北正定工作，大刀闊斧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舉甩掉了“高產窮縣”的帽子。80-90年代在福建寧德擔任地委書記期間，探索扶貧理論和實踐，寫成《擺脫貧困》一書，提出了“弱鳥先飛”“滴水穿石”“四下基層”“經濟大合唱”等富有創見的思想、觀點和方法。90年代在福建省委工作期間，組織開展扶貧造福工程、向貧困村派駐第一書記等工作、開創東西部扶貧協作的“閩寧模式”。 21世紀初，在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啟動“千村示范、萬村整治”美麗鄉村建設，指出：“我們的扶貧要扶真貧，要把握貧困動態的變化，講求針對性，使投入的錢真正讓貧困戶受益。”這樣對扶貧工作的不斷探索、深化和推進，為后來的“精准扶貧”和“破解深度貧困問題”戰略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堅實基礎。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親自研究、親自部署、親自督戰扶貧工作，並把扶貧提升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政治高度，納入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進行決策部署。他在重要會議、重要場合、關鍵時點，反復強調扶貧開發的重大意義。2012年在河北阜平提出“兩個重中之重”（三農工作是重中之重，扶貧開發是老少邊區的重中之重）、科學扶貧、內生動力等重要思想。2013年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貧重要思想。2014年進一步提出精細化管理、精確化配置、精准化扶持等重要思想。2015年10月16日在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會議上深刻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主張和部署﹔11月在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系統闡述“六個精准”“五個一批”“四個問題”等重要思想，形成了系統的精准扶貧戰略思想。

2017年6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太原主持召開了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座談會上提出“脫貧攻堅工作進入目前階段，要重點研究解決深度貧困問題”的重要思想。這一重要講話，立意深遠、主題鮮明，是他扶貧開發重要戰略思想的最新成果，標志著精准扶貧、脫貧攻堅工作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二、深度貧困問題的實質

深度貧困就是“貧中之貧，困中之困”，其本質是絕對貧困，是指個人或家庭不能維持基本生存和生活需要。深度貧困地區多是老、少、邊區。習近平總書記在太原座談會上指出：“我國脫貧攻堅任務仍然十分艱巨。現有貧困大多集中在深度貧困地區。這些地區多是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發展滯后，社會文明程度較低，生態環境脆弱，自然災害頻發，貧困人口佔比和貧困發生率高，人均可支配收入低，集體經濟薄弱，脫貧任務重，越往后脫貧成本越高、難度越大。”脫貧攻堅本來就是一場硬仗，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更是這場硬仗中的硬仗，必須給予更加集中的支持，採取更加有效的舉措，開展更加有力的工作。

根據習近平總書記在太原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破解深度貧困問題是目前脫貧攻堅階段的戰略重點﹔深度貧困的實質是絕對貧困﹔深度貧困地區的貧困問題具有整體性、區域性、頑固性特點﹔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是“硬仗中的硬仗”和“必須完成的任務”。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實踐証明，深度貧困並不可怕。隻要高度重視，思路對頭，措施得力，工作扎實，深度貧困是完全可以戰勝的！”

三、堅持實事求是確定脫貧目標的思想

習近平總書記在太原座談會上指出：“要堅持實事求是，不好高騖遠，不吊高各方面胃口。”早在2016年7月20日，在寧夏回族自治區召開的東西部扶貧協作座談會上他強調：“扶貧開發到了攻克最后堡壘的階段，所面對的多數是貧中之貧、困中之困，需要以更大的決心、更明確的思路、更精准的舉措抓工作。要堅持時間服從質量，科學確定脫貧時間，不搞層層加碼。”任何事情發展都有其自身的邏輯，不能違背客觀規律拔苗助長，扶貧工作同樣如此。面對艱巨繁重的脫貧攻堅任務，雖然需要大膽創新、大膽突破，加快工作步伐，但是，所有的思路和舉措都要從實際出發，堅持實事求是、科學決策，持之以恆、久久為功。

黨中央對2020年脫貧攻堅的目標已有明確規定，即到2020年，圍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做到“兩不愁三保障”“一高於一接近”和“兩個確保”。具體說就是，穩定實現農村貧困人口“兩不愁三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實現貧困地區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幅度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指標接近全國平均水平﹔確保我國現行標准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深度貧困地區也要實現這個目標。實現上述目標意味著我國深度貧困地區和深度貧困人口與全國人民一道邁入了全面小康社會，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本標志﹔意味著我國的深度貧困問題或絕對貧困問題得到歷史性地解決，具有裡程碑意義。

深度貧困地區的脫貧攻堅戰，重點解決的是絕對貧困問題，使農村貧困人口人均純收入超過國家扶貧標准，穩定實現“兩不愁、三保障”，底線是保証吃穿不愁、解決上不起學（中小學）、看不起病、住房不安全等基本問題。各級干部要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為指導，樹立正確的政績觀，不喊脫離實際的口號，不定好高騖遠的目標，不搞運動式的東西和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在脫貧目標考核上，不能搞層層加碼。深度貧困地區，在2020年的攻堅期內，合理確定脫貧目標，保持定力，扎實推進，既不要好高騖遠，也不能降低標准，為2020年以后穩定脫貧、實現深度貧困人口逐步致富打好基礎。

四、堅持精准扶貧與區域發展相結合的思想

習近平總書記在太原座談會上指出：“區域發展必須圍繞精准扶貧發力。深度貧困地區的區域發展是精准扶貧的基礎，也是精准扶貧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圍繞減貧來進行。”深度貧困地區的貧困有其深刻的自然地理和歷史原因，是長期歷史積澱的產物。集中深度貧困地區與分散個體貧困不同，是一種整體性的、大規模的、整個區、整個村庄的群體貧困狀態，這種貧困狀態與整個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和文明發展的落后密切相關。

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是長久的發展戰略，它不同於“開發式扶貧”。自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精准扶貧”，到2015年10月提出“六個精准”的思想以來，黨和國家把過去的“開發式扶貧”轉變為“精准扶貧”，兩者的實質差異是，前者使貧困人口中的最低收入者受益，后者使貧困人口中的中高收入者受益﹔因此“精准扶貧”制度的頂層設計主要是“扶貧”而非“扶農”。所以，“精准扶貧”戰略的實施解決了一系列不確定問題：誰是貧困戶？致貧原因是什麼？如何幫扶？效果如何？這樣就清楚明白了貧困人口的底數，徹底解決了人情扶貧、關系扶貧、扶富不扶窮、以及扶貧中的腐敗問題。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農村貧困發生率為97%，基本都是窮人。通過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大多數貧困人口都走上了脫貧致富的道路。當前我國農村貧困發生率下降到6%左右，從全國總的貧困人口范圍看，貧困戶分布更加分散，致貧原因更加復雜多元化，區域發展政策對普通農村來說減貧效應逐步下降。但是對於貧困人口比較集中的地方，如國家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這些地區是深度貧困集中發生的地區，整體性貧困、集中性貧困、絕對性貧困成為深度貧困地區的特征。這種情況下，在深度貧困集中的地區，區域發展政策尤其重要。

在深度貧困地區，精准扶貧與區域發展並不矛盾，國家對連片特困地區的區域發展有明確的部署。其中與深度貧困地區有關的工程、項目、政策等，目的都是要盡快解決深度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面臨的共性制約問題。區域發展是一個綜合性的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深度貧困村庄遠離中心鄉鎮，耕地少，用水缺，道路交通差，居住環境惡劣，農業效益低，貧困人口收入低，購物、小孩上學、就醫等都要支付比一般地區更高的成本。致貧原因主要表現為生產要素缺乏、生態環境脆弱、思想觀念落后、素質能力不足、產業發展不足、抗風險能力不足、社會發展滯后、公共保障不足。

所以，區域發展是解決深度貧困地區深度貧困問題和精准扶貧的基礎性條件，精准扶貧要與區域發展相結合。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重點發展貧困人口能夠受益的產業，交通建設項目要盡量向進村入戶傾斜，水利工程項目要向貧困村和小型農業生產傾斜，生態保護項目要提高貧困人口參與度和受益水平。”因此，深度貧困地區要發揮后發優勢，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用好自然生態、風土人情等資源，大力發展特色農牧業、旅游業等，加強地方病防治，推進移風易俗，樹立健康文明新風尚，建立健全穩定脫貧的長效機制。

五、採取超常舉措破解深度貧困的思想

習近平總書記在太原座談會上指出：“要通過各種舉措，形成支持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的強大投入合力。”到2020年隻有不到4年時間，深度貧困地區的脫貧任務異常艱巨。按照常規思路和辦法，按部就班地干，難以如期完成全面脫貧任務。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要採取超常舉措，拿出過硬辦法，按照精准扶貧、精准脫貧要求，用一套政策組合拳，確保在既定時間節點打贏扶貧開發攻堅戰。”

所以，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三個新增”傾斜政策和超常舉措的重要指示：“新增脫貧攻堅資金主要用於深度貧困地區，新增脫貧攻堅項目主要布局於深度貧困地區，新增脫貧攻堅舉措主要集中於深度貧困地區。”在新增資金、新增項目、新增舉措、惠民項目、涉農資金整合、財政轉移支付、金融投入、資本市場、保險機構、建設用地指標等十個方面，加大對深度貧困地區投入支持力度的政策傾斜。

以社會各方幫扶推動深度貧困脫貧。各地要引導更多社會幫扶資源向深度貧困地區傾斜。東部西部扶貧協作、中央單位定點扶貧的對象在深度貧困地區的，要從資金、項目、人員方面增加力度。“攜手奔小康行動”和民營企業“萬企幫萬村行動”，要向深度貧困地區傾斜。動員更多社會組織、個人等社會幫扶力量投入深度貧困。

超常規思路和辦法就是要有時不我待的緊迫感，充分調動廣大干部群眾的積極性，鼓勵各級領導干部大膽創新、勇於擔當、敢於突破，開動腦筋，群策群力，採取力度更大、針對性更強、作用更直接、效果更可持續的措施，大力度推進，因地制宜，精准發力，攻堅拔寨，確保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任務如期完成。

六、激發貧困群眾內生動力的思想

習近平總書記在太原座談會上指出：“要堅持扶貧同扶智、扶志相結合，注重激發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脫貧致富的內在活力，注重提高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的自我發展能力。”愚昧是致貧的深層次原因，也是脫貧后“返貧”的直接誘因。所以，“內源性”扶貧的智力支撐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把提高深度貧困地區教育和文化水平放在突出位置。扶貧先扶智，治窮先治愚。扶貧不是簡單的“給”和“送”，最重要的是激發貧困人口的內在動力，把教育和文化建設擺在脫貧攻堅更加突出的位置。

深度貧困地區由於低素質的勞動力與貧瘠的土地資源相結合，形成低下的生產力水平﹔仍然處於交通相對封閉狀態下的小農個體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完全與現代市場經濟鏈條相脫節。由此形成了特有的貧困地區的貧困亞文化現象：對貧困聽天由命、逆來順受、消極無為的人生觀﹔得過且過、安於現狀、好逸惡勞、低水平心理平衡的生活觀﹔沒有遠見、滿不在乎、苟且度日、不求甚好、隻求填飽肚子的消費觀﹔固守田園、封閉保守、安土重遷、金窩銀窩不如自家草窩的鄉土觀﹔小農本位、重農懼商、“種田為飽肚，養豬為過年，養牛為犁田，喂雞喂鴨換油鹽”的經濟觀﹔“蹲在牆根晒太陽、等著政府送小康”的“等、靠、要”的依賴思想﹔懶散、疲沓、好逸惡勞、怕創業、“兩個月過年，三個月種田，七個月忙忙閑閑”的勞動觀等。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講：“脫貧致富貴在立志，隻要有志氣、有信心，就沒有邁不過去的坎。”“貧困地區發展要靠內生動力，如果憑空救濟出一個新村，簡單改變村容村貌，內在活力不行，勞動力不能回流，沒有經濟上的持續來源，這個地方下一步發展還是有問題。”“脫貧致富終究要靠貧困群眾用自己的辛勤勞動來實現。” “扶貧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腦袋。要堅持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理念指導扶貧開發，豐富貧困地區文化活動，加強貧困地區社會建設，提升貧困群眾教育、文化、健康水平和綜合素質，振奮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精神風貌。”

所以，我們學習習近平總書記扶貧開發戰略思想，就是要堅持貧困群眾的主體地位。要改進工作方式方法，改變簡單給錢給物的做法，多採用生產獎補、勞務補助、以工代賑等機制，不大包大攬，不包辦代替。採取有效措施調動貧困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實現扶貧與扶志、扶智相結合，弘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精神，教育和引導貧困群眾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脫貧致富。

七、發揮制度優勢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思想

習近平總書記在太原座談會上指出：“集中優勢兵力打攻堅戰，要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打贏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戰，要始終堅持黨對脫貧攻堅的領導，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巨大優勢，集中優勢兵力打攻堅戰。

舉全黨之力攻堅深度貧困。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突出體現在集中力量辦大事上。要打贏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戰，各級黨委必須堅持把脫貧攻堅作為頭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深度貧困地區黨委和政府要堅持把脫貧攻堅作為十三五期間頭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要把深度貧困地區作為鍛煉干部、選拔干部的重要平台。”他多次強調：“省對市地、市地對縣、縣對鄉鎮、鄉鎮對村都要實行這樣的督查問責辦法，形成五級書記抓扶貧、全黨動員促攻堅的局面。”中央和有關省區市主要負責同志簽署責任書，扶貧開發任務重的省黨政主要領導向中央立下軍令狀，做出了示范。這樣的責任書要層層簽訂，責任要層層壓實，壓力要層層傳導下去。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扶貧開發戰略思想，就是要始終堅持黨對脫貧攻堅的領導，充分發揮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

發揮檢查督查制度的利器作用，實施最嚴格的管理制度。習近平總書記在太原座談會上嚴肅指出：“要堅持年度脫貧攻堅報告和督查制度，實施最嚴格的考核評估，對不嚴不實、弄虛作假的嚴肅問責，對挪用、貪污扶貧款項的嚴肅處理。扶貧工作必須務實，脫貧過程必須扎實，脫貧結果必須真實，脫貧計劃不能脫離實際隨意提前，扶貧標准不能隨意降低，決不能搞數字脫貧、虛假脫貧。”嚴肅認真開展督查巡查工作。充分發揮督查巡查對於促進脫貧攻堅有效落實的制度利器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曾深情地說：“扶貧資金是貧困群眾的‘救命錢’，一分一厘都不能亂花，更容不得動手腳、玩貓膩！”他憤怒地指出：“我不滿意，甚至憤怒的是，一些扶貧款項被各級截留，移作他用。扶貧款項移作他用，就像救災款項移作他用一樣，都是犯罪行為。還有騙取扶貧款的問題。對這些亂象，要及時發現、及時糾正，堅決反對、堅決杜絕。”我們學習習近平總書記扶貧開發戰略新思想，深刻領會總書記關於陽光化管理的重要觀點，就是要始終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不斷完善制度，加強監管，堅決懲治和預防扶貧領域違紀違法行為。

集中力量在經濟社會領域辦大事。集中力量重點解決深度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以及基本醫療保障的問題。堅持因地制宜突出分類施策。對居住在自然條件特別惡劣地區的群眾加大易地扶貧搬遷力度﹔對生態環境脆弱的禁止開發區和限制開發區群眾增加護林員等公益崗位﹔對因病致貧群眾加大醫療救助、臨時救助、慈善救助等幫扶力度﹔對無法依靠產業扶持和就業幫助脫貧的家庭實行政策性保障兜底。當前，尤其要防止用低保兜底“一兜了事”的簡單做法，真正用“繡花”的功夫做好扶貧政策精准到戶到人的工作。

（作者單位：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山西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山西《前進》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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